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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護照國籍 — 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

2015/1/15 — 11:49

作者指,今天很多拿着特區護照者,充其量只以之顯示自己的特區人身份,亦即視之為一張旅行證件,一如持有的其他國家護照。(資料圖片)

作者指,今天很多拿着特區護照者,充其量只以之顯示自己的特區人身份,亦即視之為一張旅行證件,一如持有的其他國家護照。(資料圖片)

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最近提醒港人:可以看看自己的特區護照,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話,可以申請放棄中國籍。這句話,很有點六、七十年代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給東南亞歸國華僑一條「來去自由」的活路政策一樣,十分寬鬆。

類似的話,亦曾在另一迥然不同的環境裏出現過。六、七十年代,美國極右派不滿其他人批評當時的越戰政策及其他國政,遂發明了一句話:「這是美國,不愛國的請滾蛋。」不是寬鬆,而是絕不寬容。這句話換一個字,意思就跟魯平說的差不多。所以,魯平到底對港人是十分寬鬆還是絕不寬鬆,筆者猜不透,不諳共產人那種辯證說話術故也。反過來說,魯平那句話也顯示他雖當了多年中央派港高官,其實也不很明白香港人。此點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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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只看護照「好用與否」

港人與陸人的一個有趣分別,在於表達愛國的方法。陸人愛國,比較外露,生意人商務言談之間,大小幹部演講應酬之際,愛國二字常常提到,感情甚或溢於言表。港人則相反,對諸如愛國、身份、認同等概念的感覺表達,一般比較含蓄,只在話下。大陸經濟創奇之後,陸人漸多以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為榮。反觀港人,從殖民時代起,除了一小撮高等華人之外,鮮以護照代表自己的國家認同;今天很多拿着特區護照者,充其量只以之顯示自己的特區人身份,亦即視之為一張旅行證件,一如持有的其他國家護照。設想:假如其他不變,讓港人以特區護照一對一換一本大陸護照,願意者連左派愛國派在內,恐怕亦百中無一;但那並不證明港人愛港超乎愛國,而只反映特區護照比大陸護照「好用」,持之免簽證可到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數目多得多;持大陸護照能到的免簽國,最發達的,除了一些中東產油國就是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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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假如其他不變,讓港人以特區護照一對一換一本(正印的那種)台灣護照,則相信不少港人會「心郁郁」,原因之一是,給台灣免簽的國家和給香港免簽的國家數目差不多(124 : 133),發達程度亦相若,但自今年11月起,美國給台灣護照免簽待遇,足令不少子女在美讀書生活的香港家長恨之而不得;然而,你能說這些人不愛中國香港愛台灣嗎?也不見得。總之,絕大多數香港人會認為,我認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跟拿什麼護照或身份證明文件關係不大。這種「超然物外」的港人心理,魯平不明白。

魯平不要「貪口爽」

身為中國官員,把太多國家民族感情因素放到護照等身份證明文件上,其實很危險。大家知道,中日兩國之間,一本大陸護照和一本日本護照的地位不對等。北京對西方發達國不給免簽待遇,唯獨對日本則分外寬鬆,日本人持該國護照可於十五天內自由進出大陸;可是,中國人持大陸護照到日本則無此優待。若此「喪權辱國」事在大陸廣為人知,則9月份外交部門窗被砸的機會很大。然而,那會是十分幼稚的行為。所以說,魯平不妨實務點看問題,不要再拿護照說事,那不一定很有智慧;更不要貪口爽,隨便拋港獨帽子挑動港人情緒,激化港陸矛盾,替兩地領導人添煩添亂,那就很不負責任。

現時港人當中最不認同「中國」的,不是1949年南來的第一、二代大陸移民,而是九七之後、紅(區)旗下長大或出生的青少年;他們很多不滿現實,有些因而懷舊,有些覺得今不如昔,怪罪特區政府和北京之時,少數人亦可能產生對「中國」的疏離感和排拒意識,但這都還遠遠不是所謂的港獨立場。如此,任何人提出無行為根據的港獨指控,都是誹謗;雖然,站在民族立場,就港人的排拒意識表達一種焦慮,無可厚非,但是,更重要的是找出真正原因,方能解決問題。

