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重貼劉曉波涉藏文章四篇,願佛慈愍,度一切苦厄!

2017/7/11 — 12:39

2008年5月18日,北京三味書屋二十週年紀念日,劉曉波演講。 (唯色拍攝)

2008年5月18日,北京三味書屋二十週年紀念日,劉曉波演講。 (唯色拍攝)

此時此刻,重貼劉曉波四篇涉藏文章,千言萬語,只能化作為他和劉霞的祈禱。 

2008年12月11日,我在我的博客上寫過:“劉曉波先生秉持人道精神和良知,關注西藏問題,撰述相關文章,這裡轉貼三月以來他所寫的三篇文章,以及他在2004年為我的遭遇而呼籲的文章。” 

願佛慈愍,幫助苦難中的劉曉波和劉霞,度一切苦厄! 

廣告

* * * 

西藏危機是唯物主義獨裁的失敗 

廣告

奧運年的西藏危機,再次凸顯了的,不僅是中共西藏政策的失敗,也是唯物主義獨裁政權的失敗。 

中共唯物主義,不理解宗教信仰之於人類精神的偉大意義,也就無法理解達賴喇嘛對於作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聖意義,被迫流亡的達賴喇嘛,不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漢族強權的最高象徵。 對於一個虔誠民族來說,四十年見不到自己的神,等於剝奪了藏人的核心價值;指控和詆毀達賴喇嘛,等於用刀剜藏人的心。 

正因為如此,西藏危機爆發後,面對世界性指責的中共當局才一肚子委屈:多年來,中央給西藏投下千億人民幣和各種經濟優惠政策,架橋鋪路、修繕廟宇、建高樓大廈,藏區的經濟也確實得到發展,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確實得到提高,但藏人就是不知感激,還要屢屢反抗。 

相反,離開西藏四十年且遠在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給不了藏人任何經濟實惠,但他仍然是藏人最為崇拜、也最為懷念的人,“讓達賴喇嘛回家! ”是藏人最大的訴求,而中共當局不讓達賴喇嘛回家,恰恰是引發藏人抗議的主要原因。 

中共的唯物主義不理解人之為人的屬靈特徵,不理解金錢無法收買宗教信仰,不理解政教分離的現代文明,不理解多元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之間的歧義並不能構成思想強制的理由,政權更無權要求全社會只信奉官方意識形態。 中共只把人當作肉體的物質的存在,當作餵飽了就心滿意足的“豬玀”,也就只能把社會當作豬圈來管理。 所以,中共要求多元的利益主體和多樣的思想觀念必須服從於政權的強制統一,更企圖通過制度性的謊言、暴力和行賄,來泯滅一切不同於政權的利益訴求、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 把人的社會變成動物莊園,使“會思考的蘆葦”變成“不會思考的枯草”。 

正是在這套粗俗的唯物主義引導下,已經失去道義合法性的中共現政權,才會堅守經濟第一的跛足改革,誇張地炫耀GDP增長的百分點,縱容“一切向錢看”和不擇手段的厚黑人生;才會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在利益上優惠中心城市和收買各類精英,偶爾也會用向底層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來顯示“親民”;出訪時的獨裁寡頭們,才會個個是皮包裡塞滿大定單的暴發戶,在國際上用經貿利益換取政治認同。 

也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滿世界炫耀自己在經濟上給了西藏多大的恩惠,企圖用加快西藏的物質世俗化來改造這個信仰民族,使其逐漸喪失信仰的虔誠;才會把西藏的精神象徵達賴喇嘛長期拒之於故鄉之外,長期把老班禪軟禁在北京盡享榮華富貴,把新班禪幽閉在黑箱中,就是不讓這幾位宗教領袖回到自己的信徒中間,向信徒佈道、為信徒祝福和接受信徒的膜拜。 

當下的中共政權,除了經濟增長的GDP崇拜之外,已經再無自我炫耀的資本;除了熏天的銅臭之外,小康中國的空氣中再無其他芬芳。 這套粗俗的唯物主義,在毛澤東時代發展為文革時期的宗教滅絕,毛澤東變成中國人唯一的信仰;在後毛時代發展為利益至上,金錢變成衡量一切的標準。 它給中華文化及其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壞。 

