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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仍未過去 — 論九七前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

2019/7/10 — 18:53

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最近,BBC 報導問:「為何高舉港英旗?」香港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甚至直斥,示威者「是要回到殖民時代」,並說「我想問大家,在殖民地做二等公民好,還是做香港特區的一等公民好呢?」

這些問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問題背後假設,1997年7月1 日之後,香港殖民地時代已然終結,英國是帝國,中國純然是民族國家而非帝國,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因此在中國治下高舉九七之前香港沿用的旗幟,是奇特現象;第二,這些問題的延伸意義,在於比較香港九七前後管治模式的轉變及其成敗得失。

剛出版的《港英時代》增修版之新終章,基本上是從全球史角度梳理九七之後中國治下香港管治的變化趨向。從19世紀全球不同的帝國源起與發展案例看,一方面,殖民地與國家領土之間分野往往模糊﹑往往只有一線之差,另一方面,帝國與民族國家往往有一體兩面的關係,論國家生存意識與政治權力觀,接收香港的中國與昔日日本帝國相似﹑兩者頗能相提並論。故此可以說,九七前後,香港殖民地狀態不見得已然自動消除,其管治在從英殖模式趨向日殖模式。2003年香港五十萬人遊行反中國國家安全惡法二十三條,至2012年香港反國教風波﹑2014年雨傘革命﹑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與前法官胡國興以《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立法作為主打政綱之一,乃至2019年有四人以死明志﹑現今仍未止息的反《逃犯條例》修訂抗爭,這一連串中國治下的香港大事,都可被理解為歷經英治多年後香港對中國日殖式管治的不適反應。在此值得再次重溫《港英時代》新終章的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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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安全觀﹑軍國意識乃至政治權力觀方面,當下的中國發展,都仿如19世紀中後的日本。2012年中國旅美學者汪錚所著的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是理解中國於國內外思想行為的重要讀本。汪錚的基本觀點是,1989年6月4日北京政府暴力鎮壓民運後,中共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出現認受危機。為解決國家政治內部矛盾,當時中國國家領導層決意以『勿忘國恥』為綱﹑製造『國家敵人』﹑鼓動國民的愛國情緒,以令國人能夠槍口一致對外﹑國家能夠重新團結。這波『勿忘國恥』愛國運動的具體操作方式,是重修課綱﹑增設景點,從而強化國人對西方國家乃至日本於近代壓迫中國的歷史記憶﹑鞏固他們的愛國史觀。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後提出『中國夢』﹑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實也是在呼應『勿忘國恥』主題﹑不離國家安全憂患意識。掌權後不久,習近平便向中共黨內警告,需『深刻學習』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慎防西方意識形態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這是《港英時代》第三章末部談論香港國際色彩消失中﹑國際都會香港民主政改在國家安全之名下寸步難行的重要背景。事實上,『中國夢』甚至有不惜一切保護國家安全的軍國主義色彩。『中國夢』一詞,其實是由中國解放軍鷹派將領劉明福創建。劉明福曾於2010與2012年出版著作《中國夢:中美世紀對決,軍人要發言》與《解放軍為什麼能贏》,亦曾提出『中國軍事崛起』論﹑主張國家建立『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劉明福眼中,美國是中國難以迴避的強敵,他甚至與20世紀初日本軍人石原莞爾觀點相近﹑有中美終需一戰的想法。於2015年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訪問時,劉明福毫不掩飾中國的備戰狀態。他說:『我們原來是東方睡獅,現在我們是醒過來了。習近平就是我們領著我們中華民族獅群的獅子,隨時不怕戰鬥....就是習主席擔任主席以後,從嚴治軍,現在全軍官兵都在每天訓練,一心想著打仗。』中國於習近平時代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實際上也類近於昔日日本戰略觀﹑在極力維力維護國家周邊的『主權線』與『利益線』。『一帶一路』的一個重點構想,是開拓新港口﹑道路﹑鐵路﹑航道,以確保國家各種經濟運輸能繞過較屬美國勢力圈範圍的馬六甲海峽。現在中國約八成進口石油皆需經過馬六甲海峽,這自然容易被視為國家安全隱患。從中國於2013年施行防空識別區到在南海積極展勢力繼而引起鄰國猜忌﹑從中國改革開放成為『世界工廠』至近年中國愈加被他國指責盜竊技術,都可反映中國受『國家安全』思維主導﹑極力追求『富國強兵』的國家行事風格。

在『國家安全』思維下,中國管治香港的綱領自然易於傾向以同化與延展國家權力為重心,尊重本土既有文化風俗與傳統之政治工作因而變得次要。於中國治下,普教中引發香港社會爭議,乃至上文所提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等風波,其實都是歷經百年英治後的香港對中國以『國家安全』思維為綱的治港方略之不適反應。可以說,日帝國治理台灣的思路與作為對當下中國香港管治狀況頗有啟示,香港『一國兩制』之實行方式猶如日治下滿洲國的翻版。

歸根究底,中國走上愛國乃至軍國主義之激進發展道路,多少是20世紀初五四運動的後遺影響。為求國家生存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現已成為五四運動標記,自此英式保守主義文化價值觀便與中國絕緣。1960年代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至現在中國不節制地運用高科技對國民施行『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 System)國家極權管治,都在反映五四運動大躍進式思維的沈重代價,中國治下的香港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自是定數。」

需要補充的是,香港激烈反抗中國日殖式管治,不應被簡單視為世代矛盾的產物。英治經歷被內化成為香港區別自身與中國的主體意識之重要元素,於香港歷史之中,早就有跡可尋。在二戰之後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已被視為逃離中國極權管治的自由天堂。到了八十年代,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命途被定之前,中國官方以「一國兩制」試圖穩定香港人心,這繼而令香港有別於中國的本土意識得到中國官方認證。至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甚至要如此宣告香港主權移交的意義:「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1989年6月4 日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香港一般民眾固然將視野投向海外﹑積極謀求移民後路,但不要忘記,香港上流社會亦曾構思在澳洲購置土地另建「新香港」以遠離中國大陸,香港跨階級的主體意識早已成形,《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只是以新方式加強這種意識。事實上,根據鍾士元所寫的回憶錄,九七之前的范徐麗泰也是香港戀英代表人物。鍾士元寫道:「英國九七後撤離香港已不可改。 尤德透露這個消息後,事前從未聽過風聲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大為震盪,兩位議員張鑑泉和范徐麗泰更低頭垂淚。」於此,也值得重溫已故香港政壇元老鐘士元在1980年代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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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見《港英時代》引用之《香港回歸歷程: 鍾士元回憶錄》)

此時此刻,在中國強調敵我的民族主義思維與國家生存意識下,香港官方既未願意平息《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香港政治社會動蕩,中國以愛國主義為綱的強硬同化管治意識也在變本加厲—一方面,中國官方內部檢討的重點之一是香港「民主派傳媒輿論動員能力強大」,對自身政治問題卻完全不提;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已事先張揚,會在未來三年內於香港引入上文提過﹑屬國家極權新層次的「信用評分系統」。范徐麗泰說,中國治下,香港人是「一等公民」,這是否fake news,其實懸念不大。

在此形勢下,對香港乃至中國政府抱有任何期望已幾無意義。香港社會需要更為關注﹑理解與批判的,是當下中國國家特質如何不乏帝國色彩﹑中國治下香港如何仍然處於殖民地狀態。畢竟,中國與香港之間的新棋局已開,繼續擁抱舊有想像自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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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較新加坡,中國治下的香港愈加難以「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也就無從談起。
6. 香港要重拾光輝,要確保、確立未來的競爭力的話,一定要重新望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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