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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一)

2016/9/19 — 18:06

【作者於2016年11月7日,更新本文】

2016年仲夏,風雨交加。香港國族之魂甦醒了,當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以及其他支持香港獨立的候選人被選舉管理委員會無理取消參選資格,香港國族主義一下子就從少數前衛者的主張,提昇為社會熱議的焦點。在8月5日晚,陳浩天等號召支持者到添馬公園集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出席,多位被取消資格者聯同部份本土派人仕輪流演講,而這可能是獨派在香港史上第一場大型集會。如此觸動了特區政府以及親北京人仕的敏感神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高調回應,指不能容忍港獨思潮進入中小學,甚至以吊銷牌照威脅宣傳港獨的老師。在九月開學後,一些學校屈服於當局的淫威,壓制打算討論港獨議題的學生。部份親共人仕則主張北京介入,或是將宣揚港獨的組織定為非法、或是針對煽動港獨的言論、近日甚至有風聲指人大會釋法禁止討論港獨。港獨與反港獨之爭,就在立法會選舉前掀起一輪腥風血雨。

一直以來,香港獨立都是公共討論的禁忌。大部份人不假思索,就條件反射的報以「不可能」三字。即使近年港中矛盾日益激化,中國干預又日益粗暴,不少朋友仍然認為港獨只是個偽議題。大部份的自由派雖然抗拒中共一黨專政、亦反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卻仍然基於大中華文化主義以中國的愛國者自居。比如陳祖為曾於2004年如此定義「港式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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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作民調研究,但在印象上覺得香港社會有兩種對愛國的表述、跟中央的不同。一是樸素的愛國精神,即所謂愛國就是愛中華大地、黎民百姓、歷史文化。另一種是自由民主式的表述,將國家與人民拉近(即主權在民),將政府和政黨推遠。兩種表達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將愛國等於對一個執政政府的認同或支持。[1]

因着這種「港式愛國主義」,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認為縱然他們抗拒中共政權、主張香港高度自治,他們仍無可爭辯地算是愛國的中國人。亦因如此,不少人認為港獨運動只是庸人自擾,甚至陰謀論地以為提出港獨的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港式愛國」也許是出於善意,可惜其立論站不住腳,只能反映論者對國族主義以及中國近代史缺乏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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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中華大地、黎民百姓還是歷史文化,皆不足以證明究竟誰是中國人。東亞大陸帝國的疆土,其邊界在過去幾千年不斷移動。滿蒙疆藏其實都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所謂的「中華大地」,嚴格而言嶺南、江南等也是一樣。而香港與中國的黎民百姓的關連,又是從何而來呢?若說香港人與中國人血脈相連,這種論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而且即使不論那七拼八湊所謂的「中華民族」,單是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來源混雜的民族,而在漢地邊陲的漢人會與周邊民族通婚,又或者本身就是採納漢文化的周邊民族。嶺南人與越南人血緣上的相似度,恐怕不會比與華北漢人的相似度低。近年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多會指出大部份廣府人的祖先,其實並不是北方漢人移民,而是帶著百越血緣的原住民。華南學派的蕭鳳霞和劉志偉指出:

我們和科大衛(David Faure)在有關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數宗族關於祖先定居歷史的記憶和敘述是令人存疑的,這些宗族的祖先並不一定是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實際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這些宗族的部分成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操控著他們認作國家權力的像征,加上他們自己的創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國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過貼上了「漢人」的標記,他們與當地其他原居民劃清界線。這些宗族控制了廣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和廟宇,修築祠堂,編纂族譜,炫耀自己與士大夫的聯系。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命題和身份標志的同時,也創造著一套最後為官方和地方權勢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語言。[2]

那麼訴諸於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又是否可行呢?問題是這一套「華夏文化」並不由中國獨享,它亦屬於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傳統文化。雖然這些國家的文化與中國的有微妙差別,但中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是不遑多讓。如此我們便難以用文化解釋何以日韓越三國不是中國。假如文化真是國族認同之根源,那麼隨着華夏文化向外擴散,日韓越三國理當會與中國越走越近。但事實卻是完全相反,當三國的儒學發展日益發達,離心力卻愈來愈大。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着「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3]

這樣,我們必須承認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國族就是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並不是說國族是虛構的。與此相反,只要地緣政治因素令某地的精英和民眾有着獨特的集體經歷,他們自然就會想像自己為同時同地面對着共同命運的社群,最終發展為爭取於同一自治政體下共同生活的國族。就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自想像,卻是真實的,而且其存在很多時都是正當的。[4]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強調:不是所有共同體認同都算是國族主義,只有現代的共同體認同才算是。現代的國族共同體,其價值必需是世俗化的。即使某些國族仍設有國教,國民追求的也必然是國族在物理世界的利益和價值。而國族內部得政治,既要主張國民同質性(Egalitarianism)、亦要實踐將國民與政治連繫起來的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不同國家在實踐上,會有不同等面貌,但共同體認同仍必須要有以上三個特點,才能算是真正的國族[5]。即是說,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

既然如此的話,要斷定香港人能否成為真誠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就要回顧中國近代政治史,看看中國國族主義是如何成形的。

 

注:

[1] 陳祖為,〈港式愛國的政治學理念〉,《明報》,2004年3月2日。

[2] 蕭鳳霞、劉志偉(2004)。〈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3] 葛兆光(200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

[4]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5] Greenfeld, Liah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原刊載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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