由於長期接受傳統的大漢族主義的熏陶,更由於五十年來強制灌輸唯物主義,大陸人對宗教的極端無知和對少數民族的傲慢鄙視,已經達到令人震驚的地步,對自己褻瀆神靈的言行毫無意識。 比如,大陸的體育名人張健,為了個人的世俗名利而要橫渡藏人的“聖湖”納木措。 著名歌星韓紅,為了炒作自己而要空降藏人的聖地佈達拉宮廣場。 在中央強制之下內地各省的援藏,越來越變成用漢人的世俗化來改造宗教西藏,在雪域高原留下眾多惡俗的印記。 

然而,對於一個以信仰為生命核心的民族來說,無論是高官厚祿還是榮華富貴,無論是強制灌輸世俗意識形態還是禁令、監獄、軍隊等政治高壓,都無法收買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敬仰和忠誠,都無法使虔誠的信徒低下仰視神靈的頭。 年僅十五歲的十七世噶瑪巴伍金赤列活佛放棄中共政權給予的豐厚優惠而出走印度,無數藏民冒著巨大人身風險而投奔達蘭薩拉,堅守在西藏的信徒進行的一次次示威遊行……在明示著一個難以被物質利益同化、更難以向強權鎮壓屈服的宗教民族的靈魂。 這種來自信仰的虔誠和堅韌將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2008年3月28日於北京家中(BBC2008年3月31日) 

* * * 

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始於3月10日的西藏危機,至今仍然是世界關注的中心。 如果胡溫政權不能妥善回應,藏人的反抗和國際社會的譴責,必將伴隨到北京奧運的結束,北京奧運也將變成世界認同度很低的奧運。 現在,奧運聖火在境外傳遞的艱難旅程,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不錯,中共政權可以靠強力平息大陸境內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漢族主義取得多數民意認同。 通過對3•14拉薩騷亂的掐頭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過單方面放大西方媒體的某些失誤,通過“反分裂,護聖火”的輿論動員,更通過嚴格的新聞封鎖和單方面宣傳,中共當局已經成功地把西藏危機轉化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狂潮。把自由與獨裁的政治衝突轉化為漢藏的民族衝突。 但中共無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無法取得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同,更無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現政權無法消除整個中國的深層危機一樣。 所以,中共在國內取得的這些優勢,不過是鼠目寸光的權宜之計,只有維護獨裁體制的暫時之功,而無助於多民族中國的長治久安。 

外界普遍認為,在此次西藏危機之前,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相關官員進行過六次對話,而現在,爆發於中國奧運年的西藏危機,對胡溫政權來說無異於“砸場子”,給風光無限的“國際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對達蘭薩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問題的解決變得遙遙無期。 

在我看來,西藏危機的根源也是中國危機的根源,大一統與高度自治的衝突,實質上是獨裁與自由的衝突。西藏危機延續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漢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的加劇,而是民族衝突遮蔽制度之爭。 就當下中國的製度現實和胡溫政權的執政策略而言,即便沒有此次危機,中共也決不會接受達賴喇嘛的“不謀求獨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間道路。 如果胡溫答應了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於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讓了治權,使大陸地區出現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這是胡溫政權難以接受的。 

而西藏問題,既不同於香港,更不同於台灣。 

台灣的治權脫離中國中央政府已經百年。 即便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的中共也從未治理過台灣, 台灣在國民黨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獨立的外交和軍事,而且保有聯合國成員資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 現在,台灣已經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轉型,擁有基本人權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灣總統來自2300萬台灣人的直接選舉,北京就更無法染指台灣的內政、外交和軍事。 

香港的治權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歸大陸也僅僅是主權意義上的回歸,而香港的獨立治權由“一國兩制”來保證,其經濟、政治、法律等基本製度還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歸後的特首需要北京的點頭,但特首必須由港人出任,特區政府也是獨立治理香港事務。 何況,香港還擁有不同於大陸的市場經濟、獨立司法和新聞自由。 

而西藏,如果說,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權還部分地掌握在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手中,多少還有點“一國兩制”的味道,那麼,1959年之後的西藏已經徹底喪失了自己的治權,十四世達賴被迫流亡,十世班禪被軟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強行奪取了西藏的治權,派往西藏的歷任黨委書記就是這種治權的具體執行者。 從此以後,藏人也像漢人一樣,不僅必須臣服在中共獨裁的治下,而且也經歷了漢人所遭遇人權災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災難決不次於漢文化和漢人,藏人的活佛、貴族、商人、藝人、藏醫等被批鬥被遊街被毆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禪喇嘛就被囚禁了將近十年,漢人的走資派和社會名流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改革開放以來,漢藏民眾都經歷過八十年代充滿希望的時期,也都在1989年經歷了喋血的慘劇,經歷了八九後的強力鎮壓與金錢收買。 現在,雖然漢藏兩族的經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民眾的物質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碼不必像毛時代那樣為起碼的溫飽而掙扎,但是漢藏民眾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權,藏人所沒有的各類自由,漢人也沒有。 達賴喇嘛無法回家,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漢人異見者也無法回家;西藏當局對付達賴喇嘛的手法,也被用於對付漢人的法輪功和其他民間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詆毀達賴喇嘛,逼迫法輪功信徒詆毀李洪志)。 

