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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謬《反抗者》及今天香港人「自由之夏」反抗反思

2019/9/12 — 11:53

卡謬《反抗者》中譯版

卡謬《反抗者》中譯版

根據卡謬的定義,我們就是反抗者。而反抗者有幾大特徵,一,我們視反抗為生命中最大的善,二,從之前說是的狀況,改變成一個說「不」的的狀態,當我們看見有些界限已超越了,我們突然醒覺,「這種情況持續太久了」、「到目前為止還可以接受,再超過就不行了」、「您太過分了」。三,拒絕一種過份的狀態時,形成一種模糊的正當權力,覺得自己有權,依信念去採取行動。自發的投入去涉入不言自明的價值判斷。放下保持沉默的狀態,而改變成爭取比較好的涉入行動當中。拒絕乖乖接受命令。四,有一種豁出去了的心態,一是「既然都如此了……就接受」,一是要不爭取「全部」,否則就「什麼都不要」,而反抗者「全有」或「全無」是不同獨立個體的訴求,卻挑戰了「個體」的概念,一方面,有人因為一種深沉的衝勁,毫不保留投注,乃至犧牲自已的前途,乃至個體的整全,乃至生命及受害,就表現了在不同反抗者個人命運之上的善上,而將之置於一切,包括個人命運之上,超越個人,使孤獨的境地被命運之上的善中抽離。

當下香港的反抗運動滿足了四大的元素,因此我們會與陌生的人組織行動,對不會有任何關係的人建立一種個體命運之上的共同體關係,為保護一樣存在於我們之上的永恆之物,或是永恆之善,我們是為了所有同時代的人,一起進行反抗行動以作守護,大概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一個意思。孫中山引用光復,是起源一個模糊的,復回古代漢族國家(明朝及之前的道統)的願景:「驅除韃虜,光復我民族的國家。」章炳麟也有同樣的說法:「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他們對於宋明二朝漢人國家的的過度理想化,而忽略了二者都因為君主獨裁及特務專政而覆亡。用於香港,可能都是一種想像的,理想化的殖民時期而忽略了法治及自由穩定的光明面外,卻隱隱存在對付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的緊急狀態法,軍警控制及行政主導霸權這些英殖時代最惡劣,剝奪港人自治的殖民者專制結構。時代則是面向一整個時代的革命,不論是1968年布拉格,法國及美國,或是2011之於阿拉伯,或是5年前之於雨傘運動,或是2019年9月今日的狀況。瓦楚里克在二千字宣言對過往的情況說不,而解說捷克人民在當時同時代的消沉狀況 :

「多數人因此對公共事務失去了興趣;他們只在乎他們自己,只在乎自己的錢包。而更糟的是,在如今的環境下,錢也靠不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已不再友好,人民已不再熱愛工作。總而言之,如今我國國民的心理健康乃至人格都墮落到了崩潰的邊緣。」而要求削弱官員的專制,緩和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困,扭轉國民同時代的困境 :「我國只有通過改善自身狀況,推進當前的復興計劃,直到有一天能夠選舉出具有足夠勇氣、尊嚴和政治智慧的國家領導人,才能建立並維繫我國與外部力量的平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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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謬要求我們宣示荒謬,就是說,承認及了解我們生命的目的,不是他者,或主人,或神,或是權威,所給予的目的,「停止相信存在有其目的」,就是解除了主奴關係反抗的基本。也在反抗中,離開了「說是」「服從」的舒適,而走入拒絕「權勢」「暴政」的不舒適,甚至基本上是痛苦的狀況。

不過,義憤與反抗是有差別的,基於正義公理激發的憤怒或對非正義的事情引起的憤慨,可以是基於個人面對結構性不公,卻個體的採取憤怒的,報復性反對,例如因義憤而殺人或傷人,當他人所實施之不義行為,受害者的回應就採取直接可以致死的暴力,但是這其實不是社會集體性的,是小數個別的,乃至這個理念欠缺公共性的行動。這非集體面對共同社會處境下的行動。而共同社會處境下的行動,就可以分為革命及反抗,這二個有什麼差別呢 ? 革命是先有一個假定,認為歷史主義是走向進步的巨輪,黑格爾、馬克思乃至福山,都是抱持大概的觀點 : 因為過去歷史造成的荒謬,災難及巨大的痛苦,因而當人類拋棄了,以流血的方式爭取到與過去歷史不同的狀況。不過,歷史主義中樂觀主義,或是進步性,卻要求他人投入革命,必須作出不可避免的血腥與暴力,進步的邏輯是無限制的,要求血腥的對抗,而暴力在進步及新世界的旗幟下,不停需要被合理化,這就出現了不理智的行為,傷害無辜者的行為,與訴求根本沒有關係的暴力行為,一是在面向群眾時不得不將之合理化,一是就指涉是敵對勢力加之的,抹黑革命者的行為,而在暴力及對其合理化的惡劣循環下,陷於巴赫金(Bakhtin)理論中眾聲喧譁的狂歡群眾,允許手段之惡,不惜使自己成為壓迫者,違背了反抗的初衷。而當運動孤注一擲,成為暴民政治,就只有二個可能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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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追逐的目標,陷於絕對虛無主義的陷阱,而墮入虛無主義的漩渦後,達成的目標,再不是為了人本服務,而是當人成為工具,取人為達成目標建立一個工具主義,壓迫他人的政體,在納粹黨發佈國家緊急狀態時,黨領導人民叫出的是「為了德國人的自由」的口號,而在俄國共黨十月革命,即反民主憲政的獨裁政變中,叫出的是為了解除資本家「老爺」「裝腔作勢」的假民主,要把民主集中於「工農士兵」會議,實情是把權力集中於在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陰謀野心家之中。解放全世界人民,以及團結世界無產者的自由口號,都在秘密警察,契卡、秘密審判、流放驅逐的行動下達成。革命先行者成了個人的上帝。

