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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主牆風波,一個獨派大陸人的來鴻

2017/9/15 — 12:33

中大民主牆上的標語單張。(攝:朝雲)

中大民主牆上的標語單張。(攝:朝雲)

【文:無涯生(粵人,大學生,一個香港的觀察與共情者)】

因為在網絡上發表了題為《民主牆、內地生與“你國”》的文章,並且在微博上用“支蛆”一詞回罵網民,港中大學生唐立培同學近日來遭受了排山倒海的網絡攻擊和人肉搜索,甚至在微博上對他表示同情或支持的網民也被扣上帽子或是私信騷擾。各路五毛大V、自乾五、粉紅和營銷號連番出動,其中包括北大教授和共青團。唐同學最後被迫發出一篇自稱“愛國反港獨”的聲明。無獨有偶,同樣是民主牆風波中的一起事件,週豎峰同學在中大民主牆與在場的陸生爆發言語衝突,他亦因為情緒失控而大罵多聲“支那”。這個視頻在中國網絡中由官媒引起的熱傳,也導致大量的網民越過防火長城對香港Facebook進行洗版,規模堪比上次周子瑜出征事件。而周豎峰這一言行舉動也被部分香港非建制派人士認為是“不體面”的。

為“支那”一詞的使用者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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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柏楊在八十年代寫的《醜陋的中國人》中,他就形容中國人是“醬缸裡的蛆”。而在中國網絡上,其實一直都有網民會貶義地使用“支那”一詞及其變種(“支國”、“貴支”、“脫支”、“桂枝”,“你支”及“支豚”等)指代中國或中國人。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小的網民集合(筆者即屬於其中之一)。由於這個詞伴隨著所謂日本侵華的痛苦歷史記憶,至今都被絕大部分人認為是一個極度侮辱性的詞彙。在中學時,筆者的思想政治課老師就曾與同學(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說,“支那”在日語中是“豬”的意思。

筆者並不打算辯護說,“支那”一詞是無貶義的中性詞。至少對於筆者而言,使用“支那”一詞就是為了更激烈地羞辱我的指代對象。言語作為表達思想的載體本身就有社會附加上的含義。姑勿論其詞本意如何,經二戰後,“支那”兩字已被國共兩黨政權構建為一個侮辱語。說“支那”一詞迄今仍可視作“中性詞”,其實犯上了“詞源謬誤”(Etymological Fallacy)。問題在於,難道因為說了侮辱的詞語,就應該受到如此當量的口誅筆伐嗎?哪怕“支那”是歧視言論,也不代表這是一個需要動輒就被大肆批評(當然是指抗爭陣營內的批評)的十惡不赦的言論。況且按照不少中國人的講法,“支那”是對“華人群體”的侮辱。既然如此,那同屬(種族意義上的)華人的香港人及台灣人使用“支那”一詞,就應該享受類似美國黑人說N-word的豁免權。這些偏偏喜歡動輒訴諸種族民族主義(只要你XXX你就是中國人)的愛國者卻忘記自己邏輯上的不一致,不過是因為見到自己眼中的“民族叛徒”“囂張”而惱羞成怒。不少中國人就連網絡上泛異議群體中流行使用的“你國”一詞都無法接受,認為這是對祖國的蔑視和不敬。難道這個詞也應該成為禁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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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筆者想起另一起海內外中國人向海外輸出針對華人異見者的網絡霸凌的例子。 2016年4月,悉尼大學華裔助教吳維在其個人微博賬號上發表了針對中國與中國留學生的言論。他被中國社交媒體上的愛國網民及營銷號認為是“辱華”與“歧視中國人”的言行包括:使用“你國”之類的詞彙,如將普通話稱為“你國語”;譏諷中國留學生是“留學豚”;“做中國人是一種恥辱”;發布焚燒自己中國護照的視頻等。作為一個無疑的中國政權的異議者,吳維被中國網民向校方舉報“種族歧視”,被校方暫停所有教學活動。後來在其辭職後,校方才撤回其“種族歧視”的控訴。在這次事件中,吳維先生並未使用“支那”一詞,但照樣受到了宣傳機器與愛國群眾的網絡霸凌,甚至影響了他正常的現實生活和人生前程。而且在這起事件中,我們還能看到中國政權及其擁躉早已逐漸學會利用西方的身份政治和部分社會共識污名化自己的敵人。 “辱華”和“歧視中國人”兩個說法分別針對的是兩個不同的目標受眾。前者訴諸中國人敏感的自尊心與神經,以此動員對吳維的攻擊謾罵,後者訴諸西方人敏感的政治正確紅線,期許在西方人面前將吳維塑造成一個“種族歧視”的不稱職教育者。但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唐立培的“支蛆”,還是周豎峰的“支那”,還是吳維的“豚”,指代的都不是種族意義上的“華人”或“中國人”整體,不然就連劉曉波或是浦志強都是“蛆”與“豚”,明顯荒謬。使用這些詞或許不夠體面,但絕對是一個應該被熱愛自由的人捍衛的權利。

令筆者失望但也不感意外的是,在周豎峰辱罵事件發生以後,香港一些傾向泛民的人士也加入對其指責的行列。這裡筆者只想引用吳維事件時筆者很認同的一條網絡帖文:

