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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仍未過去 — 鄺健銘

2015/4/16 — 14:03

圖右為鄺健銘;圖左為他的著作《港英時代》

圖右為鄺健銘;圖左為他的著作《港英時代》

讀:《讀書好》
鄺: 鄺健銘

讀: 你近來出版了《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書,為本土問題的思考帶來一個新角度,想知道這書出版源起和背景是怎樣,跟你的學術背景有關嗎?
鄺: 絕對有關!我唸本科時的老師李家翹就是研究東江水背後的地緣政治,在他於《明報》刊登那幾篇有關東江水的文章前,大家都將東江水問題看得很簡單:大陸有水輸給香港,而香港則大受恩賜。但自那些文章刊出後,大家的論述都已經改變,發現這不是恩賜,而是地緣政治角力下的結果,究竟是否要用這種供水關係?不一定,因為七八十年代時,香港幾乎可以達供水自給自足的狀態,就如新加坡一樣。這個研究方法對我很大啟發,他甚至好幾次跟我說起「香港的歷史需要重寫」,我一直有把這話記在心中,甚至當我到新加坡唸公共政策碩士時亦有記住,而當我畢業後,進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工作,負責寫東亞地區的發展,亦因為我是裏面唯一一個香港人,所以主力負責寫香港的內容,期間看了很多香港研究的文獻,但我不滿足於現在的解釋,於是我不斷的看個案,特別是我唸碩士課程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特別重視個案研究,令我發現個案研究是一個很有力的方法去解釋現實那複雜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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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海洋性

讀: 選擇到新加坡唸碩士是因為新加坡與香港都曾是英國殖民地,能參照其發展嗎?
鄺: 我到新加坡唸碩士,很大的動機是因為在我離開前,香港媒體不斷說新加坡的管治模式很好,很值得香港學習,我很好奇,所以想到這地方居住一下,以一個類似人類學研究的方法去考察,過程中看了很多管治模式發展的文獻,而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中心,所以我亦順帶看了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發展,特別是政治發展,因而開始有很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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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過程中有兩本書對我的影響特別大:一本是Singapore in Global History,是將新加坡的發展放進一個全球的脈絡中去看,究竟是要如何理解這國家的發展和塑造國家的身份認同;第二本是《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也是一本有趣的書,是講不同的史觀如何塑造不同的身份認同,以及台灣人如何利用一個更廣闊視野的史觀,將台灣置於區域、全球視野中,然後強化連原住民在內的台灣人的本土意觀,從而去對抗國民黨的一套大中華史觀。結果這事在八十年代為台灣的民主政治打開一個缺口,所以我開始有了一個想法:假如要重寫香港歷史,就要參照這方向,將香港放置於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去研究,不再從一個內向、割裂的角度去看,因為香港是一個港口城市,其發展涉及很多外部勢力,因此沒有可能只從內部去看。改變香港研究一向忽略背景(context)的做法,把整個研究放回背景當中,就是我這書最想做到的事。

其實香港跟新加坡的關係並不一定是我們現在所想的互為競爭,如果你重看歷史,會發現這兩個地方都是海外華人的聚腳點,而且都是港口城市、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當英國在二戰失去了印度後,香港和新加坡就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中心,所以當他們思考政策時,不可能只想香港,而是兩者互相補足。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我在麥欣恩的論文中看到的:為甚麼五六十年代時,香港的電影會在星馬「起家」?其實都是想抵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你就會發展,當時香港的發展福地其實是在東南亞,而不如今天一樣,只看北方。但新加坡和香港今天之所以這樣不同,你只看梁振英和李顯龍用的兩個比喻就可知一二,前者將香港比喻為插頭,後者將新加坡比喻為舢舨,反映這兩個本來同為海洋城市的地方已分道揚鑣,香港的海洋性已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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