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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願為自由左翼出頭?左翼看階級,革命與道德

2015/4/21 — 17:43

巴黎公社雖無成功希望,但起義仍然必須

巴黎公社雖無成功希望,但起義仍然必須

過去一周,周保松李達寧Rock YiuIssac毛翊宇分別在網絡上辯論上述題目。20年前,保松兄已經在英國約克大學裡和我辯論過好多個晚上,不過那是朋友之間的討論。公開辯論,要數這次了。雖然注意者不多,這場辯論,本身還是有點標誌性的。再上一次辯論,已經是1970年代了。當時所謂社會派,雖有社會主義左翼,更多是自由主義,當中混雜著左中右。混雜,其實也是混沌。當時根本沒多少人作這個區分。即使當時有人自覺為自由左翼,但多不注重從政治哲學高度去探討,更不會自覺地與自由右派區分開來。然後,1980年代起,當殖民政府開始以選舉收編所謂中產,右派自由主義更加成為顯學,顯到簡直不用再辯論的地步。35年後的2015年,似乎重演一次辯論,不過從歷史背景到內涵都大不相同了。

這次以周兄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覺得需要同其右翼切割,這是最大不同,也反映了舊民運需要來個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了。不過,他不只與自由主義右派割席。可以說,他是左右開弓,一面抨擊自由主義右派及本土右派,一面批評社會主義左翼。饒有興味的是,今天竟然又有青年人以社會主義左翼之名,出而與保松兄相辯,這在五六年前,也是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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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共證成遇上強權

自由主義左翼強調個人權利、主權在民、社會福利和多元文化,批評右翼不顧貧富懸殊,在這方面是與社會主義的主張交疊的。社會主義者沒有像保松兄所想像的,根本反對改良,只要革命。馬克思本人不排除,在當時的美國和英國,有可能經過議會道路達致社會主義。經典社會民主主義分開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托洛茨基提出過渡綱領,莫不把爭取改良作為重要奮鬥。對他們來說,革命與爭取改良並不對立。社會主義者,同自由主義左翼一樣,都爭取而且多年來確實爭取了很多改良。分別只是,自由主義左翼的路線,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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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松兄很強調「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讓各黨各派在公共面前,辯論一番吧,讓理性來說服我吧。保松兄沒有討論到革命,但Rock Yiu討論了,認為一般情況下「自由主義不接受以暴力推翻壓迫者」;如果情況特殊,則贊成革命與暴力者,有責任提出論證,情況如何特殊,足以證明革命和暴力為正義。

但這正是不少自由主義者的盲點,以為那些「極端」派別,例如本土右派或法西斯主義,其所以「極端」,是純粹出於認識錯誤。不。當財閥和高官堅決反對民主,反對福利,這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因為赤裸裸的物質及精神利益啊(做人上人的感覺肯定很飄飄然)。離開利益去講價值,實是無源之水。正因為保守主義的價值,植根於統治階級的固有利益,才變得如此根深蒂固地反民主。你希望大家理性辯論,他們卻秉持強權即公理(might makes right),而且毫不猶疑用水砲甚至槍砲對付你,你耐他何?以為單靠公共證成,可以說服財閥和高官,或者極右派,去接受民主與社會福利,接受較高稅率以及被民主監督,老實說,並無先例。或者只是卑微到希望其乖乖坐下來好好討論也難。相反的先例,即財閥官僚,以白色恐怖鎮壓要求民主與福利的工運,以政變對付議會和民選政府,則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

當價值觀找不到活生生的載體

一旦我們不是孤立看待價值,而是使之與具體社群的具體利益結合來看,就揭示了社會的階級結構。最好的主張,最理想的價值觀,都需要找到活生生的人,即特定社群,來作為自己的社會載體(social carrier),才能抗衡並克服保守勢力的反撲 – 除非你相信單憑念力,就能夠讓價值觀戰勝國家機器及金錢力量。我們要問,個人權利、主權在民、社會福利和多元文化,今天在哪裡找到它們的社會載體?財閥?當然不會。他們只會幹相反的事,因為他們是損人利己的價值觀的社會載體。中小資產階級?他們一聽到福利,一定耍手擰頭。中產階級?香港的主流泛民,就是中產階級政治,他們三十多年的全部歷史,是支持派糖,但反對福利國家。數來數去,只有在工資或個體勞動者(包括體力和腦力)以及前途未卜的青年,這種主張才多少得到支持。