其實,「避秦」世代的中華情結無比強烈。大家看過史家余英時的自述,當可記得他當年目睹華夏五千年文明即將全面坍塌之際的那種失落,簡直怵目驚心;年輕余英時之嘆,其實是那一整代南來港人的同聲悲嘆。跟着那些年,毛氏誤國,生靈塗炭,港人無不以其卑微經濟能力,無償接濟大陸親朋戚友,間接替共產黨抵罪消災凡二十年(反而是當年左派很少接濟大陸親朋,因為那樣做等於承認領袖的政策錯誤);但是,換來的,卻是港人今天在京官面前的動輒得咎,以及一些諸如「飲東江水猶忘恩負義」的強詞奪理指摘。對此,我們這一輩多的是傷感,年輕一輩多的是反感(後者也許還欠華夏文化薰陶, 「恕」的觀念比較薄弱)。這種反感,在思想霸權的粗暴對待之下,的確可能導致分離意識、港獨苗頭。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是年輕人本色。若真的到了那種局面,是誰之過?

惡意演繹「港獨」有害香港

近代史上的同種族分離運動,如美國獨立運動、中共當年成立蘇維埃政權、今天的台獨等,都是既腐朽又兇殘的當權派逼迫出來的,無一例外;外來勢力縱有,亦不過是推波助瀾的次要因素,只不過當權的往往倒果為因,把分離意識說成是由外力支配,一面逃避歷史責任,一面繼續腐朽兇殘(若左派朋友不同意這個看法,建議重溫毛的內因外因理論;毛講的是歷史規律,不是形式邏輯,後者導不出內因外因哪個更根本)。所以,若有這麼一天,香港真的出現獨立運動,要檢討的首先是北京近幾年的極左治港政策,以及執行此政策的中聯辦前、現任官員和歷屆特區政府。

因此,現時所有關於港獨的指控以及隨之而來的惡意演繹,都是有害香港的,應該停止。官員們討論的,應該是香港人對「中國」的疏離感和排拒意識到底到了什麼地步,為何如此,如何挽回。為此,筆者特地提供一個北京和本地當權左派都能明白的觀點和看法,其他讀者也不妨參考。

結合馬列經典理論和香港實況,可知「香港人」已初步具備成為一個少數民族的各種條件。這並非危言聳聽。斯大林於1913年,即俄國革命前四年,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對「民族」這一概念給出完整定義,是為馬列理論中的第一次【註】。當時的情況是,沙皇治下的帝國邊疆地帶,出現多個民族主義運動,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共前身)必須就現象提出看法。然而,斯大林這個理論直接指導了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由中共推動的「少數民族識別」工作,因而具有現實中國意義。斯大林強調,「民族」不是「種族」,也不是「部族」,同文同種的,也可以是不同的「民族」;相反,不同的種族,最終也可以結合成一個「民族」。他替「民族」這個概念給出的定義,包括四個必要條件:一、有統一的語言;二、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民族」概念需四個必要條件

條件一說的「統一的語言」,指母語而不是官方以行政命令確立的一種共同語。這裏,斯大林只提語言、不提文字,因為有些民族有語言而無文字,亦不應妨礙其成為民族。按此條件,「新加坡人」構不成一個民族,因為內部有三大不同母語的群體;新加坡因此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新加坡人」不過是該國公民的統稱。香港的日常語言基本上統一,可稱為港式廣東話,夾雜了英語、美俚、大陸和台灣普通話的若干辭藻和句法,以及少量日語漢字詞,混雜程度很高,但還未及標準日本語。港人這個日常語和大陸上的各種漢語有多相近不是問題;要點是,港人當中,在這個日常語群體之外,沒有其他具規模的日常語群體(香港的印裔、南亞裔,群體太小,暫且不論)。

