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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二)

2016/9/20 — 11:40

先鋒黨專權的中國國族主義

近代史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國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日清戰爭以後的事。雖然那不是清帝國的第一場敗仗,但東亞大陸的帝國被東亞海洋邊陲的日本打敗,卻徹底顛覆東亞體系幾千年來的秩序。此時清帝國必須重新思考它在國際秩序上的定位,而發展成像日本和西方列強那樣的國族國家,似是無可避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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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清帝國的知識階層不斷思索,尋求把清帝國轉化為現在國族國家的方案。他們有的主張君主立憲,從而把清帝國轉化為多民族的公民國族國家。有的則訴諸種族主義,主張趕走滿族統治階層,建立以漢人為主、血統純正的新興國家。而後來的發展,則不無折衷的意味:中國於辛亥革命後走向共和,但它想要全盤接收清帝國的疆土,只得將各國語言、文化各不相通的民族勉強拼合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1]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有着國族國家的外觀,但當時中國人對於中國國族的內容,仍然沒有共識。部份統治精英想要從上而下的推行改革,以國家主義的方式實行中央集權。這是梁啟超的理想,亦一度是袁世凱努力的目標。後來袁世凱在內政、外交都遇到挫折,就想要回復帝制:結果他只能證明中國早已回不去了[2]。袁世凱一倒,他的舊部就只能割據一方互相攻伐,從上而下的改革就只能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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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憲政的嘗試,令地方紳商初嘗政治參與的權利。雖然當時憲制稱不得上是健全,但他們在僅有的公共參與之中得到充權,就想要在地方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時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族主義,只是眾多互相競爭的意識形態的其中一種,提倡地方分權、自治以至是獨立的聲音,亦同樣普遍。湖南[3]及廣東[4]的地方精英,都想要趁清末民初的改革,嘗試推動地方的自主權、深化民主改革,一些比較進取的地方人士甚至會主張獨立建國[5]。袁世凱倒台後,中國暫未有能壓場的強人,軍閥混戰無日無之。地方精英便希望能推行地方自治,讓地方能免受紛擾走向現代化,待來日戰事平息後方謀求再組聯邦。部份知識階層亦寄望由下而上的改革,更易達成民主化的效果。他們計劃先推行省議會普選、再公投制定省憲法,然後立憲自治的省份組織聯盟,以期向聯邦制度邁進。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是聯省自治運動的主要推手,他以「粵人治粵」為執政口號,並開始推行縣議員和縣長的民主選舉。[6]

陳炯明的德政甚得當時往返粵港兩地商人之歡心,只是陳最終在權力鬥爭中敗陣,之後割據廣東的孫文又投向蘇俄,作風日益專制[7]。假如聯省自治的路線跑出的話,懶理中央、着重民主的「港式愛國」,將無可置疑是根正苗紅的中國國族主義。只是歷史的發展,豈能盡如人意?

辛亥革命後中國亂象紛呈,青年知識階層認為那是傳統文化根深柢固的緣故,他們覺得非要把所有舊文化全盤否定不可,讓他們帶領國民從頭改造新中國,中國才會有希望。他們看見黎民的冷漠,就對自由主義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失去信心。威爾遜以民主大國美國總統之尊參與巴黎和會,又提出民族自決原則,曾令青年寄與厚望。但中國未能取回山東權益的事實,令青年堅信先鋒黨理論:中國國族正在沉睡,非得要有一群先鋒黨喚醒民眾。讓民眾接受先鋒黨的領導建設國家,則是中國國族主義的奧義。一些愛國青年接受了共產主義,孫文亦趁機拉攏蘇聯,先是扭轉劣勢打敗陳炯明,再在蘇聯協助下將國民黨改造為列寧式的先鋒黨。隨後國民黨又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將廣東建設為先鋒黨國族運動的前進基地,圖謀以武力統一中國[8]。

北伐之後,整個中國都是先鋒黨的天下,其他不服膺於先鋒黨的論述,都遭受暴力打壓,再也無法抬頭。國民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就是由上而下、服從領袖、完成革命。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才能以暴力抵抗暴力延續下去。他們在打贏國共內戰上台後,新的國旗是代表社會各界的小星、拱照代表共產黨的大星,愛國就是從服從共產黨的指導建設國家。在五星旗下的新中國,黨就是國、國需要黨,愛國也必然意味着愛黨。