也只有大力發動勞動者的運動,這種主張才能戰勝財閥與官僚的統治聯盟。但後者決不是吃齋的,他們一定發動反攻,甚至製造白色恐怖。反過來,除非束手待斃,如同1933年德國所有自由派或左翼政黨一樣,否則,有所作為的政黨,往往被迫反抗。這時,自由主義的朋友就陷入兩難:這不就是階級鬥爭了嗎?這種鬥爭,不就是撕裂社會,要麽造成白色恐怖,要麽造成革命嗎?但自由主義既不能支持白色恐怖,更 – 誠如Rock Yiu所說 – 不能支持革命,所以…所以為免陷入這種兩難,最好就先不要發動勞動者運動。或者發動了,最好臨時取消。怪不得1989年6月7日支聯會宣布取消大罷工。也怪不得大陸自由主義者,恐懼勞動者運動的興起,甚於恐懼一黨專政。然而,這也注定了,自由主義左翼找不到自己的社會載體,也就無力與大財閥及官僚抗爭了。這時也就宣布了自己的死期,因為法西斯主義是不會同你講道理,講溫良恭儉讓的。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同樣是敵人。

當然不一定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會這樣軟弱無能。但如果有自由主義者站在反抗運動一邊,他也就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階級調和的立場了。

洛克是革命者 – 啊,你不知道?

不過,說自由主義是階級調和,或者反對革命手段,也不盡然。其實,後期的自由主義才如此。早期的不是。歷史演變中的自由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18世紀的自由主義,代表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向舊貴族發動鬥爭。他們當時絕對不階級調和,而是階級鬥爭的。因此,對於暴政,不只不反對革命,而且很主張革命。與Rock Yiu所說的相反,自由主義宗師認為,人民對暴政有革命權利,且是自然權利,不需再經過什麼論證。洛克在《政府論》下篇(224-5節)就講得很清楚:「如果人民陷於悲慘的境地,覺得自己受到專斷權力的禍害,……一有機會就會擺脫緊壓在他們頭上的沉重負擔。…我的回答是,…對於統治者的失政、一些錯誤,人民都會加以容忍…。但是,如果一連串的濫用權力、瀆職行為和陰謀詭計都殊途同歸,…則他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

美國獨立宣言又是怎樣說呢?它說:「當…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誠如獨立宣言所云,「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能夠改良即盡量改良,但如果已無改良希望,則革命是最後手段,怠無疑問。和革命對立的,不是改良本身,而是改良主義,即根本放棄革命權利,要人相信漸進改良必使資本主義根本消除階級矛盾。如果消除不了,又如果人民起來反抗,不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統治者,而是人民 – 這才是改良主義。

歐美的代議民主制,沒有幾個單憑公共民主商討然後制定出來,大多是經過革命。只不過,革命產生出來的新統治階級,事後都會忙忙開動宣傳機器,要人民忘記革命 – 不然,下次革命就會對準自己了。早期的自由主義,也從此轉軌,改為支持建制了,轉為主張階級調和了。從這時開始,他們也背棄了自己的宗師。

事實上,早期的自由主義往往比後期的更加勇敢和意志堅定。關於革命學說是如此,關於階級鬥爭學說也一樣。階級鬥爭學說根本不是馬克思發明的,而是比他早的法國歷史學家基佐(Guizot)所倡導的,並運用在他的《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兩書中。

革命權無需辯證,但這個權利之具體運用,何時何地運用,如何運用,的確需要小心,真真需要論證。在經歷過文革之類的假革命之後,尤其需要。誰以為隨時隨地都應該運用革命權,不是革命唯意志論,就是狂妄之徒。至於像本土右派那樣的暴力,更根本與革命無關,只是義和團的盲目暴力排外而已。反過來,如果像Rock Yiu那樣否定革命權,不只拒絕繼承真正的自由主義道統,而且自我矮化為臣民,也永遠無法有效對付暴政。

國家機器是階級中立的?

表面上看,避免階級鬥爭,是有方法的,就是以政府去調節階級對立。這也是後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所鼓吹,並為後來的自由主義左翼所模仿。但這首先假定了政府是階級中立的。可惜這個假定沒有事實根據。當各國都出現一兩百個大家族控制了國民經濟命脈之時,金錢萬有引力早已把最大的政府,吸納到自己的軌道上,使之繞著自己來轉了。如果說二戰之後,歐美能夠有福利國家,那根本不是政府先行介入,力挺工運的結果。恰恰相反,那是強大工運在戰時及戰後向統治階級挑戰的結果。

正是工運的衰落,導致列根和戴卓爾能夠在1980年代全面反攻,逐步消滅福利國家。再加上2008年以來的大衰退,歐美各國面對的,正是慢步回到三十年代。希臘則走得更快,實際上已經回到1930年的德國了。希臘統治階級借下的錢,卻要普羅大眾償還,實在無恥;德國自己曾經因為債務而破產,導致法西斯上台,但現在為逼希臘還債,不惜讓希臘重蹈自己的覆轍。這不只是政治短視,而且更加無恥。

馬克思主義無道德論?

