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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無力者的暴力及制度暴力

2019/9/15 —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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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抗者暴力抗爭                            

反抗者暴力抗爭是危險的,如果革命作為一種對於暴力合法性的命名的話,又廉格又格外暴力。因為當他們施行時,此種方式令自己邊緣化,根本沒有可持續性。即使有很多人會認為暴力是一種反制或是對抗性的,然而,因為施行暴力的場境很多時不會為理性所操控,而很多暴力在當場是沒有必要的。如果暴力是為了應對他者(即使是對抗公權力)的暴力,就會墮入一種暴力的自然狀況中,或甚是榮譽法則中。

自然狀況中,公權力是被抽空,不存在或不介入的,因此每個人要確保那非常脆弱的生存權利及私有財產。而令大家活在脆弱,粗暴而沒有保障的狀況中。而榮譽法則則存在於部族社會或是公權力經常缺席的狀況下,而榮譽法則的勝利者,當然有著公眾的認同及默許,但同時也是脆弱的。法國大革命中,政治問題在公共理性及討論的無能,而政治人物卻要處理革命後的秩序,異見,階級的矛盾衝突,及個人榮譽的問題,卻依賴革命中成就了的的武力及公安系統,來解決及消滅提出問題的人,及妄圖建立看來高度一致而不失榮譽的秩序,卻使法國共和民主化的過程,再推遲多一百年才可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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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隨時隨地為我所合用對抗權力壟斷一方,如果是為了赤裸地彰顯公權力或公共機構那不公義,並且希望向大眾呈現出來,這武力或暴力不單多餘,而且使民眾樂於站在暴政極權的一方。不要忘記,民眾的思想是直觀的,太多時候寧願選擇單向度的思考方式,最終維護壟斷武力使用權一方,以保護法治提供的公共安全保障,他們寧願返回保守的思維或心理狀況,都不願意與施行暴力者豪賭對抗的勝利,同樣,支持勇武者在建立論述合法性時,首先卻是消費並感受義氣及同仇敵慨的快感,而當武力事年呈現,卻在被壟斷的大眾媒介中,呈現出超乎反抗需要,或甚是傷害無辜者,而合理性再一次在公眾之間被動搖,而施行者甚至要再一次用合理化甚至是扭曲的手段,把合法性說過去,而不見支持者的保守性,恐懼自然狀態的回歸,或不希望反抗行動變得不可預期,而選擇離開及分割。

而暴力的疊加當然是不設底線,這就是以暴易暴的邏輯,似乎在操作暴力的過程中,沒有對公共性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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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和平抗爭是需要時間,建立大眾的道德感,要經驗挫敗,及很多次不公義的呈現,而在很多和平抗爭的例子,委可悲的是,都需要非常多性命,人權,個人利益的損失,甚至是印度次大陸及南非,到今日非暴力抗爭都伴隨著內戰(印巴二次內戰及當今的衝突),南非對於白人的仇恨及現仇的治安,復和問題,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更大的勇氣。但卻是建立公民社會需要的陣痛。

二,當制度暴力要求你「和理非」時,你們就必須小心

這種以仇恨,暴力與悲情,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國家,如果那些人,來和你說和平理性非暴力,都是為了制度暴力的維持。因為這個系統是壟斷了貨幣,暴力的合法性,法治的闡述性,以及資訊的開放性。

Strecker 提出了社會權力的模式 (Strecker, 2006)。當中,權力有二個概念,一個是壓制性的權力,一個是執行者通過自已的決策聯絡別人的行動能力,即為「機械性的,策略性的權力」,其執行方向是管理主義,官僚性的「管理性的權力」。而此管理性的權力卻是不使用顯性的權力,不需要明顯的出動軍隊指揮,而在官僚及管理系統中謍造一種獨立於被統治者(人民) 的服從意願,但軍隊在必要時可以威脅不順從的官僚。另外一種暴力是「本質性的暴力」,這意指以執行為方向的壓制性權力,軍警可以以信息的高效率,來止息人民信息效率比較脆弱鬆散的信息,而比人民有更大的效率組織動員。當然,電視台及電台也是以信息的高效率來壓止人民信息的公信力及正統性。在這種狀況下,此種權力的表現為「機制性為基礎的,且為高度效率的權力」,它施行出來的效果,可以引致官方不需要赤裸裸用及強制性的手段,就可使人民依自由意志去追隨,而且官方可以以「人民的名義」,「被統治者的同意」的原則,對於自已的權力提供了自己的基礎。因此受到「人民手中的活生生的權力」之庇護。

在這裡,人民的信息接受,可能因為信息提供者的有意呈現,扭曲或甚是引導,在信息不平衡的情況下,官僚者及管治階層有意喚起人們有可能返回「自然狀態」的原始恐懼。並以公權力,或甚是制度的暴力方式,或是公權力不介入衝突制造了類似自然狀態的情況,使民眾在信息從根刺本上就是不平衝的狀況下,接受了被處理過的,或是被扭曲的信息,人民因為不想回到自然狀態,為了應付這種虛擬的恐懼,而令他們隨先由意志的選擇服膺管治者設計的權力秩序中。而最大的問題是,信息的權力,人民比起官僚組織,永遠都是非常脆弱,人民在共同行動那稍縱即逝的一瞬間,一起聚集共同示威,反抗的人們各自散去了,或是不離開了電子平台,被動的投入了半官方或官方的信息場域中,就會隨之消失。(Arendt, 1952) 街頭的另一邊發射了一顆子彈,就可以把人民的信息權力打散,這時,人民為了爭取及維護信息構通的權力,而報紙的暴力,或是以革命,戰爭還擊。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暴力的反擊即使成功,人民都想儘快把半自然的秩序,返回權力的秩序,戰場及街頭的權力轉移成議會的,另一個官僚的秩序中。除非,人民可以建立到限制公權力無限擴張的權力,Arendt以美國為藍本,認為憲法在執行時不會限制民眾的權力,人民就可以使信息維持長期的遞增,然而,在美國革命,到昭昭天命,南北戰爭到二十世紀的公民社會建設,憲法及體系都在暴民政治,統治者權力過大,階級不平等的貧困,及不同族群不平等的阻礙中跌跌撞撞。公民社會仍然需要非常多的時間才可成為完成式。

因此,當制度暴力要求你「和理非」,必須小心,他們要求人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固然在理性上成立,但是他們在此種信息限制人民的,信息不平衡乃至引導的狀況,使大家先失去了討論事實,公理的公共空間,而沒有公共討論環境之下,所接受的一切道德律令都有缺憾的,尤其是大家都不準備,或是沒有空間,理清事件的脈絡,因果,理念,乃至在價值理解辯論中作出比較及競爭(最著名的是社會穩定,權益,人權,及自由的價值比較)。而直接因為人民的名義,為人民作出最具道德名義合理性的號召,官僚及管理者獨立於人民賦權而替民眾採取決策及法令,才是以最大權力及暴力,打碎一切開放社會中公民理性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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