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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宗教事務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三):對宗教事務的全面管控(上)

2016/9/14 — 9:24

習近平,資料圖片。

習近平,資料圖片。

筆者在前文指出《草案》在四方面展現較為「創新」的地方。不過,這些創新受到不同條件的制約,顯然並非修訂的重點。相反,《草案》的整體佈局讓我們看見,全面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控,才是《草案》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下文嘗試從四方面來說明:

一、全面保障國家安全的指導原則

〈說明〉指出,「關於打擊利用宗教危害國家安全問題」乃是次修訂的重點之一。查習氏執政後,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工作,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1]國家安全涉及了不同的防線,宗教也是其中之一。2014年5月,首部《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出版,其中涉及宗教滲透的部分,指出「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意識形態安全又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內容。」報告又將「宗教滲透」視作「一種文化殖民和意識形態滲透」,即企圖以西方的宗教核心價值理念取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仰和國家指導思想,「改造並同化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念、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質言之,宗教滲透極大威脅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安全,嚴重危害了中國國家安全,必須引起高度警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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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強調要「防範、制止和依法懲治利用宗教名義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第廿七條)。[3]這標示著中共的「維穩」國策,將全面提昇至「國安」層次,如何突顯國家安全因素在宗教事務管理上,自然成為《草案》的主要關注。

《草案》新增第3條:「宗教事務管理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可說是修訂的指導原則。顯然,中共在宗教工作原則中所新增的「遏制極端」,也是習近平時代所重視的。[4]《條例》原來第3條第3款「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活動」,改為《草案》第4條第3款後,即新增了「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於首項。同時,又新增「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間、同一宗教內部以及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之間制造矛盾與衝突,不得宣揚宗教極端主義,不得利用宗教破壞民族團結、分裂國家和進行恐怖活動」(第4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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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草案》又新增涉宗教內容的出版物與互聯網宗教信息,禁止「含有煽動民族仇恨、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的內容(第45條、47條)。關於加強管理宗教互聯網,更是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討論的重點之一。[5]

在罰則方面,原有《條例》只針對「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財產等違法活動」(第40條);在《草案》中則新增了「宣揚極端主義,破壞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煽動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動」的表述(第63條),大大強化了對有問題的重視。

再者,針對宗教教職人員的違法行為,原有《條例》只規定「宗教教職人員在宗教教務活動中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者」(第45條),《草案》對宗教教職人員的違法行為,更擴充為五點:

(一)宣揚宗教極端主義,煽動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動或者參與相關活動;

(二)受境外勢力支配,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團體或者機構委任教職,以及其他違背獨立自主自辦原則行為者;

(三)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接受境外捐款的;

(四)組織、主持未經批准的在宗教活動境所外舉行的宗教活動的;

(五)其他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行為的。(第70條)

新增的條款,將原來只是針對「在宗教教務活動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作了延伸與擴大,清楚表明,「國家安全」與「境外滲透」的因素,成為宗教教職人員絕對不能觸犯的政治禁區。

《草案》為防範境外勢力的「宗教滲透」,也在多方面作出具體的佈置。例如強化了接受境外捐獻管理,如規定宗教團體、院校、活動場所接受境外組織和個人不帶條件捐贈超過10萬元者,須報縣級宗教事務部門審批(第57條)。如有違反規定接受境內外捐贈者,亦須按其違規情節接受處罰(第64條)。此外,《草案》更將宗教公民參加境外舉行的宗教活動,也納入規管範圍,規定「不得組織公民出境參加宗教方面的培訓、會議、活動等」(第41條)如有擅自組織者,則由宗教事務部門會同公安部門責令停止活動,除作罰款外,更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67條)。這是中共首次明文禁止信教公民參與此類境外的宗教培訓、會議、活動。

二、全面強化政府管理宗教的職能

如果對國家安全的重視及防範宗教滲透是《草案》的指導原則,那具體貫徹這原則的,便是進一步強化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特別是基層的宗教管理工作。

〈說明〉承認:「鑒於當前基層宗教工作機構薄弱,宗教事務管理缺位等問題」,故《草案》第6條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宗教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機制,保障宗教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條件」。是次修訂重要的改變,是規定「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協助人民政府以及有關部門管理宗教事務」(第6條)。

查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時,備受推廣的廣東經驗,正是其由街鎮協管宗教務的「創新宗教活動場所管理」。[6]因此,《草案》賦予了街道辦事處對臨時宗教活動地點的成立,可以提出意見,而成立後,亦具有監督的功能(第35條)。如須舉行大型宗教活動,「鄉級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亦有管理的責任(第42條)。

此外,《條例》又從不同範圍強化了政府的管理宗教職能。例如將宗教活動場所建設納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規劃(第32條)、宗教活動場所的改建要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和工程建設等有關法律與法規(第33條)、公安機關對申請舉行大型宗教活動的角色(第42條)、將宗教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納入國家相關規定管理、將互聯網宗教信息納入相關法律法規管理、房屋徵收部門對涉及宗教界房產的徵收時的角色(第55條)、宗教事務部門對宗教團體、校院及活動場所的財務及會計監督(第58條)、稅務部門對宗教組織及宗教教職人員的稅收管理(第59條),政府有關部門亦可進行財務、資產檢查和審計權(第59條)等。

《草案》的格局,與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講話時,強調要「建構積極健康的宗教關係」有關。習氏將「宗教關係」重新界定為:「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國內不同宗教、我國宗教與外國宗教、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的關係。」而要處理好宗教關係,「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必須堅持政教分離,堅持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實施,堅持政府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7] 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也強調:要「建立健全宗教工作領導機制,做好對宗教工作的引領、規劃、指導和督查」。各級黨委要「把宗教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推動宗教工作決策部署落實到位」。[8] 在黨的領導下,將宗教事務全面納入不同政府部門的管理範圍,是《草案》建構和諧的宗教關係的重要部署。

未完,待續


[1]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3年11月12日。

[2] 蘇娟:〈中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威脅與對策思考〉,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編:《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73、81至83。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4] 2015年,中共召開第二新新疆工作座談合,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就是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禦滲透、打擊犯罪」。〈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要點解讀〉,網易新聞。

[5] 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講話,強調要「高度重視互聯網宗教問題」。〈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新華網,2016年4月23日。

[6] 邢福增:〈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評-地方工作經驗(一)〉,立場新聞。

[7] 邢福增:〈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評(四):牢牢在黨的領導下的「宗教關係」與「宗教工作法治化」〉,時代論壇。

[8] 王作安:〈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的行動指南──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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