西藏危機中的漢藏民族衝突是誤導、是表層,獨裁與自由的衝突才是實質、是深層。 漢藏民眾共同面對同一個獨裁政權,藏人面對的主要問題,也是漢人面對的主要問題,在此次危機中,當漢族民眾在互聯網上向達賴喇嘛大吐口水時,遮蔽的恰恰是漢藏民眾最真實的處境——我們都是獨裁制度的“囚徒”。 只要漢人還處在無自由的獨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於漢人獲得自由;只要內地民眾無法獲得真正的民間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根本上有賴於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的解決。 不管西藏問題的未來解決採取何種模式,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都是必須的政治前提。 達賴喇嘛與胡溫的真正和談能否開啟,開啟了能否談出具體成效,不取決於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的關係如何定位,也不取決於西方社會的外部壓力,而是取決於大陸內部政治改革進程,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真正啟動之時,才是北京與達賴喇嘛的談判真正開始之日。 

一句話,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反過來也一樣,藏人無自治,漢人無自由。 

2008年4月10日於北京家中(觀察首發) 

* * * 

我看中共開啟談判大門 

儘管,中共媒體聲討“達賴集團”的聲音仍然在繼續,那種文革式腔調也未見收斂,但一搭宣言也抵不過一個實際行動,強大的國際壓力已經讓北京必須尋求妥協。 而繼續對達賴喇嘛和西方媒體的口誅筆伐,不過是用來安撫國內憤青的泡泡糖而已。 

胡溫尋找的突破口是“友好的法國”。 4月18日-22日,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訪法。21日-27日,法國參議長蓬斯萊訪華。 24日-27日,法國前總理拉法蘭作為總統薩爾科齊的特使訪華。 25日-2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訪華。 當胡溫先後會見了蓬斯萊、拉法蘭和巴羅佐之後,對話大門隨之開啟。 4月25日,新華社對外宣布“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同達賴方面接觸磋商”。 

“3•14事件”以來,中共現政權在處理此次由西藏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中西沖突時,從胡溫到西藏大員,從統戰部到外交部,各級官員的表態都極為強硬。 外交部發言人不斷發出對西方的強烈抗議,還罕見地在三天內連續三次要求CNN給中國人民道歉;當局也始終支持國內外華人的反藏獨反西方狂熱,甚至中共駐外使領館公開動員海外華人保衛奧運火炬。 這一系列強硬姿態,毫無在近期內開啟對話大門的徵兆。 現在,胡溫政權如此動作,著實讓國內外輿論感到突兀。 但仔細想來,胡溫決定開啟對話大門,實乃勢所必然。 如若仍然僵在那裡,北京奧運的兩大目的都有可能落空。 

首先,奧運火炬的世界性傳遞極為艱難,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阻止藏人在火炬進西藏、登珠峰上做文章,特別要確保奧運火炬順利登珠峰。 因為,當局想控制住中國境內的藏人容易,但想控制住尼泊爾那邊的藏人就很難。 從尼泊爾一側登珠峰相對容易,那邊的藏人又是登山高手,萬一尼泊爾政府看不住,讓那邊的藏人登頂,在只有八平米的珠峰頂與中方火炬手遭遇,豈不是讓北京顏面掃地。 制止藏人行動的關鍵力量,與其說是中國政府和尼泊爾政府的聯合封山,遠不如讓達賴喇嘛出面勸阻境內外藏人不要騷擾火炬傳遞。 而要讓達賴喇嘛出面說服藏人,除了與之對話之外,再無其他辦法。 

其次,確保日益臨近的北京奧運不再有大麻煩,特別是不能讓開幕式的主席台上沒有歐美大國元首的面孔。因為,西藏危機以來,不僅是歐美大國政要之間表現出罕見的一致,而且是西方國家的民間、媒體和政府的高度一致,不能不讓人想起十九前六四血案後的國際景觀。 西方各國政要一致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反复敦促中共當局盡快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 可以說,北京是否開啟對話大門,已經成為歐美大國政要是否出席奧運開幕式的前提。 

