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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2015/4/23 — 21:51

本來對所謂自由主義與左翼的辯論已決定不寫甚麼,一來是因為忙碌無力寫長文,二來也是因為對很多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香港抗爭形勢與策略等的問題,都未有好完備的判斷。近來和人討論,多了很多 「On the one hand」與「On the other hand」,這種猶豫不決與和稀泥連自己都有點難受,何況擺出來逼人家讀。不過因為研究需要,近來再讀了多一點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再遙想他的種種經歷,想想當下香港的許多爭論 — 不只自由主義與左翼之爭,還有暴力與否、退聯與否種種爭論 — 就不由得感慨萬千。然後又重新再讀 Issac 君兩篇頗多人share的文章〈自由主義是甚麼〉〈馬克思主義已死? 回應周保松〉,覺得也不妨花一點時間寫點讀後感,算是為自己近來的一點知性上的掙扎,留個注腳。

這篇文章會如常地有點迂迴(如果不是迂腐)。和當下爭論相關的,是盧卡奇有關「責任」和「整體性」(Totality,不知這樣的中譯是否好,姑且先用)的想法,不過談盧卡奇之前,得先由 Immanuel Wallerstein 談起。

Immanuel Wallerstein 最有名的著作自然是他的一本小書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m Civilization 以及他的世界體系 (World system)理論。說來慚愧,我其實還未有時間讀這本名著,不過他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大概,我卻由他的文集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中的一篇文章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裡讀過(因為是修過的一個課的required reading,慚愧),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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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他的世界體系理論是指,當我們談資本主義,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看譬如說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或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如何如何、剝削又是如何如何,因為資本主義其實是一個不必然受國界限制的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透過經濟分工和交易,不同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演變其實互相扣連息息相關。一旦分工與交易的體系確立 — 無論是否有意,其實多數是無意的,這正是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威力 — 我們就不能說,一些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建立起有如歐美的完善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生產方式「落後」、甚至還停留在使用奴隸制,是因為它們的制度自身不夠進步。因為它們的生產方式和體制都是受國際分工與國際市場所左右,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Core)掌握了最重要最龐大的資本與技術,因為他們歷史上先起步的優勢,令到那些發展中國家只能分到一些落後的,如依賴天然資源或勞動密集的商品生產,被迫成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邊緣(Periphery)。它們不但難以和核心國家競爭,更根本的是整個消費市場和購買力、投資資本都集中在核心國家,它們整個經濟因此都只能依賴核心國家的需求(此即社會科學理論上一度很有名的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的基本框架)。因此它們的落後、體制的不完善、血汗工廠甚至奴隸制度,都是先進、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份促成的 — 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與分工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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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erstein 的其中一個最有爭議性的判斷就是:即使是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即使執政的共產黨自稱是在行社會主義經濟,他們其實都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份,並吊詭地甚至有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這是因為革命後的俄羅斯(即是蘇聯 — 雖然領土上略有不同),其發展軌跡,其實可以說是一個邊緣的國家透過閉關鎖國、集體化和集權化,進行急速的工業化,以重新維持其半邊緣(semi-periphery)的地位,這其實和十七世紀晚期英法的重商主義、十九世紀的美國的保護主義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而半邊緣的國家,Wallerstein 將之類比為一國經濟之內的中產階級 — 他們的存在和保守性,恰恰有助於分化那些反抗資產統治階級的力量,因此是有助社會穩定的。同樣道理,半邊緣國家因為其分工的角色是有助穩定世界體系的;因此,蘇聯(乃至整個共產主義陣營)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一方面其發展其實都還是受制於西歐美國的巨大優勢因而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它們其實也是起著穩定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作用,這些都是因為國際分工而確定了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這套分析,其實也是 Issac 君第二篇文章裡回應應周保松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的立論根據。不得不承認,Wallerstein  這套理論其實相當有啟發性,比照不少歷史發展的軌跡,也很有說服力;事實上,我雖然所知甚少,但據一位讀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朋友說,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甚至是這兩個專業中的顯學,是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可是,如果仔細想深一層,這個理論思路其實頗為霸道。如果循這個思路不加限制的推論下去,有甚麼問題、壓迫、和剝削,可以不算到資本主義的頭上呢?形象點說,這不是一種理論上的技安主義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就是你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你國家內所面對的問題,依然都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所有改良甚至挑戰資本主義體系的嘗試,一旦成功了 — 世界革命來臨,我們不再有剝削--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一旦失敗了或引起種種問題與災難,就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與社會主義無尤。所以社會主義一定是不會錯的,或至少一定不用為問題負責的 — 一日未有世界革命,所有問題都是資本主義問題,都要資本主義體系、資本家來「負責」。

我不希望給人覺得我是在為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做辯護士 — 正如我前面說了的,這套說法其實很有解釋力,蘇聯面對的困局也是真的,拉美國家的「依賴」與被剝削,更是血跡斑斑卻又被資本主義主流論述硬生生壓制下去的一段黑歷史。但問題在於「不加限制」,或不加所謂的 qualifications — 這樣的一套因果鏈一路推下去,可以在那裡停?

