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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文慎入」— 現代港人的知識危機

2018/10/11 — 17:15

【文:許寶強(流動共學執委、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機緣巧合,於報章雜誌發表社會評論,斷斷續續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然而,近來日益感到,深入的時事評論真的愈來愈難寫,原因並不在於無話可說。相反,在這資訊氾濫的年代,每天總有新鮮事發生,我們也容易對這些剛發生的事情表達點想法。然而,正是由於新鮮資訊的生產周期愈來愈短,於急促變動的社會中書寫,總會出現仍未有很好地消化新訊息前,就得下筆的壓力;另一方面,置身社會兩極分化、時間與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的狀況下,讀者也愈來愈不耐煩於仔細的閱讀,甚至傾向只追求簡化的立場和結論,也就是所謂的「標題黨」。近年網上流行的一句話是「長文慎入」,而所謂「長文」,有時只是數百至上千字的文章,為此而需要「慎入」,大概反映了現代港人的時間與注意力確實十分稀缺。

深度時評的書寫困難,反映的是一個更普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美國文化研究學者格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所指的「知識危機」。他在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2015)中分析,在政治愈趨兩極分化與媒體及大學轉型的當代社會環境中,人們愈來愈失去了判斷客觀事實的基礎,從根本上否定真確無誤的知識的存在,甚至最終懷疑知識的價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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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知識危機」而共生的,是他稱之為當代社會「悲觀主義」情感的氾濫。事實上,正如台灣學者甯應斌和何春蕤(2012)的《民困愁城》指出,資訊與知識往往載負情感,它們的流通與傳播,主要是建基於附於其上的強大情感動力。而當代社會對知識的不信任,亦與民眾普遍共享的悲觀情緒緊密相關。

經歷了「689」、「831」和雨傘運動前後的撕裂,再加上銅鑼灣書店事件和廉署「換馬」,以及接著發生的 13+3  刑期上訴、宣誓風波及 DQ 議員、一地兩檢、立會拉布與修改議事規則、人大修憲永續國家主席任期、港鐵建築事故等等,香港民眾大抵對悲觀主義的集體情緒不會陌生。格羅斯堡進一步分析,構成當代集體悲觀情緒的元素,包括了對尊重多元文化和社群差異等價值的無感,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視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或同等不重要)的犬儒態度;個人的決定或立場取向,不再建基於客觀的分析判斷,只純粹依據情感投注的強度作出抉擇,進一步強化帶很重相對主義味道的「知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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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當代悲觀主義集體情感氛圍下,容易令人傾向二元對立的極端政治選項,例如愛國就必須反對民主自決或獨立;又或是提出理想願景就等同「離地」,例如批評爭取全民退保、最高工時不切實際。這兩種只容二元選項的情感狀態,極端之處在於完全抹殺其對立項,例如以愛國否定自決,或以「現實」否定全民退保,希望滅之而後快。

這種二元對立的情感政治,其衡量成敗的準則,也十分極端,如果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例如無法立刻取消人大「831」決議或設立全民退保,就會被判斷為失敗,輕視甚至取笑「階段性的勝利」,而在當代政治空間愈來愈窄的社會脈絡下,以這種不是全勝就是全敗的標準來衝量行動的成效,結果往往只能是恆常的「失敗」。構成當代悲觀主義的,還包括一種普遍的焦慮感,以及伴隨而至的躁與鬱,也就在踫到難題、困局或危機時的兩種極端反應 — 或急躁地強調要立刻做點甚麼的行動主義,或退縮迴避的抑鬱難動。

傘運後的香港,不少民眾變得犬儒冷漠,對世界的前景不存希望,失卻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又或充滿妒恨,諉過於人,甚至激烈排外。如何超越和克服這些瀰漫於當代社會的悲觀主義情緒,走出「知識危機」?理解民眾的真實感覺或需求,細緻聆聽和分析他們的憤怒、驚恐、不安、焦慮、希冀與欲望,興許是一個合適的起點。

許寶強《情感政治》

許寶強《情感政治》

《情感政治》
作者:許寶強
出版社:天窗出版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ISBN:978-988-8395-94-1

「誰能操縱民眾情感,誰就能掌握政治運動。」

隨著雨傘運動佔領廣場的結束,香港多了一個嶄新名詞 ─「社運創傷」。創傷往往來自情感,與高舉理性的「和理非非」表面上相互矛盾。然而,要療癒創傷,得先了解情感與理性其實你中有我,同樣牽引政治運動及權力結構。

政府拋出「好心情」計劃、民間湧現「愛」字頭社團……一連串「快樂」、「愛」的正面旗號,真的讓我們變得積極樂觀?還是引領出社會集體鬱躁?「佛系」、「逃避新聞族」、身心靈治療興盛,只因個人的情緒困擾?抑或有更深層次的問題根源?

流動共學執委、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透過文化、政治、哲學及心理的層面剖析政治與情感的緊密關係,將「情感轉向」帶來的集體鬱躁因由抽絲剝繭,再思考如何打破由個人到社會的情緒困局,在希望匱乏的境況中尋找可能的出口。

(本文書中原題為〈知識危機與悲觀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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