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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蕩記者奇遇記

2019/10/7 — 17:00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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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辛萬苦挺過了十月一日,以為會有降溫的日子,怎知政府急不及待在重陽節長週末前夕,推出百年未使用過的「緊急法」,還發信到各間中小學,要求教師們緊盯學童有否戴口罩上學。

如此氣氛,民怨升溫,港鐵站成為了民怨怒火的聚焦點。以往示威者在閘口放火就離開,現在換來了更撤底的毁壞,一幅又一幅爆裂的玻璃,一道又一道燃點的火光,背後是無處發洩的憤怨,港鐵系統史無前例大停駛,令整個城市如同進入大停頓。

市民固然受苦,我知道有做保安工作的基層市民,從荔枝角下班,徒步走路才能回到旺角的家。「又或者到保安室通宵睡覺,沒車坐嘛,搞到這個樣子,」語氣是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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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跟隨着九龍的防暴警察防線,一名慌亂的菲律賓女傭,抓着我們記者問路。她利用周日僅有的一天假期,早上離開僱主的家,到尖沙嘴上教堂,午後想回去卻碰上示威,她含淚問我們:「我可以走路到九龍塘嗎?」她一心以為,走到九龍塘,北上的列車仍然在開動。記者無奈地告訴她:「所有鐵路都停駛了。」

菲傭來了香港幾十年,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回家。有記者告訴她等兩小時,路面或許會重開,她便可以巴士。菲傭有點固執,有點堅持:「我想走路,告訴我如何走?」我們問她的傭主家在那裡?「大埔」。眾記者勸說:「沒可能走路到達的!」地圖上是二十公里的路程,走路最少五小時。我們安慰着,請她先回教會休息,聯絡僱主。我見她情緒激動,忍不住輕撫她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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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癱瘓,穿制服的警察凶神惡殺,戴着防毒面具,揮動警棍,讓人不想接近。反而穿着反光衣的記者,成為了民眾求助的目標。昨日下午在旺角警署外,警察與示威者「如常」對峙。示威者舉起傘陣蹲下,警察已經出動催淚彈和開槍還擊。警察還第一次用梯子爬上了太子站鐵路站的出口建築物上,讓他們有制高點更近距離地向路面的示烕者開槍。

有人問:「警察為何有權站在鐵路站上開槍?」或者,在今日不正常的香港,問這種問題,已經沒有意思。警察認為可以,就可以。

那是下午二時半,一位中年嬸嬸不知怎的,走到正在開火的警署門外,她惶恐地發出尖叫,換來了記者的注視。她是一名基層婦人,手戴玉鐲子,拿着塑膠袋,穿着中年婦女的碎花襯衣。她驚恐地喊,雙手不由自主地抱着自己:「救命呀!我要回家!」當時路人都迴避了警署,她卻站在兩個開槍點之間,催淚彈在爆。那裡只有記者。

她很想離開,有記者勸說她不要動,勸她等數分鐘,她卻沒辦法保持冷靜,有人勸她深呼吸。也有零星路過的市民掩耳顯得驚慌,但這位嬸嬸的尖叫,讓大家知道她實在恐懼。我那一刻想到,不如帶她離開。

於是我上前,觸摸她的手臂,她九秒九把手伸進我的臂彎,喊着:「找人保護我!」我就如此捉着她,一起沿着警署的牆壁走。我們頭頂就是開槍的警察,不斷發出廣播,叫人離開。

這位嬸嬸一邊跑,一邊驚慌得雙腳無力跌在地上,跑了幾步,又忍不住尖叫。我只能大力地抽起她的身體,不住安慰:「不用怕!不用怕!」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鎮定,我只知道,別人害怕,我更力要淡定。我們看過很多類似的開槍場面,知道危險性不算太高。

和我一起的四、五個記者及義務救護員,就這樣連跑帶跌,把她護送到安全的地方離開。一個城市變了一個戰場,受苦的,一定是平民百姓。

交通癱瘓的十月中,採訪也大受限制。記者落戶一個地區,只能像孤魂野鬼一樣,在社區四處遊蕩,想跨區採訪根本不可能。腳能走的地方,才可以去採訪。

晚上,九龍示威者散落四處,我和另一個記者,在黑夜的街路上遊走,零星的市民也在街上走,氣氛詭異。大家好像在參觀一個導賞團,逐一駐足細看,被破壞的商戶、中資銀行是怎樣的。