另一方面,我們又是否願意用同樣的邏輯去理解論敵?Issac 君在第一篇文章裡批評自由主義者曾經容忍甚至支持奴隸制、殖民地 — 真實發生了的歷史自然難以辯駁,但按世界體系的內在邏輯,我們也是否可以說,自由主義者的容忍與退讓,其實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尚未鞏固確立、資產階級尚要和封建地主階級和其體系作鬥爭,所以得「退一步,進兩步」?到了美國南北戰爭之後,奴隸制不也是沒落了嗎?二戰之後,殖民地不也都解殖了嗎?可不可以說,正是在這些時候,資本主義體系才取得真正的決定性的勝利(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終於成功了!),所以之後才算數,之前的都不是資本主義的錯?這樣的說法自然荒謬和冷血得令人髮指,但用同樣的思路去理解共產主義陣營、社會主義理論,為何就可以了?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事實上,這其實不只是 Wallerstein這套理論自身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思路其實有其更深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這就是盧卡奇的 Totality 理論,即我們分析某一歷史事件或現象時,不能孤立地看,而是要有一套 reality as social process 的觀念,所有所謂社會現實,都是背後有錯綜複雜的生成歷史和受其他因素影響。盧卡奇的哲學分析相當精彩(最直接自然應該看他的有名文章〈What is Orthodox Marxism〉),但其整個思路其實可以用馬克思幾句著名的話總結:

“A negro is a negro. He only becomes a slav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cotton-spinning jenny is a machine for spinning cotton. Onl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does it becomes capital. Torn from those circumstance it is no more capital than gold is money or sugar the price of sugar.”(引自盧卡奇文章)

所有社會現象都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權力關係和歷史脈絡之下,才能理解其本質。機器本身不是資本,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它才是資本,也就是說資本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係,一如勞動者、金錢、商品。它們的特質和影響我們生活的方式,都是由社會關係 — 也就是社會的生產關係 — 所界定的。

這個說法當然很有洞見 — 在不少甚至大多數的情況下,我甚至覺得這是最有用的切入社會分析的思考方式 — 問題是,一旦我們談到責任誰屬時、一旦我們談道德對錯時,這個因果鏈,在哪裡停?紡織機在英國是資本家用以壓迫工人的資本,那麼在蘇聯的國家工廠同樣被迫強制用紡織機勞動的工人,他們所受的壓迫,責任是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體制,還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盧卡奇對這個責任問題其實有所思考,這就是在他另一篇有名的文章〈Tactics and Ethics〉裡的說法:

“The sense of world history determines the tactical criteria, and it is before history that he who does not deviate for reasons of expediency from the narrow, steep path of correct action prescribed b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hich alone leads to the goal, under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all his deeds.”

假定歷史唯物論是對的,所有有助無產階級擊敗資產階級、帶來世界革命、結束人與人的剝削的策略與行動,都是對的。為了這個目標,我們甚至應該反對所有的「袋住先」— 社會民主、福利國家改善了工人的福利,既然革命退潮,不如「袋住先」?不可以 — 如果代價是消弭工人的抗爭意識。他在文章的開頭有一個精彩的例子說明問題的關鍵:

“The ‘at most’ needs special emphasis, for an objective like that of the French Legitimist Restoration, namely the acknowledgment, in any sense whatever, of the legal order of the Revolution, was already tantamount to a compromise.”

作為保皇復興帝制的黨人,一旦參與到民主議會裡去,即使是只為爭取議席和利益也好,已經是原則上 — 或最終目的上 — 的退讓了。同樣道理,除非是相當極端的例子,否則不衝擊資本主義議會制的所有行動,都是有問題的。

很有道理吧 — 我們不也是都在反對在香港普選的問題上「袋住先」?但問題還是在於:如果不加限制、不加界定到底實質上的得與失是甚麼、箇中道德分量的比重是甚麼的話,從根本思路上反對任何「袋住先」,又或者「和理非」或「退場」的話,到底在哪裡停?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對的,我們是被壓迫者,於是一切手段,不論後果,都是無問題的 — 一旦有甚麼問題,譬如來真的暴力革命所流的血 — 錯的要負責的,都是當權者、資本家、資本主義體系?我不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 — 遠遠不是,正如所有自由主義者都不是 — 問題是,具體的暴力形式與代價,是要具體談的;而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把最終的責任,歸咎於「體制」,因為這是一種取消個人對他人的責任的危險思路 — 如果說當代的左翼自由主義者為什麼不輕言暴力、甚至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天然的戒心或Distaste的話,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也許是偏見 — 難道左翼對自由主義者沒有偏見嗎 — 但卻是一種不無道理的偏見(當然,正如左翼對自由主義的和理非、溫和傾向建制的批評,也是偏見 — 但不無道理)。

雨傘革命失敗了嗎?如果是,是學聯的「責任」嗎?退聯是「共產黨最開心」嗎?一旦共產黨(或建制in general)真的因此少了一個有相當組織力的對手,是主張退聯的人的責任,還是學聯不能取信於人的責任,還是一切都是共產黨的責任?有好後果當然好,但一旦有壞的後果誰會願意走出來承擔責任?還是成功了就是抗爭的光榮,失敗就是對方的責任,「愚蠢而庸俗的是這個世界,而不是我;對後果應負什麼責任,與我無關;這個責任,是那些受我辛勞服務,並有待我來掃除其愚蠢和庸俗的其他人的事」(Max Weber 語)?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問題都不(完全)是反問或質問 — 這樣的思路一路走下去,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 抗爭者是受制度所排斥、壓迫,沒有組織沒有資源,甚至連「光環」都沒有,死了多少都沒有主流媒體關注 — 內地工人和居民的維權抗爭,我們有關心過嗎?更何況世界各地受壓迫者的抗爭?— 你要他們想「責任」,為自己的行為去做道德「論證」,是否更冷血?也許是的。但我想,同一時間,也許,我們也不應太快把自己放到弱者的位置 — 還能上面書和人筆戰的你,情何以堪呢?同理心過了頭就是自以為是,也許,更是對思想的一種懶惰,甚至逃避了。

更重要的也許是,當我們真的希望調動理論看世界時,總不要忘記 qualification,對自己如是,理解論敵時,也應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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