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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亡靈教給活人 甚麼才是雖死猶生」 — 劉曉波逝世

2017/7/13 — 21:26

劉曉波

劉曉波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在瀋陽一家醫院逝世,終年 61 歲。

經歷八九民運與六四的劉曉波,將 1989 年以後的人生奉獻給六四亡靈。每一年,劉曉波均會就六四週年撰文 — 在失去自由前的 2008 年六月,劉曉波獲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頒發「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於六四十九週年前兩日,寫下以下感悟:

「作為大屠殺的倖存者,十九年來,盡管我努力抗爭,試圖活出尊嚴、做到合格,以無愧於年輕的亡靈。然而,冥冥之眼的俯視下,我仍然活在恥辱中。

這個獎 … 與其說把她作為贊美來接受,不如說把她作為警示來收藏。時刻提醒我,至少在年近半百之時,你之於漢語寫作,還不配『貢獻』二字。時刻激勵我,至少在有生之年,你還要加倍地用心去寫作,以配得上六四亡靈用生命書寫的悲壯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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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近二十年,年過半百的劉曉波,許下「還要加倍地用心寫作」的承諾;但不足半年之後,他就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被捕,自此失去書寫與一切的自由,一直到他罹患肝癌逝世。

細閱劉曉波的經歷與思考,會發現他流傳最廣的一句名言「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並非大愛的普世價值,而是源自劉曉波對於中共專制的理解:這個政權是由以「階段鬥爭」為名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為根基 ─ 八九學運的失敗,正正是因為在鬥爭耳濡目染下長大的一代,未能超脫此腐蝕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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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沒有敵人」本質上是對中共政權最為徹底的反抗。

 

* * *

上世紀 80 年末,劉曉波以一名年青學者的身份走入公眾視野,以挑戰權威揚名,被奉為中國知識界反叛一代的代表。

文革期間兩度下放,直到 1977 年,劉曉波才在文革後的首次高考中,考上吉林大學中文系,27 歲獲得文學學士學位,轉往北京師範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1986 年,劉曉波在一次研討會上就〈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發言,在一片頌聲之中大膽否定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十年」的文學成就,引起極大爭議,之後又公開挑戰美學泰斗李澤厚,被冠以「文壇黑馬」之名。劉曉波批評,新時期文學家熱衷「尋根」,徹底復歸傳統文化,對現實的批判、懷疑與反抗性均告消失 — 在針對文學的抨擊背後,反抗專制與官方意識形態束縛之志,呼之欲出。

1986-88 年間,劉曉波可謂風靡北京高校,來自各大學的演講邀請不絕,且往往坐無虛席。1988 年劉曉波在北師大進行論文答辯,吸引數百人旁聽。

劉曉波專攻美學,亦引領他認識了當時在人民大學任教的美學名家蔣培坤。蔣曾指導劉曉波的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寫作,亦擔任其論文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在論文寫作期間,劉曉波不時登門拜訪蔣培坤,也與蔣培坤與丁子霖時年 16 歲的兒子蔣捷連有過一面之緣。(數年後,劉曉波將為這位少年寫下悼詩〈給十七歲〉。)

1988年,劉曉波在北師大博士論文答辯會。圖:開放雜誌

1988年,劉曉波在北師大博士論文答辯會。圖:開放雜誌

1988 年,劉曉波獲北師大頒授博士學位,後應挪威奧斯陸大學之邀赴歐講學,之後又應邀到美國夏威夷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學者。身在海外期間,劉曉波先在香港《解放月報》發表以〈混世魔王毛澤東〉為題的文章,主張否定毛澤東,提倡以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之後又在接受該報專訪時發表「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實現真正變革須經三百年殖民地」等言論,令其被視作「民族虛無主義」與「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

而他在海外與胡平等異見份子的交往,亦令他的身份開始變得敏感。據余杰在《劉曉波傳》中記述,劉曉波在紐約時,曾考慮透過政治庇護申請留美;但北京因胡耀邦逝世爆發學潮,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人的畫面,令他坐立不安。與胡平等人越洋發表〈改革建言〉及〈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後,劉曉波仍不顧朋友及國內妻子的勸阻,執意回國,並作好下機即被捕的準備。