木板後,爛玻璃裡面,可見銀行的大光燈亮着,偶爾發出警報。頹垣敗瓦之中,我卻嗅到辦公室地毯混雜着冷氣那種高級的味道,人造植物盤景孤獨地放在走廊裡。然而大家只敢站在門外遠眺,不敢踏進去半步,生怕犯法。

另一個零食店因為大老闆是福建人,而有些福建人早前在北角區毆打市民,其連鎖零食店被大肆破壞,大量小食散落在門口。示威者多番表示「只能破壞門面,不可以偷東西」,但街坊們入夜之後還是忍不住在門口蹓蹥,有人還在門口雜物中用雨傘翻弄,看看有甚麼免費食物讓他們掏寶。

鐵路站或政府部門,進入一種輪迴式的破壞。原本被木板封好的窗戶,又再被撬開再破壞,完好無缺的玻璃,沒有一塊。自動灑水系統像過度活躍症一樣不斷澆水,港鐵被火燒過之後,不一會兒又變成水災現場。市民都以一種獵奇眼光去檢視,究竟平日高效率而窗明几靜的鐵路系統,今日灰頭土臉的樣子是怎樣,凝望着破爛的港鐵站,市民的表情,像看着黑洞一樣出神,像憑弔一個城市的死去,又像觀賞一個壯闊的奇景。破落到盡頭,不知能預告着一種怎樣的重生。

晚上的街道,氣氛有點肅殺,有點詭異,有點八卦,總之就不只是純粹的悲情。那條衝突之後的街道,如同森林裡猛獸撕殺一番之後,小動物爬出來躡手躡腳地用鼻子嗅嗅,有沒有剩食可以檢回家,或只是出來踱步呼吸一下空氣。民間自有民間的生命力。

大部份商店不是落閘,就是被木板封起。廿四小時不眠的香港,連通宵營業的便利店也關門休業,告示着這個不打烊的城市的異常狀態。

但是長沙灣道一間小巷的商店,醒目地亮起黃色燈泡。長沙灣一帶的社區,以成衣加工小企業為主。一位伯伯及婆婆在紛亂之中,守着一間小店,堅持開店,這間店售賣制服。和我同行的記者指着一件反光衣說:「上面印好了『記者』這個字樣呢。」她說。

我們駐足看了一會兒。婆婆說,他們的店,主要接政府部門的訂單,有海關部門的體育制服掛了出來,工程公司的安全衣等。他們說,近日有人要求在反光衣上印「記者」二字,他們便趕製了一批。

我指着自己身上的反光衣,是香港記者協會買回來的,協會為了讓我們花費低廉,於是只在背脊印上「PRESS」字樣,但若穿着背包,就剛好遮蓋了記者字樣。伯伯提議,給我在反光衣前面加印另一個字樣,我們說好。

此時,婆婆跟我們談起近來的事,她說:「我們讀書少,目不識丁,也不知道誰是誰非,搞到這樣的情況,大家都不好過。」

伯伯細心替地把拿出字樣裁剪,舉起熨斗,在一旁替我加印胸口的字樣。他拿着墊子,仔細量度位置,按壓力度適中。

在漆黑的街上,彷如戰場的馬路旁,這一刻,有位伯伯替我的記者反光衣加工,忽然又讓人感覺平和溫暖。這個城市又好像仍然在運作之中。

印好之後,我問伯伯婆婆,「多少錢?」

伯伯:「不要了,我們也要支持一下你們!」

我立即掏出二十元港紙,放在他們的貨架上。婆婆把銀紙搶過來,塞回我的手上。

婆婆:「不用了,我們不想發國難財!」

伯伯婆婆的這個小動作,讓我幾近熱淚盈眶。我還是堅持給二十元塞到伯伯的褲袋裡。我連忙告別離開。不久,婆婆追出來,我還以為她要還錢,幸好,她只是把我太慌忙逃走時遺下的雨傘交還。

婆婆追出來時喊:「小心一點啊!」

在這個荒謬的世代,在淪陷和衰敗之中,伯伯婆婆這些微小的動作,讓我沒法離棄這個深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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