在1989年爆發天安門學運時,中共的先鋒黨國族主義幾乎破產。學運人士提倡主權在民的國族主義,觸動同期渴望自由的香港人。但這種自由國族主義未扎根,就被六四的槍彈無情鎮壓,一蹶不振。面對認受性危機,中共拋棄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大刀闊斧開放市場經濟,令中國在一代之間從一貧如洗變為走向富強。與此同時,教育部門亦不斷重提十九世紀至中共立國之間的種種屈辱,並將近年西方對中國政治的批評,作為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之所謂「證據」。雖然中國仍有少數追尋自由國族主義的朋友,但大多數中國人,都因國家走向富強而自豪,覺得要對中共的帶領感恩,而愛國就要跟隨共產黨的腳步抵抗外侮[9]。他們戀慕帝國的榮光,覺得中國帝國復興令他們很有面子,縱使他們大都只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帝國奴民。

可是香港並未受中國先鋒黨國族主義的薰陶。香港人在五四運動期間,雖然亦有反日情緒,卻與當時中國的國族主義論爭絕緣[10]。國共兩黨無疑曾於1925至26年發起「港粵大罷工」,罷工規模固然是史無前例,但不認同的香港人為數不少。是以罷工雖由六月一直維持到次年十月,但在各方張羅下,香港市面到七月就回復正常。港商及落難香港的粵商覺得廣東的政敵,非要把他們趕落大海不肯罷休。於是他們挺身而出,動用人力物力恢復社會秩序、恢復工業生產。他們自覺打了一場香港保衛戰,在過程中應定香港才是他們的家[11]。值得留意的是,縱使初時大批港人參與打著中國國族主義旗號省港大罷工,他們多放眼本土的反殖及勞工權益。當罷工發展政黨內鬥,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12]。此後香港本土意識雖然最初只見於精英階層,但大部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主要是關懷原鄉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少數服膺於國共兩黨國族論述的,在1956和1967年兩場暴動後亦遭邊緣化。到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化蓬勃發展,普羅大眾就連那丁點的鄉土意識亦日趨淡薄。歷史學者冼玉儀教授如此憶述:

在暴動前,那些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人雖然會覺得與中國有距離,但仍然沒有人提「香港人」這稱呼。「我是誰」這類的問題,並未真正為人提出。但六七暴動時,這問題卻成了當頭棒喝,很多人被逼要選擇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或者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所以,在六七年,由只是在「香港居住的人」轉變成香港人這個變化是很突出的。[13]

結果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就只剩虛無飄渺的文化意識,再加上天安門學運期間目睹學生追尋自由而有的感動。那種愛百姓、愛文化、愛民主的「港式愛國」,是樸素的情感,在民初時還可算是正統的中國國族主義。可是自五四過後好幾代人,中國就早已不是當日的中國了。在之後我們會看到,當「港式愛國」與先鋒黨國族主義正面交鋒,「港式愛國」就無法招架得住。

2004年的愛國論爭

雖然「港式愛國」與羅湖橋以北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以統一戰線的方式接觸香港自由派及社運人仕。雖然香港人的大中華文化主義並不是中國標準的愛國,但當時中共要做的,是騙取香港各界的團結以對付英國這最大敵手。六四慘案後,參與支聯會活動的主流民主派與中共反目,但中共仍未有放棄統戰民主派,先是仍未併入民主黨的匯點、然後就是民協。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仕觀禮團時,他對「愛國」的標準,也是比較寬鬆而模稜兩可的: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甚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作出貢獻。[14]

但香港人與中國在國族認同上的矛盾,只是隱而不發。2002年,不孚民望的董建華政權堅持要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香港人擔心此法將侵害人身自由,同時又對1997年以來的施政失當深深不忿,最終於2003年7月1日主權移交六週年紀念日,有五十萬民眾上街抗爭。親商界的自由黨撤回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的支持,使立法過程無限期擱置。於這次社運得以充權的香港人,進而爭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主張要「還政於民」。對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要「還政於民」,就是對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否定,是阻撓先鋒黨復興中國。就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夏勇所言: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民族才得以洗百年恥辱,港人才可能真正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港人治港的實質是中國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題,是中國人當家作主。[15]

而另一位草委,身為憲政學者的許崇德則重新「詮釋」鄧小平的言論。他認為民主只是偽議題,所謂「港人治港」,必然要由愛中國的香港人治港。民主普選對「愛國者治港」,可以是種障礙:

當時……草委會內有個別香港委員帶動着社會上的一些政治勢力,打着「民主」的旗號,吵着要《基本法》香港的行政長官……立法會的全部議員都立即由直接選舉產生……小平同志一下子就識破了其中的真實用心。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16]

湯華更進一步闡明,香港人反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立法,是不「愛國」的表現。他甚至更進一步,反對「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主張愛中國就要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領導:

如有的人繼續參與甚至領導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組織。他們打着追求民主的幌子,散布所謂「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的謬論……在香港《基本法》第23條問題上,某些人也充分地暴露出他們敵視國家的真實面目。立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是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應盡的責任……他們一直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極力地阻撓《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他們攻擊第23條立法為「惡法」,鼓吹「戰勝23條」,還妄稱要逼使第23條「永不立法」等……我們要認清他們的險惡用心,絕不能讓這種人竊取特區的管治權。[17]

對信奉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香港沒有民主不是問題。反之,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反映香港人不夠「愛國」,是「人心未回歸」之過。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因為「外國勢力」從中作梗,再加上所謂的「崇洋媚外者」的煽動。追求不受中共干預的真民主,就是所謂的「挾洋自重」,要將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如是說:

事隔六年,有人,其中包括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重新棟起英國人打出的「還政於民」的旗號,在群眾中進行煽動,製造混亂。人們不禁要問:是不是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交還給國家,並由中央授權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都不算「還政於民」,只有把香港的政權交給那些「街頭政治家」來掌管,才算「還政於民」呢?[18]

到2004年2月底,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刊登社論,替過去的愛國論爭定了調: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香港確有一些掌握着某種政治權力的人不符合「港人治港」的條件。他們當初為歷史大勢所趨,確曾表示擁護香港回歸,但並不情願在「一國」下生活,因而在回歸後不斷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角力,反對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組織或參與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乞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公開支援臺灣前途自決。如此所作所為,令廣大港人擔憂,令中央政府不安。[19]

「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卻脫離中國的現實。自北伐以來,國共兩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都是黨國不分的先鋒黨理論。國族主義的內容是由先鋒黨制定的,而國民的愛國責任就是服從先鋒黨的指示。中共建政後,對中國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造,共產黨的組織於社會結構無孔不入,而先鋒黨國族主義早已深入幾代人的骨髓。隨着中國日漸富強,中國人的自豪感更令他們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合法性,縱然他們偶爾對中共個別政策感到不滿。唯有在南海之濱那片相對自由的土地,才有可能將黨國分家,以純樸的情感愛中國。但現實上,他們愛的中國,並不是在東亞大陸統治着十三億人的那個中國。

是以,當香港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不欲中共干預香港內政,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觀點看,那是對先鋒黨的不信任。反對先鋒黨的話,不管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如何,他們就是不愛國的「港獨份子」。

在2004年4月6日,中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確立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決定權。2007、2008年雙普選的訴求遭到否定。2003年以來的民主運動,遭遇了滑鐵盧。

 

注:

[1]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Zarrow, Peter (2012).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Platt, Stephen R. (2007).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Chen, Leslie H. Dingyan (1999). 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5] 歐榘甲(1981)。〈新廣東〉,張玉法篇,《晚淸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毛澤東,〈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大公報》,1920年9月3日。

[6] 李達嘉(1986)。《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臺北:弘文館。

[7] Chung, Po-yin Stephanie (2003).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London: Palgrave.

[8] Fitzgerald, John (1996).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 Wang, Zheng (2012).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沈旭暉(2015)。《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0] 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譜》。香港:中華書局。

[11] Carroll, John (2007).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han Lau, Kit-ching (1991).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2] 蔡榮芳(2004)。《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3] 冼玉儀(1995)。〈六十年代:歷史概覽〉,田邁修(Matthew Turner),顏淑芬編,《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香港:香港藝術中心。

[14]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夏勇,〈「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新華社,2004年2月22日。

[16] 許崇德,〈普選能否選出愛國愛港人仕?〉,新華社,2004年2月29日。

[17] 湯華,〈切實保證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新華社,2004年2月24日。

[18] 〈穩定是香港繁榮的基礎〉,《紫荊》,2004年2月號。

[19] 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 20th February 2014.

 

(原刊載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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