第二個下場就是,當革命失敗了,眾聲喧譁的狂歡群眾,在受壓抑者的需要解放了盡情放縱,被打壓了下來,就會把人作為工具的思維,帶入去積極擁護暴政,鞏固了暴力政權的合法性當中,然後一切的反抗都變成沒有可能的事。一切的回歸秩序,乃至秩序更牢固到人人拋棄了反抗的源頭。法國大革命是由大眾的無秩序狂歡,到少數人專政,而推翻少數人後國民議會擁立了一個帝王,作為悲劇的終結。

這二個結果,都是構成一個所謂「攬抄」,即一同承擔惡劣結果的後果,而要返回一個理智而不造神,否定神的反抗狀態,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及更痛苦的過程。而且過程中不斷地上演著被壓迫者成為無情壓迫者,或是被壓迫者更願意及絕望的接受壓迫的荒謬場景。

反抗是拒絕手段之惡,就是說,手段必須服務於初衷及目標,使之不會不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 每一個不同個體的人本身。如果我們的反抗是奠基於人權的維護,在目標上就要擁護人有不同自由意向,都要被尊重,除非是那人被證實是不容許他人存在,侵犯他人而不容忍他人,或是反對他人自由,而需要被群體制止及隔離,那人權的目標是需要被持守。而如果自由是目標,那除非是不容忍自由,限制他人合理自由的人需要被群體制止外,自由的目標,不論是言論,行動,發表等的自由都需要被保護。

而民主,尤其是當下被討論得很多的參與式民主,都是有使用上的危險。如果參與者才有資格定義在場行動者行為的話,言論自由,及參與討論的權利,或是討論的包容性及影響性,對於在未必參與行動的人群,就可能被削弱或是被剝奪。這民主,永遠都是少數人才有影響力的民主,而不是真正有共識,透過理智協商取得共識的民主。相反,建立民主要先建立理性的程序公義,在追求政治邏輯中尊重地討論公議,一,大家都認同的形式,討論規範及程序機制,二,大家都基於認同了的公共理性,糾錯機制可以在討論機制中發揮出來。乃至是可以包容個人可能在運動中私利被損害的感覺,或觀感(情緒)。

沒有人可以以他們自由,以傷害他人自由方式,來獲得一個社群的整體自由,公共理性及民主公議。在這裡,對公共地方共希財產的傷害,縱火損壞,或是對無辜者的傷害,都是不可以成立的,也有違反抗的含意。對於這些行為的包容,都是陷於受壓抑者盡情放縱,眾聲喧譁的狂歡場景,不可能從個體上反思反抗的意義,乃至只是投入了與當下政權相反的約制,由既定約制進入了革命者要求為了反既有秩序,而一致要求革命者持守的社會約制。這都是放棄了反抗者作為人,作為反抗的目的,而把更大的的,非人的目標(不論是民主,自由,國體,民族)放大成為被朝拜的神,不措犧牲自已的的原始狂歡。

而在反抗的當下,反抗者是在追求反種各樣的意義,對於行動中的意義進行深層的審視及公議,要檢查行動後果是否違反了任何初衷追求的價值,不是因為自由,也不是因為民主,或抽象化的公義,或理論上的人權,或超越一切的上帝或神,所以要不顧一切手段及有可能傷害公共性而反抗。而是因為為了擺脫處境中的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 : 反抗的自由,反抗比人更大的神人、超人,比人更重要的而被神化的理念。也不應該由於把希望寄托到光明的,或是所謂無產者的解放,或是史達林下未來更茉好的五年計劃,歷史的終結有更美好的光明時代,才去反抗。而是在與絕望反抗的過程中,體會到反思人作為人的珍貴,而且具有反思,擁有天賦不可剝奪之尊嚴的人,作為目的,而在發現人性的價值中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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