即便胡溫政權的對話有著如此急功近利的目標,但其這麼快地作出對話決策,還是不同於中共傳統的危機處理方式。 

傳統上,每逢中共遭遇事關政權穩定和國際關係的重大突發危機,中共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僵硬傳統,決不會在風口浪頭上明確地作出妥協姿態。 即便胡溫迫於西方的強大壓力而不得不開啟對話大門,如果按照中共的傳統方式,也照樣是暗箱操作,只讓海外的人知道而不讓國內的人知道。 19年前的六四危機,鄧小平在處理善後事宜上的妥協(讓方勵之赴美等決策)來自與老布什特使的秘密會晤。 

再看西藏問題。 從1979年鄧小平第一次會見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以來,雙方在八十年代就有過多次接觸,北京還多次邀請達賴喇嘛的代表團回國考察。 1989年的西藏事件和六四屠殺,以及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中斷了北京與達蘭薩拉的接觸。 其後,國際壓力再次迫使北京作出妥協。 2000年,“第三屆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在柏林召開,共有52個國家代表參加,西方國家大都有代表出席。 大會作出極為強硬的決議:“如果在未來3年內,不能促成與北京政府的談判,西藏自治的要求得不到實質性回應,與會成員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為西藏合法政府,並鼓勵西藏政府考慮其獨立地位。所以,2002年9月,北京終於恢復了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對話,前後共進行了六次對話,也邀請他們以私人名義訪問北京、拉薩和老家宗喀達澤村等地。 

看這樣的黑箱歷史,我極度鄙視獨裁政權的怯懦陰暗,它一直用欺騙來戲耍中國人。 我也可憐那些因西藏危機而抓狂的憤青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不但對漢藏關係的歷史知之甚少,而且對獨裁中共與達賴喇嘛的接觸磋商也一概不知。 他們激動得讓千百萬顆紅心在互聯網上跳動,實際上是當了“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的冤大頭。 

無論胡溫政權基於怎樣的權益考慮,在漢藏關係、中西關係高度緊張的時刻,開啟對話大門總比緊閉大門好,起碼讓緊繃的關係稍微鬆弛一下,既是給自己台階,也是給對方台階。 

更重要的是,胡溫政權能夠改變其前任的黑箱方式,不再瞞著國內民眾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偷偷談,而是向海內外公開宣布開啟對話大門。 無論是基於怎樣的理由,公開了,總比秘而不宣來得體面。 正如讓外國記者進藏,總比全面封鎖更能表現現政權的自信一樣。 

胡溫第一次對國內公開這樣的對話決定,無論在主觀上是基於何種動機,但在可觀效果上,也多少顯示出胡溫對幫了政府大忙的愛國者們的知情權的尊重。 與此同時,對話決定的公開也會帶來連鎖效應,起碼讓關注西藏問題的國人有所期待,想看看雙方能否談出結果。 憤青們要看達賴喇嘛能否節制住“藏青會”,使激進派不再騷擾火炬傳遞和奧運會的召開;也要看看歐美大國的政要能否出現奧運開幕式的主席台上。 而支持西藏高度自治的國人,要看胡溫在衝突得到緩解之後,能否撤換“文革式書記”張慶黎? 能否依法公開公正地對待那些被捕的藏人? 能否收回在西藏進行詆毀達賴喇嘛的所謂“感恩報國”運動? 最後,當北京奧運平安結束之後,胡溫能否在西藏高度自治問題上鬆動一貫僵硬的立場? 

行文值此,我忽然發現此次西藏危機對漢人的另一好處——大規模動員的愛國運動讓西藏問題得以凸顯。 如果胡溫政權不是高調處理此次西藏危機,不是用公佈“3•14事件”的方式進行反藏獨動員,不是用某些西方媒體的失實和火炬傳遞受阻來進行反西方動員,而仍然像1989年那樣處理西藏事件,對內地封鎖關於西藏抗議的任何信息,對西藏進行為期四百多天的戒嚴,那麼,西藏問題決不會如此廣泛地進入中國大眾的視野,國內外華人也不會知道西方國家對西藏問題如此關注,更不會知道達賴喇嘛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 不管是中共高官及其喉舌如何詆毀達賴喇嘛,也不管憤青們如何仇恨達賴喇嘛,但無論褒貶愛恨,起碼讓達賴喇嘛走出了紅遍海外而海內無聞的窘境,讓達賴喇嘛的名字走入中國的千家萬戶,無意間在中國成就了一次西藏問題的大眾化啟蒙。 

