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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國家形成

2016/3/6 — 16:24

香港近年的警民衝突越來越嚴重。批評者多以警察為國家機器的切入點,將警員的身份單純理解成政權命令執行者。姑勿論有關將警察和政權連成一線的說法是否過份簡化當中的權力關係,警察在國家形成中擔當的位置可能一直超出大家的預期。放諸香港,擴闊對警察的想像或有助打破一些常見的迷思,以及開闢出新的運動空間。

不論犯罪偵查或預防,還是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問路調停的雜務,警察於現代社會擁有一個難以替取的位置。而警察支持度於雨傘運動前相對於政府支持度的落差,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市民對兩者的感知並不一致,將警察和當權者連成一線的說法並不能準確反映事實。有些情況下,警察對一個新政權的構成,可以扮演一個更有影響力的角色。

現代警察概念其實比大部份人想像的短得多,於十七世紀中葉才興起,源自當年的法國的lieutenant générale de police。 當時甚至有文獻記載法國人到訪倫敦時,嘲笑英語中連警察一詞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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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勢易,對照今天的香港,普羅大眾仍然普遍存在一種謬誤,即警隊是國家為了維持社會治安和鞏固權力所建立。可是翻查歷史,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謂比曾主席與梁議員的關係更耐人尋味。

學者如Loader、Emsley等指出,十九世紀時歐洲國家的邊界與身份認同建立過程中,警察的角色相當重要。警察於當時社會功能上或類似半軍事式的「憲兵」 (gendarme),於近代不少曾受法國帝國時期影響的國家如法國本土、比利時、奧地利等國家依然以gendarmerie的形式存在。剛剛經歷恐怖襲擊的巴黎現時主要車站中巡邏的便有很多屬於此類別。他們於十九世紀時將當時散落在鄉郊的農民區分,鞏固國界概念,並直接影響了現代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主櫂國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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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關鍵情況的取態亦可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例如法國拿破倫一世便在眾多警察功能組織之間採取了一定的離間政策,以達權力牽制作用;對岸的台灣在日治時期後的保甲制度對鄰里關係及本土身份構成有積極影響;西班牙警隊於第二共和國與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的內戰中沒有站在保護已有政權的一邊;另一邊廂在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又可以在幾近沒有警隊有效阻止的情況下逼使時任總理退位,並建立警察國家:一個在極權下常見,警察可以肆意運用權力執行政治任務的國度。

以上種種,對時下的香港都甚有啟示。當權力缺乏制衡、公民權利受打壓、被失蹤、被自首等荒誕事件無日無之,以至命運自決、全民公投等前途議題被帶到主流討論時,到底我們對警察的想像是否過於單一狹隘?

而一直以來警察為國家機器一說又是否變相限制了行動目標,甚至以標籤效應加深了敵我意識?有志者在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上可嘗試於此處著力,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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