「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甚麼資格談民運?」異見作家貝嶺回憶,劉曉波作出回國決定後,有些結巴地向他說:「咱 … 咱們這時不 … 不能只待在紐約,我們此生不都 … 都是在為這一刻做準備嗎?」

「問他回北京做甚麼,他只說要和學生一起。」當時駕車送劉曉波往機場的杜念中回憶:「我隱隱覺得曉波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曉波想當文學家,想當青年導師,但他沒想到自己會變政治犯。」

1989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同日,34 歲的劉曉波在紐約登上回國的航機。


* * *

從 1989 年 4 月 26 日在紐約登機回國,到 6 月 6 日深夜被捕,只有短短 49 日。在此期間,劉曉波從一名運動旁觀者,逐步走向學生之間,最終在天安門廣場正中心的紀念碑下,面對解放軍的槍口,留到最後一刻。

回國後,劉曉波不滿當時知識份子界只對運動「指手劃腳」而不走上前台,決定與學生站在一起;但劉對群眾運動始終存疑,也認為學生運動徒具口號、充斥仇恨情緒,缺乏對民主的真正理解。他曾在廣場上勸喻學生停止絕食及撤離,受到過「黑馬怎麼變成綿羊了?」、「懦夫」、「學賊」等責難。

廣場上出現的激進傾向與仇恨情緒,學運領導層之間的個人權威樹立與爭權奪利,令劉曉波深感過去四十年專制政治對社會的影響。他認為,在仇恨與階級鬥爭意識耳濡目染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使用的語言,並無脫離共產黨的鬥爭、敵我意識形態,仇恨心理導致了手段的不民主。

「中國歷史上的歷次革命,最終都導致了新專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狹隘的農民式仇恨心理。」劉曉波曾在一張大字報上問道:「仇恨只能導致暴力和專制、虛構敵人 — 難道我們還沒有嘗夠階級鬥爭式的仇恨的苦果嗎?」

「中國的民主,最需要的是消除仇恨和敵人意識。」

5 月19日晚,李鵬宣佈實施戒嚴, 激起北京市民自發阻截進城的解放軍部隊,將學生運動推向全社會;但踏入五月底,學運亦出現疲態,不少學生已經離場,天安門廣場日漸冷清,但堅守廣場的學生仍拒絕撤退。

此時,劉曉波號召周舵、候德健及高新三人,在六月二日發起絕食,期望以此「為冷清的學運創造新的興奮點,凝聚廣場上的人心」。據候德健及高新等人事後回憶,絕食是為了緩和其時在戒嚴威脅下,廣場上彌漫的獻身、悲情意識。《六二絕食宣言》由劉曉波起草,以「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基本口號。

左起:周舵、劉曉波、侯德健和高新。侯德健當時身穿香港「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上衣。圖:支聯會

左起:周舵、劉曉波、侯德健和高新。侯德健當時身穿香港「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上衣。圖:支聯會

「四君子」於 6 月 2 日宣佈進行 72 小時絕食,原定 6 月 6 日結束。絕食行動令一度冷清的廣場再次聚滿人群。絕食行動成為新的動員能量,劉曉波一度認為,廣場的人越聚越多,軍隊的清場計劃就不可能實施,瓦解戒嚴就大有希望。

然而絕食進行不到一半,就傳來解放軍強行入城的消息。六四凌晨,面對坦克及槍口逼近,廣場上的學生決意死守,「四君子」中的候德健與周舵在紅十字會掩護下,走向戒嚴部隊談判,劉曉波及高新則留在廣場勸離學生。軍隊最終同意放行,廣場上數千學生及民眾得以平安撤離。

六月六日,劉曉波拒絕朋友勸其進入澳洲大使館的邀請,在回家途中被捕。因回國前曾在海外發文支持學生,劉曉波被官媒描繪為勾結海外反動勢力煽動學潮的「黑手」;在秦城監獄關押近 20 個月後,劉曉波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罪成,但因認罪悔罪,兼在組織學生撤離上有「重大立功表現」,免於刑事處分獲釋。