儘管中共的壟斷信息和宣傳方式一如今往,但互聯網為高度關注西藏問題的大眾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即便是那些鐵桿憤青,只要他有多了解漢藏關係和西藏問題為什麼高度國際化的意願,也能得到遠遠超出黨國灌輸的意外收穫,起碼他們可以多了解點兒漢藏關係的歷史,了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以及達賴喇嘛與“藏青會”的分歧;也讓無神論的漢民族對宗教的作用多一份感受,知道達賴喇嘛對藏人的神聖價值。 特別是給已經陷於物質主義泥潭的國人上了生動一課——對於一個宗教民族來說,僅僅靠物質利益是無法擺平的,因為再多物質優惠和再嚴酷的強權都無法擺平藏人之心。 所以,無論是刺刀的恐怖之光,還是金錢的誘惑之光,統統抵不過信仰之光。 

最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共政權的黑箱,以往的西藏問題僅僅在中共高層是個“難題”,而在絕大多數漢人心中,以往的西藏僅僅是旅遊觀光獵奇之地。 現在,不管對西藏問題採取何種立場,但西藏問題終於可以走出中共黑箱而進入大眾視野,讓內地的漢人明確的意識到:西藏問題,不僅是中共政權必鬚麵對和妥善解決的,也是整個漢民族必鬚麵對和妥善解決的。 因為,西藏問題之大,大到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統一和分裂。 要想真正達成“漢藏大團結”,漢人就必須學會尊重藏人的信仰。 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辦法,就是讓雪域之魂達賴喇嘛回家。 

2008年4月27日於北京家中(觀察首發) 

* * * 

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無神論 

唯色,一位西藏女作家,寫了一部散文集《西藏筆記》,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讀者歡迎,很快再版,僅此而已。 

中共,一個擁有全部國家機器的政權,卻為一位女作家的寫作而不安,以至於,無法容忍一本合法出版的書,以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為由,封殺該書,整肅作者。 足見這個老大政權對自己的統治是多麼缺乏信心,它每天瞪著尋找“敵人”的血紅眼睛,那目光裡閃動的,不僅是凶狠,更是惶恐。 

一、中共對唯色的指控 

據王力雄先生的《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透視唯色事件》(原載《議報》第172期,簡稱《事件》)一文透露:參與禁書整人的中共衙門,國家級的有兩個:“統戰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省級的有三個:“廣東省新聞出版局”、“中共西藏黨委宣傳部”和“西藏文聯”。 國家級衙門負責定罪,地方衙門負責禁書和整人。 

統戰部指控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新聞出版署具體列出該書的罪狀:“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流露出對當年平叛鬥爭有某種誤解”。 其它罪名還有:不歌頌“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沉緬於對道聽塗說的舊西藏的懷戀”,既是“錯誤的價值判斷”,也是“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 按照這樣的控罪,廣東新聞出版局負責全面查禁《西藏筆記》,西藏的宣傳部和文聯負責整肅唯色。 

《西藏筆記》被查禁之時,正在北京魯迅文學院的唯色被中止學習,召回拉薩。 隨後,西藏文聯黨組專門成立的“幫教小組”,對她實施洗腦式的精神虐待,要求她“檢討”和“過關”。 如果唯色屈從了,哪怕是違心地檢討,大概也能過關,因為能否“過關”,直接關係到唯色的個人利益之有無職位、工作、住房、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其它“皇糧待遇”,還有以後在國內公開出版作品的機會。 即便中國已經離開了“殘酷鬥爭”的毛澤東時代,但在利益至上的小康時代,鎮壓的殘酷性有所下降,並不等於不再鎮壓,只不過由簡單的強硬轉變為鎮壓和收買的軟硬結合。 實質上,柔性的利益收買也具有要挾的性質,只針對服從者,而“不服從者”仍然“不得食”。 一旦不服從,收買轉瞬就變成剝奪。 現在的獨裁者們很清楚,不必動用監獄,僅憑利益要挾,就足以讓人出賣尊嚴。 所以,陽奉陰違和表面認錯,已經成為大多數國人應對整肅運動的常態。 

