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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奴解放紀念日」與「凌遲」

2015/4/8 — 13:35

資料圖片:凌遲 (網絡圖片)

資料圖片:凌遲 (網絡圖片)

受2008年3月由拉薩蔓延全藏地許多地方抗議的刺激,中國政府於2009年特別設立所謂「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定於3月28日(而1959年的此日,中共宣布解散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每次隆重慶賀,高分貝宣傳「舊西藏」如何「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而「新西藏」多麼幸福。 在這種「新舊對比」的噪音中,我翻開了這本學術譯著——《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原著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凌遲是中國具有悠久傳統的酷刑,雖然該詞來自古籍裡悠閒爬山、山勢漸緩的描述。 在史記與漢書中都記載的有「五刑」,為​​秦朝時有名的法家與丞相李斯所發明,即在公開示眾的受刑者臉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雙足,施以宮刑,最后腰斬並斬首、或斷舌及剁成肉醬。 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極具諷刺地受此刑而死。 《殺千刀》評論:「倘若說凌遲是中華帝國法律上最嚴酷的刑罰,那麼它也是大眾印像中最嚴酷的刑罰。"不過它認為「凌遲最早出現在10世紀和11世紀的遼代和宋朝……登峰造極的凌遲出現在明朝」,「清律兩百餘年凌遲了上千人」。 似乎著述此書的學者們遺漏了凌遲這一酷刑上溯至秦朝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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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千刀》的三位作者(卜正民、鞏濤、格力高利·布魯)都是國際知名漢學家、歷史學者,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註意到西藏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凌遲,是1727年滿清雍正皇帝趁藏亂派往拉薩的第一任駐藏大臣(滿語「安班」即「大人」,專指派駐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滿洲皇帝代表,又稱駐紮大臣)帶去的,同時帶去了實施凌遲酷刑所需的刀具與劊子手。 彼時,駐藏大臣與西藏攝政王頗羅鼐合作,在布達拉宮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園林)以凌遲之刑緩慢處死兩位謀殺同僚的重臣,令拉薩民眾從上至下備受精神折磨,在西藏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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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著名傳記《頗羅鼐傳》中,記錄了第一次目睹凌遲酷刑的頗羅鼐如何遭受心理創傷,餘生為之懺悔,並在大昭寺供金燈為死者禱。 不清楚西藏歷史上曾有過多少次凌遲,據藏人作家嘉央諾布(Jamyang Norb)在《從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一文中所寫:「哈佛大學最近出版的一本對凌遲的研究裡(即《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一書原著),作者們提到凌遲之刑在圖伯特東部,一直到1910年都還在執行,由趙爾豐所下令。康藏人說到中國兵'會讓人慢慢死亡,把身體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臟,而生命終了為止。'作者們認為'此刑可能被當成軍事緊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據記載,1918年中華民國時,也對反抗的康藏人用過凌遲、剝皮、烹刑、車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歷史上138位駐藏大臣從中國帶去的若干外來刑具——除了凌遲用的刀具,還有木枷,藏語稱gya-go,意為「中國門」;還有拶指即夾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沒有藏語稱呼——雖然在西藏本土極少使用,日後卻成了中共誇張揭批「舊西藏」如何殘酷的「證據」。 甚至時不時就會陳設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展示給中國民眾看「舊西藏」的殘酷、野蠻與原始,如網上有中國人說:「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宮常年展覽控訴西藏奴隸主的罪惡行徑,人皮、頭骨、各種刑俱全是實物。」事實上至今還常有這樣的洗腦展覽。

凌遲既是滿清法律律例中最為殘酷的律例,也是滿清從中國文化繼承下來的傳統。 從某種意義來說,是帝制中國威權之象徵,有如今日拉薩街頭的裝甲車、藏人屋頂上的狙擊手,也具有這樣的象徵意義。 而「農奴解放紀念日」對「舊西藏」的各種妖魔化宣傳,就差把凌遲酷刑說成是「舊西藏」原創了。

記得幾年前在北京宋莊美術館看到台灣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是用電腦合成影像的方式來處理歷史影像,其中的《本生土》再現的正是1905年北京菜市口的某次凌遲場景,被法​​國人拍攝到並被製成明信片引發西方對「中國酷刑」的興趣及研究。 特別之處在於,不但遭凌遲者的頭顱被複製,藝術家還把自己的影像放進旁觀者之中。

 

我當時有感於陳界仁的這幅作品而寫下:「凌遲這種酷刑,是誰的發明?//在鬧市街頭,光天化日之下/行刑者把受刑者切成碎片/卻又不准他過快死掉/給他餵食鴉片/讓他恍恍惚惚/再一刀一刀剜割他的肉體/甚至要割千刀以上//受刑之人,什麼樣的罪過/既不准他活,也求死不得?/因為吞食了鴉片/莫大的痛苦也變得麻木/可能還有點飄飄然//聞訊奔來的人們擁擠著/爭相觀看這奇觀/擊掌叫好,陶醉其中/或者嚇得睜隻眼閉隻眼//惟有執刀的行刑者一絲不苟/沉浸在劊子手的快感中……//這也是被凌遲的西藏/被凌遲的中國/被凌遲的這個世上的你、我、他」。

 

2015年4月;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相關內容由自由亞洲電台藏語專題節目廣播;原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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