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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姓何的究竟是「校長」還是自以為「學校大老闆」!?

2017/7/10 — 12:19

新任特首林鄭月娥 2017 年 7 月上旬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宣佈競選政綱提出增加每年50億港元教育經常性開支的首階段使用方式。

新任特首林鄭月娥 2017 年 7 月上旬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宣佈競選政綱提出增加每年50億港元教育經常性開支的首階段使用方式。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旋即推出新增50億元教育經常性開支的首階段方案,其中較重要的是改善中小學的教師與班級比例 ,劃一增加0.1,為學校提供額外人手。  有關文件明確指出:「……可為在職合約教師締造更多獲聘為常額教師的機會……為填補新增的教師職位時,須吸納過剩教師、聘任現職合約教師……」。(註一)     而且,林鄭月娥在立法會解說時表示「強烈期望」學校將校內合約教師轉為常額教職,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面晤教育團體和多次在傳媒專訪時亦「溫馨提示」學校必須按有關聘任原則辦事。 

總的來說,新一屆特區政府正是要處理多年來困擾教師團隊的教育生態動盪問題,增撥資源作階段性的略修小補,以期創造和諧穩定的環境,而且此項措舉是林鄭月娥透過多次與業界諮詢和交流所達致的共識。  可是,在特區政府和教育界想方設法在編制政策上解決「超額教師」和「合約教師」的難題時,報載教評會主席竟然罔顧教育界的民意取向,表示「……局方應給予學校彈性……把該筆津貼攤分,補貼合約教師與常額教師的薪金差距,但不會將合約教師轉變常額……」云云。(註二)    筆者不禁問:那個姓何的究竟是以人本管理為原則的「一校之長」,還是見錢開眼的一個「學校大老闆」?!

事實上姓何的有這樣的「學校大老闆」心態毫不出奇,在當前校長群中絕對不是孤例,相信大有人在。   筆者以為,自從教育改革以來,在所謂「放權讓利」原則,以及法團校董會自主的「校本管理」政策影響下,教育當局對學校的監管和督責基本上採取默許、放任和姑息態度,況且香港學校「校政民主化」的發展其實一直並不彰顯,校長被賦予更大的行政權力和調撥資源的彈性,學校管理層每多以商企營運心態處理校政,尤其在聘任教職員和外判服務方面,遠遠偏離了「以人為本」的學校專業管理精神。  因此,這些年來「教師助理」和「合約教師」等情況早已成為學校內常態的光怪陸離現象了。  不少校長當然渴望擴大所謂「剩餘權力」,以便「擁有豐厚資源同時享有不按常理出牌的自由」,堆砌出這樣那樣的理由,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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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從一般商企營運角度而言,機構內的管理層是「老闆」,受僱用的被視為「員工」,彼此的勞資關係壁壘分明,而「老闆」慣於著眼「員工」的產出和工作效益。  可是,從人本主義的教育專業立場看,學校管理層和教職員應該建立伙伴/同工式的工作關係,以至如今流行說法的「持分者」協作關係,共同為學生提供教育服務。  筆者以為這本來就是校長「應有之義」,在於與教職員攜手共事,關顧其合法合情合理的權益,從而惠及學生的福祉。  可是,不少校長往往執迷於「管理主義」而造成行政上的種種流弊,教育當局的助長取態也難辭其咎。

筆者無意深究和分析姓何的甚麼「理由」,可是「合約教師」轉任為「常額教師」是確立和鞏固聘任體制上的地位,至關重要,有良心的校長不該只圖短視的行政方便。  林鄭月娥當前的方案雖然未能釜底抽薪的完全解決「超額教師」和「合約教師」問題,畢竟已踏出第一步,豈容姓何的鑽空子抄小路的違背這項政策的具體目的,美未名是顧及「校本特性」,實質上是為利是圖的「擁權自重」, 況且,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有言在先,個別學校的特殊情況將另案處理,實在絕不能讓姓何的及其同路人含混過關而破壞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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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支持優質教育的優先措施〉(10/7/2017會議討論文件)

註二:6/7/2017《明報新聞網》〈增2350常額教職  林鄭熱盼合約教師轉正  葉建源料未能全數吸納超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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