然而,有信仰的唯色沒有屈服。 首先,屈服等於褻瀆自己的信仰和人格的自我羞辱;其次,屈服就要按照中共的腔調指控達賴。 而達賴,不僅是被迫流亡的西藏領袖,更是雪域文化之魂、 藏傳佛教和藏人精神的最高象徵。 對於一位虔誠的藏傳佛教的信徒來說,指控達賴等於剜心。 再次,屈從也是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中共違背讓“西藏高度自治”的承諾(《十七條協議》),用所謂的極權式“民主改革”來代替真正的“民族自治”,達賴是被中共享所謂“平叛”暴力趕走的,中共屠殺過許多藏人和毀滅過許多西藏寺廟。 而且,流亡在外的達賴並不是謀求“獨立”,他反復重申的僅僅是“西藏的高度自治”,也就談不上“分裂國家”(見《事件》)。 

藏傳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遠而透明的陽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徵之一。 而中共無神論則是僵硬而陰暗的,如同秦陵裡埋葬了暴君屍體的黑暗墓穴,強權暴力是其得以維繫的主要手段。 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個老大政權的之間的對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間的對抗,也是堅守尊嚴和羞辱尊嚴之間的對抗,更是柔性的信仰與僵硬的暴力之間的對抗。 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嚇、後鎮壓宗教信仰和政治異見一樣,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二、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說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粗俗,因為它根本不理解宗教信仰之於人類精神的偉大意義,不理解信徒之愛的柔軟和堅韌,也就無法理解達賴對於作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聖意義。 中共甚至不理解人之為人的屬靈特徵,不理解社會應該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和平相處的共同體,不理解多元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之間的歧義,並不能構成思想強制的理由,政權更無權要求全社會只信奉官方意識形態。 而中共只把人當作肉體的物質的存在,當作餵飽了就心滿意足的“豬玀”,也就只能把社會當作豬圈來管理。 它不僅要求多元的利益主體和多樣的思想觀念必須服從於政權的強制統一,更企圖通過制度性的謊言、暴力和行賄,來泯滅一切不同於政權的利益訴求、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 如果說,當年的毛澤東想把中國建成一座“一切行動聽指揮”的“大兵營”,那麼,後毛澤東時代的獨裁者們就希望把“兵營”改為“一切向錢看”的“大豬圈”。 兩個時代的統治策略的變化並沒有改變其統治目標:通過種種虐待人性的管製手段,使人由“會思考的蘆葦”變成“不會思考的枯草”,以便維持一種無利益衝突、無思想歧見、無宗教信仰的僵死穩定,也就是把人的社會變成動物莊園。 因為動物莊園最有利於政權及其權貴私利的最大化。 

正是在這套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引導下,已經失去道義合法性的中共現政權,才會堅守經濟第一的跛足改革,誇張地炫耀GDP增長的百分點,縱容“一切向錢看”和不擇手段的厚黑人生;才會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在利益上優惠中心城市和收買各類精英,偶爾也會用向底層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來顯示“親民”;出訪時的獨裁寡頭們,才會個個是皮包裡塞滿大定單的暴發戶,在國際上用經貿利益換取政治認同。 

也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滿世界炫耀自己在經濟上給了西藏多大的恩惠,企圖用加快西藏的世俗化來改造這個信仰民族,使其逐漸喪失信仰的虔誠;才會把西藏精神的象徵達賴長期拒之於故鄉之外,長期把老班禪軟禁在北京盡享榮華富貴,把新班禪幽閉在黑箱中,而就是不讓這幾位宗教領袖回到自己的信徒中間,向信徒佈道、為信徒祝福和接受信徒的膜拜。 