一種“客觀”聲音認為:「我支持他表達異見的權利,也被小粉紅的野蠻弄的很不爽,但作為老師罵學生,甚至搞種族歧視,無論如何不合適」;另一種“客觀”聲音認為「作為老師發這種微博確實不合適,但小粉紅用這個言論去威脅他的現實生活、試圖讓他閉嘴,是絕不可容忍的」。如果你看不清前者的惡毒或後者的勇氣,你再怎麼自稱是自由的朋友我都不會相信一個字。

港中兩地並非同一共同體

民主牆風波以來,筆者常能在網絡與傳媒上看到筆者稱之為“各打五十大板”的言論與文章,不僅是在中國,也有在香港。在中國微信網絡上傳播的大部分傾向於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文章(後來均被刪除)都提及自己是“反對港獨”的,也有一些在文中指責香港學生會和獨派的做法,甚至有一篇直接在標題中明言,香港是被“小粉紅和港獨”撕裂的。如果說在中國網絡上為了顧及文章存留及作者安全,這種但書尚情有可原,那在香港網絡上的相似聲音則很難得到筆者的理解。說愛國中國學生和獨派香港學生不相伯仲,“都是極端”,“都一樣”,本身在智識上就非常廉價偷懶,更加無視香港學生面對的是他們極為痛恨的,侵蝕香港僅有自由的異質殖民政權,而愛國學生則是這個政權的(哪怕是無意識的)幫兇。

也有人士倡導“多傾聽民族主義陸生”的“不同聲音”,“多交流才能促進互相理解”。這些看法並不能說錯誤,只是大部分這種努力都只會歸於徒勞。如果說在香港網絡上,“民族主義陸生”的聲音是被忽視的少數派,倡導“多元化”聲音的人士認為他們應該被更多人認識理解和包容,那麼極少數內心旗幟鮮明地支持香港民主、自決乃至獨立的陸生,則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大部分即使想在公開平台發言,也只能匿名行事。將聚光燈甚至同情心更多地投放予大多數的愛黨國陸生上,只會更加壓縮真正異議的空間與話語權。原則上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得到自由的機會,但並非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朋友。鼓吹包容那些主張不包容的人,達到的客觀效果就是對自由的侵蝕。一邊廂善意地同情“大陸學生這麼做只是因為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毒害”,另一邊廂卻義正言辭地認為“獨派學生侮辱他人不值得辯護”,我只能理解為虛偽。

今天當香港的有識之士在感嘆“為什麼中港兩地的青年無法好好交流”,“有那麼多衝突誤解”的時候,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認為來自極權社會和半西方社會的兩個文明的人能夠互相理解,本身就很一廂情願。以青年為例子。錢理群教授曾指出,“在中國的大學裡,包括最好的北大、清華,都正在培養一群20幾歲就已經’老奸巨猾’的學生”。他認為中國精英學生很多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嚮往的或​​是擠進體制內成為人中龍鳳,或是作為創業領袖成為體制的得力助手並撈一杯羹,或是移民到海外成為“愛中國但不會回中國”的華僑。當香港的青年在絕望中思考、激辯、想像甚至規劃他們家邦的前途時,中國的同齡人大部分仍然是一群只有物質文明,思考能力與知識與現代文明遠遠脫軌的機器人。

儘管人們都說當今媒體資訊很發達,並且提倡“世界公民”理念,但是人仍然離不開其所被動或主動從屬的一個個群體。防火長城有效地阻隔了中國的信息自由,令中國的小粉紅們能夠理直氣壯地宣稱,中國雖然有牆,但民眾的信息能力相比外界反而更加開放,而外國人則是“網上無牆,心中有牆”,所以對中國充滿了負面的刻板印象和偏見。這些身處中國社會內相對偏安一隅的人大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骨子里浸潤著中國社會留給他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子,看不到或假裝看不到中國國內沈痾遍地河決魚爛的苦難狀況,嘲笑台灣電視中說“中國人吃不起茶葉蛋”,卻不知道在貧困的地區,大量的嬰幼兒因為嚴重的營養不良而影響智力與身體發育。哪怕是身處資訊自由的香港,中國留學生仍然冥頑不固也不過是因為他們死守自己熟悉的圈子。不信可以做個調查,看看有多少陸生平時會閱讀香港本地媒體?甚至他們翻牆以後,由於中共出色的統戰機器,也難免成為“港人港地”與“幫港出聲”等線上新媒體的讀者群。

今天的港中關係,並非蘇格蘭與英國,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的關係,更像是當年的立陶宛與蘇聯以及今天的烏克蘭與俄羅斯。在筆者寫作此文的期間,新華社已經將港獨比作“納粹”,一如在烏克蘭革命中俄羅斯宣傳機器努力將“右區”等激進烏克蘭組織標籤為“新納粹”一樣。筆者並非在倡導港人對中國人進行無差別的仇視,事實上,筆者非常感謝香港有識之士為港中兩地人民溝通所做的努力。只是製度性與結構性的文化鴻溝並非通過倡導“溫良恭儉”、“彌合分裂”與“理性對話”可以彌補,更何況這是一個正從各方位對香港進行侵蝕的殖民政權。尋找和聯絡港人意識形態上的盟友,也就是那些真正的異端,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他們施以援手,或許才是一條更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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