條件二不言而喻。條件三,香港也具備了。香港是一個放射型的自由經濟,和大陸不同。大陸改革開放特別是「入世」以來,其經濟性質和香港趨同;近年因特區政府推動港深經濟融合,逐步放棄小政府自由經濟模式,亦會產生趨同效應,大家可視之為當局為弱化條件三的一種趨向;但無論如何融合,香港在經濟管理、企業文化、商業法、運作守則、商業道德觀念、以普通法處理財產糾紛等方面,大體上仍是與大陸南轅北轍、品位不同。

條件四,香港人亦符合得相當貼切。社會文化方面,無論雅俗,長期以來,大陸俱對香港着意排斥,視港人文化為「腥(香)風臭雨」、殖民地奴化思想、西方腐朽意識產物。政治文化方面,更牢牢築起各種防線,包括邊境印刷品查禁、互聯網上的防火牆過濾,等等。過去,這種官方主導的排斥是單邊單向的,只是大陸排斥香港,香港卻容許大陸那套思想文化自由進入,港人接不接受是個人選擇;對此等排斥,老一兩輩的港人逆來順受,並無特殊反應。不過,新一代就不同了;最近的光復上水、反蝗、反國教、反赤化等運動,他們既當前鋒也當中堅,把香港和大陸之間的文化心理排斥變成雙邊雙向,雙倍深刻。

如果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港陸之間的文化心理異化,有幾個里程碑:第一是1842年清政府割讓香港給英國,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英式殖民地文化以少數身份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固有文化成為「多數人的次文化」;第二是1949年大陸解放、走上中共一黨專政道路,以馬列毛意識形態價值觀全面徹底取代中國文化,割裂以至剷除了與香港大多數人之間的固有文化紐帶,遺害於今未止;第三是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現以「獅子山下」為標誌的本地意識;第四是1997年的去殖回歸,但其文化心理影響比較有限(舞照跳、馬照跑);第五就是2000年以後明顯浮現的「香港核心價值」觀念和保衞這些核心價值的本土運動,那是因應政權漠視港人感受、大手推動兩地融合而產生的反作用,最深入人心。上述整個過程裏,港人大處完全無咎,北京卻曾犯下大錯。

硬實力撐場於事無補

在這些里程碑下面,是隨着外間事件不斷發生、每天每時都在港人心理上出現的微小變化,把「香港人」推向或推離斯大林意義上的少數民族形態。舉凡特區政府在某事情上的表現、鍾民調發放的每一個數據、溫家寶的一些話、大陸經濟的狂飆、京奧熱、毒奶、神九、李旺陽、王谷薄事件、上水、國教、釣魚台、這幾天的美國大選與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的對比,等等,或正或負,在在起着點滴作用。

當然,在文化心理層面看港陸之間的關係,排斥和異化只是一個方面,共同點還是有的,特別是如果我們不狹義地理解「中國」為僅僅的「政權中國」,而是站在同一個華夏文化屋頂之下看事情。「香港人」異化為一個少數民族並無特別好處(難望可從北京手上得到更多社經方面的寬鬆),站在中華民族統一的立場看,卻是有危險的。大陸處理少數民族的往績不佳,像十九世紀末葉的沙俄處境一樣,邊疆上的民族都滋生了獨立運動:藏獨、疆獨、蒙獨、台獨;希望下一個不是港獨。但是,人心如何走向,是一個軟實力問題,北京要用適當的高超的軟實力長期解決。在大陸要開展政治改革開放,在香港要收斂對港人的跋扈囂張,凡事不強加於人,則或可慢慢收復失地;但出動解放軍巷戰軍演、放任京官出場示意「請滾蛋」、強推無說服力的國教,等等,都是軟實力見底、硬實力撐場的表現,絕對於事無補,不信可以問問那些香港新一代!

 

【註】這篇文章收錄在《斯大林選集》(上),197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網上有,題為「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文章很長,還討論了少數民族是自治還是自決、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的關係等,在今天的中國意境上還有參考價值。

原刊於 2012年11月6日 《信報》,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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