同樣,對於決不放棄信仰和自我羞辱的唯色,中共有關部門在收買和要挾失效的之後,也對她施以一系列物質性懲罰。 

當下的中共政權,除了經濟增長的百分點,已經再無自我炫耀的資本;除了熏天的銅臭之外,小康中國的空氣中再無其它芬芳。 於是,政權陷入GDP崇拜的泥潭,國人精神墮入金錢拜物教的深淵。 正如大陸流行的關於暴發戶的“新民謠”所言:“一夜暴富之後,窮的只剩下錢了。"中共這套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給中華文化及其道德造成了致命的破壞。 由於長期接受傳統的大漢族主義的熏陶,更由於五十年來強制灌輸唯物主義無神論,大陸人對宗教的極端無知和對少數民族的傲慢鄙視,已經達到令人震驚的地步,即對自己褻瀆神靈的言行毫無意識。 比如,大陸的體育名人張健,為了個人的世俗名利而要橫渡藏人的“聖湖”納木措;著名歌星韓紅,為了炒作自己而要空降藏人的聖地佈達拉宮廣場;在中央強制之下內地各省的援藏,越來越變成用漢人的世俗化來改造宗教西藏,在雪域高遠留下眾多漢族文化的惡俗印記,比如,王力雄先生提到的“泰州廣場” :“佔地極為巨大,吞噬無數良田,除了財大氣粗的炫耀,很難解釋必要性在哪裡;整個廣場完全是漢地風格,佈置著亭閣、石橋、流水,與周圍環境極不協調;廣場中央一組金屬架構頂著一個碩大的不銹鋼球,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之科學與進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噴塗著中共領袖的畫像和中共意識形態所製造的標語口號;廣場耗資必然十分可觀,卻跟當地人沒有關係,甚至根本不是為人所建。”(見《事件》);一些自稱是西藏作家的寫手,在 託於西藏文化的寫作中,嚴格遵守中共的“政治正確”,抽去雪域文化的宗教之魂而僅僅把西藏風俗作為“白領時尚”來叫賣。 由此也能看出,當下大陸表述西藏的作品,可以分為“外在的時尚表述”和“內在的信仰表述”。 中共之所以查禁唯色《西藏筆記》而沒有查禁其它以西藏為題材的作品,就在於唯色試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西藏的宗教精神之魂,儘管還無法做到完全直言,起碼是委婉的“內在的信仰表述”,而其它作品大都是“外在的時尚表述”,類似於為觀光客們準備的“旅遊指南”。 

三、野蠻的唯物主義無神論 

說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野蠻,因為用物質崇拜來理解政治統治的人性基礎,必然激發出人性中最野蠻的狼性和最下賤的奴性,也就必然走向是“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 。 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絕非一種單純的觀念或思想,而是靠獨裁強權支撐並服務於獨裁強權的意識形態霸權,其統治邏輯必然是強行貫徹其權力意志,當它認為必要時,既可以翻雲覆雨地違背承諾,也可以粗暴地踐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計後果地濫用暴力。 

其實,在當今世界,政教之間、俗靈之間的相分離,已經成為世所公認的文明常識。 對於宗教而言,只要允許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只要尊重思想觀念和平表達之權利,世俗化並不是洪水猛獸,再粗俗的無神論和再大的信仰歧義也並不可怕,因為它並不能構成對他人的思想強制和權利剝奪。 可怕的是不准信仰的野蠻無神論,是沒有自由選擇權的思想強制,是沒有平等表達權的製度歧視。 中共政權及其意識形態,包括它的文化帝國主義,在根子上正是源於這樣的強制和歧視。 在此意義上,中共政權連粗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都不是。因為在骨子裡,除了“獨霸權力”之外,中共什麼都不信。 

如果說,無論在何種政治制度下,公權力的任何濫用都具有遠遠超出個人惡行的野蠻性質,也都具有遠遠超過個人陰謀的陰險性質,那麼,“獨霸權力”無疑是所有野蠻中的最大野蠻,所有陰險中的最大陰險。 不僅“獨霸權力”本身就是公權力的最大濫用,而且“獨霸權力”的維繫也只能靠暴力恐怖和黑箱陰謀。 在根本上靠著對人性的摧殘和腐蝕,即通過制度之邪惡之醜陋,把人的屬靈生命降低為“惡狼”、“狡狐”和“傻豬”等動物。 而一當有人不甘於動物生存而想追求有尊嚴的人的生存時,一當這種粗鄙的意識形態遭遇某種宗教或異見的挑戰時,它便視為對其政治權威和統治秩序的威脅,也就必然產生草木皆兵的權力恐懼,而權力恐懼會導致極端的非理性癲狂,必然把主觀認定的威脅加以無限誇大,並當作實際上已經發生的威脅來對待。 

只要是獨裁者,無一例外是高度警覺的,警覺到時刻瞪圓專政眼睛的程度,在尋找“敵人”上決不會有絲毫懈怠。 獨裁者從不會高枕無憂,而不會高枕無憂的原因,不是因為客​​觀上失眠,而是主觀上就不想睡好。 獨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夢驚醒,沒有敵人也要尋找敵人,只要尋找就一定能找到。 因為找不到隱藏的敵人時,它就刻意製造出敵人,否則的話,看不到敵人的獨裁者將更加惶恐。 