劉曉波在獄中寫下的悔罪書,被安排在北京各主要高校內宣讀。


* * *

對「六四」的愧疚,貫穿劉曉波的一生。

「如果我不發起絕食,就不會有新的運動高潮;如果沒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許會等待著學運的自我瓦解,不會進行強硬的清場;如果沒有強硬的清場,北京市民就不會與軍隊發生正面的衝突,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暴力屠殺…」自秦城監獄獲釋後,劉曉波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屠殺。」

而比發起絕起更令他無法釋懷的,是於秦城監獄內為了換取自由而寫下悔罪書,「真誠地說謊,為自我保存而向謊言、向騙局和暴力低頭」,令劉曉波自覺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亦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

劉曉波認為,自己與其他運動要角所獲得的自由,是建立在其他人、尤其是無名犧牲者的受難之上。他質問,為何以大學生與知識菁英為主的八九運動演變為慘案,學生、知識份子可以從輕發落,而死於槍口下的、被打成「暴徒」判以重刑甚至槍斃的,卻大多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

「向名人和領袖獻媚是歷史最庸俗的本能,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歷史只向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微笑,而殘酷地忘記這些平凡的死者。」

對六四的刻痛反思、尤其對學生領袖與知識份子的批判,令劉曉波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六四後兩年,劉曉波在台灣出版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坦誠自己在運動期間的英雄主義與功名心,並大篇幅揭露八九學運的陰暗面、嚴詞批評學生領袖。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封面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封面

1993 年,劉曉波在台灣報章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壓倒〉,直指學生與知識份子無視現實、盲目正義,喪失理性,追求犠牲,指激烈對抗延緩了改革開放進程,「使中國發生全面倒退」。有六四親歷者指他的回憶錄歪曲事實,更有人指控他為了自我塑造,抹黑其他運動領袖,所謂懺悔,不過是巧妙的自我辯護。

但對劉曉波而言,作為一個「負罪纍纍的倖存者」,面對亡靈與獄中人,他別無選擇,必須透過自白、正視謊言,「來為自己的罪惡負責。」

在給好友、異見詩人廖亦武的一封信中,劉曉波如此寫道:

「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 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

在〈我〉文末,劉曉波有此詰問:

「在充滿著世紀末恐懼的今日中國,我們這些扮演了兩個月民主精英和革命聖人的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們,是否會從心底裡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 … 是否能夠拿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和具體的智慧,切實的設計、從一點一滴做起的耐心?」

但究竟要如何,在廢墟中「一點一滴做起」?

「我更欣賞虛幻信仰崩潰後的絕處逢生,欣賞面對廢墟的樂觀抗爭。」劉曉波曾寫道


* * *

正如劉曉波在其最後陳述中自況,自「六四」後,在當局的箝制下,作為教師,他失去了酷愛的講台,作為作家,他失去了發表的權利,在公眾視野中徹底消失;與此同時,在六四後全民下海經商的虛無之中,異議份子被邊緣化,社會不再對反叛的聲音趨之若鶩。

但劉曉波未有停止策劃、組織異議、聯署行動,呼籲政治體制改革,並因此過著不斷被監控、騷擾、軟禁甚至監禁的生活。

「他(劉曉波)的生活要麼在監獄裏,要麼在通往監獄的路上。」劉曉波的學生、媒體人王小山,如此形容劉在「六四」後的人生。

1995 年,劉曉波因與王丹等人聯名發表《「六四」六周年呼籲書》,被當局軟禁八個月,翌年又因被指「擾亂社會秩序」,不經審判遭判處「勞動教養」三年。

踏入網絡年代,劉曉波繼續推動異議組織工作,曾先後協助丁子霖、張先玲等天安門死難者家屬,組成「天安門母親」群體,收集難屬名單,並參與成立「獨立中文筆會」,吸納異見寫作者,並於 2003-2007 年間任筆會會長,主力協助營救繫獄的作家。

