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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治港

2019/6/14 — 16:17

在《逃犯條例》一事上,林鄭月娥充份曝露了她的「酷吏本色」:工作和任務擺在前頭,就要快快辦妥,以彰顯自已「好打得」,管它任務是好是壞,至於聆聽反對聲音,那就簡直是費時失事,正如她在議會中公然說,那些都是「廢話」。別人的憂慮和反對,她不會嘗試去理解,而只會去輾平。林鄭眼中只有執行效率,卻沒有價值,或至低限度,沒有很多港人心目中的核心價值。在北京眼中,林鄭無疑「好使好用」過梁振英,因為她是一個「能吏」,懂得如何 get things done。但沒有民主制度,沒有價值,沒有同理心,「能吏」往往會淪為「酷吏」。

周日,百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且全球有近三十個城市與香港連線示威,聲勢空前浩大,林鄭「成就」完全勝過董建華和梁振英,貫徹她的「第一」本色。2003 年的七一遊行,當時的參與者是因為反對廿三條立法、經歷沙士及經濟差等因素上街,但今次遊行只有單一議題,人數反而更多,可見林鄭政府就今次修例,完全錯誤判斷社會的反對聲音有多大。

在任何地方,若政府施政出現如此大的誤判,相信都會辭職下台。林鄭月娥曾於特首選舉辯論提過,她百分百相信香港人,如果她的施政配合不到主流民意,會選擇辭職;而今次修例有百萬人上街,相信是林鄭月娥考慮實踐承諾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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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對林鄭的兩點懇切建言

我還記得,對上一次面對面見林鄭月娥,已經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那時是 2017 年 1 月,當時正是特首選舉期間,是選舉公關又好,是真的想聽意見也好,她找來一班評論員交流(順帶一提,當時我已經是現場政治光譜上最 liberal 的那一個,只能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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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席間我集中提了兩點懇切建言,分別是對香港社會嚴重撕裂,以及「西環治港」的憂慮和痛心。後來散會,也不理會這會否讓她感到我「好煩」,我再在門口握手道別時,把握機會,繼續向她就這兩點痛陳利害。

究竟這些意見她有否聽進耳,我無從知道,但後來看到的是,她發表勝選演說時承諾,她當選後的「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之後,她又有用實際行動去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並向教協、民主黨等溫和民主派人士伸出橄欖枝;另外,她在選舉論壇,以至當選後,都斬釘截鐵地說任內不會要求中聯辦協助「箍票」,以「自己的事自己做」作為政府處事的指導原則,謂香港內部自治事務毋須中聯辦操心。

這兩番話都說到我心裡去,因此在她任期起初兩年,我對林鄭都疑中留情,就算偶爾和民主派朋友談論政局,他們說「林鄭仲衰過梁振英」,我都會嘗試為她講兩句好話。

林鄭上任後,主打民生,且說並無打算重啟政改,想先多做實事,減少政治爭拗,避免社會撕裂,對此,我也覺得無可厚非,畢竟香港在梁治五年實在「太傷」。

疑中留情已成過去

雖說林鄭政府是重民生輕政治,但後來,還是鬧出了「一地兩檢」風波,很多人基於貪方便,也基於高鐵「米已成坎」,於是便罷了;之後是《國歌法》,或許因為鬧出過太多噓國歌事件,於是大家也都罷了;之後再多次 DQ 參選者,或許很多人仍把這筆賬算到開了個頭的梁振英身上,於是仍勉強按捺著。

直到發生《逃犯條例》修例,終於成了駝峰上最後一根稻草。《逃犯條例》觸及大家心中的「紅線」,那就是中國大陸和香港還會否有防火牆,很多人甚至開始懷疑香港還是否我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自從九七之後,從未試過像今天般,身邊那麼多人在考慮移民,近日每次與朋友飯聚,話題總離不開移民。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包括很多中間派)跟我一樣,對她疑中留情的階段終於告終,如今不單是林鄭與港人的蜜月期習已經因為《逃犯條例》而告終,而是大家根本鄙視林鄭,她會 慢慢「梁振英化」。

《逃犯條例》讓社會不再平靜,對立急速升溫,這從後雨傘社運疲勞結束,更出現九七後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可以清楚看到;此外,林鄭四面楚歌,中聯辦又再度出山,高調插手,緊急召見人大、政協,要求他們團結一致,支持港府完成修例工作,政協黃英豪更引述王志民的話:「修例一定要成功通過!」至此,就連「壞孩子」田北俊也只有謂,建制派要「歸隊」。

換句話說,我原先對林鄭的兩點期望終告落空,再無必要疑中留情。

林鄭仲衰過梁振英?