這是獨裁制度異於其它制度的獨家創新,更是獨裁者異於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圓滿:獨裁者非但不討厭噩夢連連的夜晚,反而熱愛充滿噩夢的夜晚,越恐怖的噩夢它就越喜歡、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夠儘早被噩夢驚醒,連夜發布追捕“敵人”的命令。 “噩夢”臆造的“敵人”讓獨裁者恐懼,也是他實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製造敵人,他便失去了濫用暴力和實施恐怖政治的藉口。 

獨裁者消除恐懼的唯一方式就是強制,定要動用組織審查、思想洗腦、經濟要挾等強製手段,逼迫信仰者和異見者低頭認罪和重新作人。 如若不從,緊跟著就是用行政處罰來剝奪工作權和斷絕生活來源;如若還無法奏效,就用監獄囚禁身體,甚至用割喉來禁聲,用處決來消滅肉體。 也就是說,獨裁者與熱愛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權力變成私權力的極端渴望,是人性向殘暴、多疑、嗜血、虛偽的畸變。 獨裁者的邏輯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歡或願意,我的噩夢連連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個人的恐懼,必須由所有人來分擔。”獨裁者要把個人的內在恐懼強加於億萬人,只要與獨裁權力沾邊了的人群和土地,皆無法逃脫恐怖的陰影。 

四、唯色的虔誠信仰和人性尊嚴 

具體到唯色個案,也是粗俗和野蠻的結合。 野蠻的禁令和粗俗的洗腦之後,就是下賤的行政處罰和經濟剝奪:“1、以'自動離職'的名義剝奪工作職位,使她喪失收入;2、沒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親家棲身;3、中止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使她失去全部社會保障;4、不批准她辦理出國護照。"(見《事件》) 

然而,面對粗俗而野蠻的老大政權,也面對自身利益的嚴重受損,作為個體的唯色卻沒有絲毫動搖,她堅定地重申自己的信仰,也就是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做人尊嚴。 她在寫給西藏文聯黨組的信中表示: 

“要我'過關',則是要我承認信仰佛教是錯誤,承認我以自己眼光觀察西藏現實不應該,必須在未來的寫作中放棄宗教,以及對西藏現實的描述必須遵照官方口徑,等等。對此我只能表示,這個'關'我過不了,也不願過。而且在我看,這種'過關'有悖作家的天職和良心。……我願意為我所做的選擇承擔一切後果。”這封信題為:《我永遠是一個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 

是的,唯色象許多不屈從強權和收買的藏人一樣,在虔誠信仰的支撐下,以人性高貴對抗物質粗俗,以個體尊嚴對抗權力羞辱,以作家良知對抗野蠻剝奪,她要用自己的堅韌告訴把人視為“豬玀”的政權:人,是屬靈的生命,屬靈生命的向善昇華依賴於信仰。 “不准信仰”的強權必定要踐踏尊嚴和褻瀆信仰,而有尊嚴有信仰的個體必定蔑視“不准信仰”的強權,無論它看上去多強大! 也無論它能施加多暴虐的迫害! 

是的,唯色崇拜十四世達賴,也敬重十七世葛瑪巴,不僅有她作為信徒的宗原因,也有她作為一個人的人格原因:達賴和葛瑪巴,既是藏人心中的神,也是人格楷模:寧願流亡,也不屈從中共的威逼利誘。 

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尊嚴所確立、被信仰所提升,其精神品質完全可以戰勝利益要挾,必要時,也能戰勝暴力和監獄的恐嚇。 

在結束這篇短文之前,我想告訴失去工資、住房和全部社會保障的唯色,會有朋友為你提供棲身之地,儘管他們可能只是自由主義者而非佛教徒;以當下國情而論,你的寫作能力足以養活自己;即便遭遇暫時的生活困頓,至少我這個以寫作為生的人,願意為你盡點綿薄之力。 

我也相信:你今後的生活,至多是物質上的清貧,但決不會匱乏,因為清貧生活換來的卻是心安魂淨。 正如西藏的廣大信徒,一代代地過著物資匱乏而精神充實的生活一樣。 我以為,中共對你的整肅,盡顯一個末世政權的病態驚慌;而你為信仰和尊嚴的付出,卻凸現了一位女作家的從容。 

在這個讓太多的人丟失靈魂且惶恐失措的當下中國,心靈的從容,不僅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更是一種罕見的境界。 

2004年11月23日於北京家中原載《動向》2004年12月號

 

原文7月8日刊於作者博客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