與年輕時鋒芒畢露不同,2000 年代的劉曉波成為了一名溫和而堅韌的運動組織者。「早在「六四」前,我就是個掘祖墳的不孝子孫和民族虛無主義者,我對甚麼民族、祖國這類大而空的字眼兒從來持懷疑態度,特別我們這兒的愛國主義就更是惡棍們的最後一個避難所。我從來不問人的種族、故土,只問在某一塊土地上,人作為一個個具體的個體,是否活的有尊嚴有權利有自由有愛有美。」劉曉波如此描述自己的關懷所在。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流亡作家蘇曉康在劉曉波獲頒諾獎後寫道:「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2006 年,劉曉波在一篇題為〈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的文章中,闡述自己對推動變革的理念;一方面,劉曉波認為民間社會仍在發育當中,任何急功近利的計劃均難以兌現;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社會已不再愚昩,維權運動此起彼伏、社會走向多元,正令官權社會的控制手段逐漸失效。

「非暴力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可以有尊嚴地活著的人性社會 … 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逼出政權的改變,依靠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劉一邊在網絡上持續發表異見,一邊進行綿密而繁瑣的組織工作。據丁子霖回憶,有一次她曾直白地向劉曉波提出她久藏於心的問題:以劉曉波的學術才華,為何不潛心學術研究、著書立說?即使國內無法發表,也可以在國外發表;言下之意是,為何要花時間寫「惹人生厭」的時評呢?劉曉波回丁子霖說:「我必須寫時評,這是我的責任,我不可能回到過去了」。

左起:劉曉波、蔣培坤、丁子霖、劉霞。圖:天安門母親

左起:劉曉波、蔣培坤、丁子霖、劉霞。圖:天安門母親

這個回答過於沉重,劉曉波旋即又以輕鬆的口氣微笑著打完場:「我現在是三夜睡二夜的覺,多多地寫,好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以後我又 … 」

雖然行動趨向溫和,但自己終將再次身陷囹圄,是劉曉波與妻子劉霞早已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獨裁國家從事反對運動,面對警察、坐監獄就是你職業的一部份,」劉曉波在 2008 接受港台訪問時表示:「一個不同政見的異見者,不但要學會怎麼反抗,而且要學會怎樣去面對這種打壓、怎樣去坐牢。」


* * *

「不論是男孩女孩,父親被投入監獄對於他們來說總是件十分殘酷的事 … 很早以前,我們倆人就商定不生孩子。」劉霞曾這樣向朋友解釋。

由 89 年被捕陷獄秦城起,劉曉波先後四度被囚禁,刑期一共十七年。劉曉波與劉霞,是在勞教所裏成婚的。

1996 年,劉曉波被判勞動教養三年,其時劉霞是劉曉波的女友,因為沒有正式的家屬身份不獲准探望,從北京奔赴大連十八次,只能放下給劉曉波的東西,無法見上一面;為了獲得探視權,劉霞排除萬難,申請與劉曉波結婚,在勞教所的飯堂一同吃了一頓飯權作喜宴。

「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來成就我個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但這又為我的親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創痛 … 我坐極權制度的有形監牢,親人們坐我為他們建造的無形的心牢。」劉曉波曾如此形容。

「如果不是極權制度下的過於血腥的政治,一個從政的人根本用不著讓別人、特別是親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

劉霞是圈子中有名的優秀詩人與攝影家,曾言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對改變社會也不抱多大期望,「不太願意跟社會有任何關係」,並少有閱讀劉曉波的政論。劉曉波著作的編輯廖天琪透露,劉霞曾向她表示,自從與劉曉波在一起,沒有一天過得平靜;有一年劉霞生日,劉曉波給劉霞訂了一個生日蛋糕,也被屋外監控他們的國保攔下。

但她堅持嫁給這個「國家的敵人」,不辭勞苦往返北京與劉曉波被囚禁的監獄探望,與劉曉波一同忍受被當局監控、限制人身自由的日子,並與劉曉波一同協助、照顧異見人士的親屬。

資料圖片:劉曉波與妻子劉霞(網絡圖片)

資料圖片:劉曉波與妻子劉霞(網絡圖片)

2008年,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在起草的過程中,劉霞就曾向丈夫預言:被抓的人肯定是你,而且就你一個,我又要奔波在去監獄探視的路上。劉霞記得,其時劉曉波的反應是說她「神經」,因為他認為《零八憲章》是非常理性,和平的東西。