這又牽涉到關於「政治與道德」的議題。關於「馬克思主義是無道德論」的指控,由來已久,不過,實無根據。其所謂根據者,就是如此論證:馬克思主義既然認為「歷史有客觀的發展規律,那麼根本沒必要糾纏於道德爭論」。的確有自稱馬克思主義者這樣認為,特別是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系統者。最有名的是法國共產黨的阿爾都塞(Althusser)。

凡認真讀過馬克思本人的著作,都知道他繼承了啟蒙時代以來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道統,認真看待「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原則,也正因此,他譴責一切辱沒人道的壓迫,剝削以及濫用暴力,並最終投身於勞動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他的《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更加初步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和人道主義。

然而,阿爾都塞卻在1960年代,斷然說有兩個馬克思,而「成熟的馬克思」已經根本否定了「年輕馬克思」,所以馬克思主義不只與人道主義無關,而且根本反人道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揭示出,社會結構的演變規律,則人自然無所謂能夠有自由意志。既然如此,則自然無所謂道德選擇。

問題是,阿爾都塞的解讀正確嗎?是斯大林主義/共產黨,能真正代表馬克思主義嗎?不能。他們曾經財雄勢大,但不代表其自稱的馬克思主義,是本來面目的馬克思主義。一直以來,都有被稱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或「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既批判資本主義,也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蘇中陣營。對於阿爾都塞的兩個馬克思論,一開始就被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所反駁。佛洛姆(Erich Fromm)寫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一書,強調前後兩個馬克思的一致性。曼德爾寫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指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何為其人道主義及其對人的異化(alienation)的批判,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學及經濟學基礎,也提供了堅實的階級基礎。比較近一點的著作,是舍文(Howard Sherman)的《馬克思主義再發明》(The Reinvention of Marxism),其中一章專論人道主義與道德觀,批評了阿爾都塞那種容不下道德與人道主義的「純粹科學觀」(畢竟,這種純粹科學觀,不限於斯大林主義,也充塞於西方學術界及政界)。且不說,關於「歷史規律」的「科學」,例如什麼「五個社會階段論」,都是假冒馬克思之名而偽造的。其次,舍文質問,難道指出了人的行為(或不行為)背後、存在社會歷史因素的制約(或助力),就等於說人喪失了自由意志嗎?兩者如何相干?

為人道主義立下科學基礎

在這個質問之上,我也想補充:馬克思本人,在論述1871年巴黎公社的時候,一面指出,當時的局勢以及巴黎工人階級力量,決定了的起義幾乎必敗,但馬克思沒有說,啊巴黎工人,你們服從歷史規律,放下武器吧,任由德國軍隊佔領巴黎吧;相反,他強調,為何他們的起義還是正義的,因為即使失敗了,他們的偉大反抗精神,教訓了統治者;其所實踐的社會主義綱領,也為將來的成功留下寶貴經驗。

香港去年的雨傘運動,雖無此歷史高度,道理也多少一樣:整個政治經濟力量對比,早已決定了雨傘運動不可能成功打敗831決定,但任何左翼,當時都應該全身投入,為什麼?無他,只為大大伸張普羅大眾的正義和道德,教訓統治者,鑄造自己的反抗道統而已。

有關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討論,到了1980年代,更出現百家爭鳴。最近一本捍衛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左翼著作,是Paul Blackledge的Marxism and Ethics,也是我自己打算短期內閱讀的一本書。總之,任何人討論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或「無道德觀」),都要首先自問: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本來面目那種嗎?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吸收了自由主義好多好東西。那種認為兩種思潮,絕無交疊之處,不是幼稚,就是斯大林主義死狗。反過來,自由主義左翼如果希望找到其價值載體,以實踐其價值,其實也需要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習。

無論如何,在兩種思潮之間,可以而且應該有真正的公共證成。而今次辯論,不只無所謂誰勝誰負,反倒是公共證成的示範呢,因為保松兄以及一眾辯論參加者,都顯示出高質素的思辯態度。與義和團式的喝罵,誠屬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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