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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 可以抗衡政治指揮棒的頤指氣使嗎?

2017/11/10 —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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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一國兩制」的法理保障屢次飽受衝擊,說真的已危如累卵:內地一國一制的威權政治早已不斷蠶蝕香港這一制的自主特色,而且中國共產黨落實掌控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相信是遲早的事,香港人不可能存有任何幻想。  筆者明白,屈從馴服的順民固然可以寬心賴活,自我感覺良好;頑強抗爭者的路卻從來崎嶇不堪,舉步維艱。  畢竟人們的意志不一定如鋼鐵般堅硬,在看來無可挽回的政治壓力現實下,奮力抗衡和委曲求全同樣是艱難的抉擇,香港社會難免普遍瀰漫著一片無奈悲情和乏力感覺。  

內地政治干預香港教育早已不是甚麼新鮮事物,只是過去無形之手的暗勁陰招如今換上了硬橋硬馬的拳打腳踢。  早前京官借奴才傳話訓示《國歌法》核心要素之一的「強制中小學學生接受國歌教育」;中聯辦官員在修訂初中中史課程諮詢期間高調約晤中學校長表示「關心」;教育局發信要求辦學團體安排學生觀看高官談《基本法》的現場電視轉播……正是在校園內舞動起政治指揮棒來,比比劃劃,指指點點,叫學校管理層和教師「好自為之」的配合內地教育樣板的樂章,引腔和唱!   時至今天,那些掌管香港教育的問責官員,包括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相信只是謹守他們所謂「政治倫理」法則中首要的一條:必須「政治正確」,緊貼內地官員的指示方能自保!  況且,上述教育局教育局發信給辦學團體一事的做法有點蹺蹊,楊潤雄局長也諱莫如深的沒有詳盡交代,筆者不免猜測是副局長蔡若蓮發揮了「黨委書記」的影響力。

從內地的政治掛帥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而言,這樣的政治干預教育當然視為「天經地義」,可是香港教育一直由專業主導,彰顯強烈的人文主義和人本精神,重視學生個別性向發展,保持著校園非政治化的氛圍。   須知在實際運作上,香港教育體系中的「資助學校制度」(subsidized school system)是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特色,至今仍是香港提供教育服務教育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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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擁有極少數官立學校,卻賦予辦學團體以代理人形式辦理中小學的辦學權,並撥款資助運作。  綜觀當前香港教育實況,雖然九七回歸後左派背景的學校增多,也有逾百分之十的直資和私立學校系統,但是宗教團體和慈善團體諸如天主教教區、中華基督教會、聖公會、佛教聯合會、保良局和東華三院等管理著轄下近千所中小學,依然體系龐大,角色至關重要。    可是,據筆者理解,那些辦學團體主事人心態上大多親建制,以至個別領導者已被收編,行事必須仰政府鼻息,只樂於額手稱慶的「是其是」,卻不敢秉持教育專業本位而「非其非」,遑論對特區教育當局和內地政府直率批評。  因此,筆者對於辦學團體能否真正抗衡校園內政治指揮棒的頤指氣使,實在未許樂觀。

不過,自從法團校董會條例落實以來,雖然教育局未必是「山高皇帝遠」,但是辦學團體以法人團體身份仍可保留一定的區隔關係,保持頗為獨立的自主性運作校政,那麼,辦學團體怎可以輕易背棄教育專業原則和罔聞學生福祉,放軟手腳聽任教育局肆意指使呢?   政治干預教育固然難以避免,「唯黨是從」的左派背景學校且不必說,筆者相信其他稍稍硬骨頭的辦學團體總有游刃的自由和迴旋的空間,還是可以頂住當前漫向校園的政治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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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事教育工作,當然義無反顧的關注香港教育生態和校園情況,因為事關培育下一代面對未來的挑戰,必須在困局逆境中依然本著教育專業的良心和識見,好好思量自處和應對之道。  為此,筆者明確表態,苦口婆心解說,並且殷切期望辦學團體能夠配合管理層的校監、校董和校長、前線教師,以及學生家長,審慎面對政治的粗暴干預,知所警惕,有進有退,共同守護香港校園的教育專業文化,不要讓政治指揮棒在校園內胡作非為!

 

註:此文為11/11/2017《教協報》「教協焦點」〈校園的政治指揮棒〉一文的加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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