劉曉波最初答應劉霞,只在憲章上簽名,不會介入太多,但最終還是成為了《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及聯署推動者;部份異見者是基於對劉曉波的信任,同意加入聯署。

劉曉波的好友、《劉曉波傳》的作者余杰分析,正是劉曉波過往十多年組織異見者、倡議寫作自由的工作,令他成為《零八憲章》運動的關鍵人物:「在體制內外的民主派當中,劉曉波處於樞紐位置 … 大部份民主派人士都被孤立、被隔離,而陷入巨大的無力感。對於老中青三代民主派來說,劉曉波是『交會點』與『黏合劑』。」

《零八憲章》以捷克反專制運動的《七七憲章》為藍本,重申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逼切性,要求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建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憲章》首批簽署者 303 人,隨後越來越多人加入,最終海內外簽署者逾萬。

諷刺的是,在倡議「言論自由」的一段,《零八憲章》主張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杜絕以言治罪。2008 年 12 月 8 日,在《零八憲章》正式發表前兩日,警察湧入劉家,將劉曉波帶走;翌年聖誕節,劉正是遭檢察方以《零八憲章》及六篇在網絡發表的政論為據,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判入獄十一年。


* * *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 —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在判刑前,劉曉波寫就的最後陳述,是他最後一篇對外公開的文章。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

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劉曉波的判刑廣受國際關注,在捷克前總統哈維爾、達賴喇嘛、圖圖大主教等人提名下,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 2010 年度的和平獎頒予劉曉波。劉是除達賴喇嘛以外,唯一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亦是繼德國的奧西茨基與緬甸昂山素姬之後,第三名在囚的和平獎得主。

而劉霞亦在丈夫獲獎的消息傳出後,遭當局軟禁在家,無法前往挪威代為領獎。在頒獎禮上,大會為劉曉波留出一張空凳。

資料圖片: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大會為劉曉波留出一張空凳

資料圖片: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大會為劉曉波留出一張空凳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衞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如此看來,他們不是甚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致辭時稱。「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援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亞格蘭不忘強調:「我們完全遵從他的意願。」

被軟禁前,劉霞曾向《蘋果日報》透露,獲得諾獎的消息傳出後,她一次到錦州探望劉曉波時,丈夫要求,如果她能代表他到挪威領獎,一定要用他在一審中「最後陳述」中獻給妻子的一段話作為領獎致辭。「我答應了他,但這對我太有難度了!」劉霞說。

劉曉波要求妻子在頒獎禮上讀出的,是這一段: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

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 * *

劉曉波獲頒諾貝爾獎後,有論者期許他能夠成為中國的曼德拉,或中國的昂山素姬 — 結果他只能成為中國的奧西茨基:法新社指出,在諾貝爾和平獎的歷史上,只有因反對納粹惡行被囚禁的德國作家奧西茨基,於在囚期間逝世。如今劉曉波成為了第二人。

劉曉波期望自己能成為中國文字獄最後一名受害者,最終並無如願;在他入獄之後,有更多學者、律師、維權與異見人士因言獲罪。以「河蟹」、「維穩」為主導的胡溫時期結束,習近平上台後,針對民間言論空間與公民社會的打壓變本加厲,不論溫和或激進,抵抗者一一被投入囚牢。

與此同時,中國挾強大資本崛起,外交與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面對國際社會的人道關注與施壓,已經不為所動;自劉曉波肝癌末期的消息傳出,一波又一波的聯署、聲援,來自美國、德國、歐盟的聲明、斡旋,均無法改變劉曉波的命運。

「這是一個悲哀的世界,這是文明的失敗和恥辱。」中國著名異見者、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如此形容。「全世界就看著一個思想家、一個詩人、一個完全無罪的人死在流氓統治手裡。人類可以上天入地,卻救不出一個有思想的人。」

劉曉波曾形容,牢房是「小監獄」,而專制社會也不過是個「大監獄」;如今,他終於以最徹底的方式,離開了監獄,獲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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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資料主要來自《我無罪:劉曉波傳》(余杰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劉曉波著)、蔣培坤與丁子霖憶劉曉波文,以及劉曉波歷年文章)

(文題取自劉曉波六四十一週年祭文〈來自墳墓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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