今天已經有不少人提出「林鄭仲衰過梁振英」,我自己未至於會這麼說,但我也不會再為她辯說。

事實上,《逃犯條例》對香港所造成的傷害,對很多人來說,是大於沒有「真普選」。近日,我在一個酒會跟一位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聊天,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主派,他也說:「沒有民主和普選,香港還是香港;但如果可以把人抓返大陸,那香港就再不是香港了。」

今天的林鄭可謂四面楚歌,相信她起初沒有想到各方的反彈會如此大,如今不單出現百萬人上街,就連原本與民主派劃清界線,寧願「焦土」也要割席的本土派和年輕人,也重新「歸隊」;且這不是民粹,就連法律專業,也出現 12 位現任及前任大律師公會主席聯署反對《逃犯條例》修例,三千法律界人士遊行,甚至就連法官都公然反對;在國際層面,則不單美國,就連加拿大、英國、德國、歐盟等,都對《逃犯條例》表達強烈憂慮和異議。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算《逃犯條例》修訂最終在建制派死命護航下獲得通過,林鄭都會很傷,政府的正當性及認受性從此成疑,沒有人會跟一個自己鄙視的特首「connect」。

但更傷的卻是香港,我擔心《逃犯條例》若然獲得通過,會觸發香港新一波移民潮、撤資潮,美國和歐洲會重新審視香港的政治經濟定位,甚至撤消香港有別中國內地城市的優惠看待,因為香港跟大陸的自由人權狀況,甚至經濟制度(大灣區融合),已經愈來愈別無二致。結果,港人就要為林鄭「埋單」,吞下苦果,尤其在中美爭雄這個國際大格局下,香港的衝擊和動盪可能會很大。

酷吏本色

或許,林鄭起初是有點理想,有點抱負,但兩年後,卻已慢慢跌回入她的 default mode,那就是一個「酷吏」。

在《逃犯條例》一事上,林鄭充份曝露了她的「酷吏本色」:工作和任務擺在前頭,就要快快辦妥,以彰顯自已「好打得」,管它任務是好是壞,至於聆聽反對聲音,那就簡直是費時失事,正如她在議會中公然說,那些都是「廢話」。別人的憂慮和反對,她不會嘗試去理解,而只會去輾平。林鄭眼中只有執行效率,卻沒有價值,或至低限度,沒有很多港人心目中的核心價值。

在北京眼中,林鄭無疑「好使好用」過梁振英,因為她是一個「能吏」,懂得如何 get things done。但沒有民主制度,沒有價值,沒有同理心,「能吏」往往會淪為「酷吏」。

最後讓我不厭其煩,再提一件事。話說兩年前特首選舉期間,林鄭出席該黨的諮詢會拜票,素有歷史修養,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沒有說客套話,反而直言批評,說她從未經政治洗禮,只擅於行政管理,過去只能當第二把手,從未當第一把手,未見領袖之才。林鄭卻連忙辯說,其實不然,她十分崇拜周恩來,並視他為榜樣。我聽了後不禁啞然失笑。

別人批評你只適合做「阿二」,你卻辯說自己以周恩來為榜樣,殊不知周恩來就是出名只會當「阿二」。更甚的是,周恩來一生都不敢指正毛澤東所犯的種種錯誤和倒行逆施,遑論帶領國家走上正確方向,至多是替毛「補鑊」,甚有時更做了幫凶,例如大家看看文革時周如何處理劉少奇便知道,反而鄧小平雖然晚年犯上六四的錯誤,但早年他卻真的能夠做到撥亂反正,帶領中國走出文革和極左陰霾。所以當「兩制」荒腔走板時,林鄭根本不會頂住壓力,守護香港的制度和核心價值,當一個「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真正領袖,反而,只會當一個忠實執行「阿爺」意旨的酷吏。

 

(本文原先刊登於 6 月 12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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