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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異路—從《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看星港競爭力比較

2019/7/7 — 15:02

2019年4月28日逃犯條例遊行

2019年4月28日逃犯條例遊行

日前香港《蘋果日報》財經版記者邀約訪問,談《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對星港競爭的影響。頗喜歡報導最後一句總結:新加坡「優勢建立在中國不懂管理香港的錯誤之上。」

記者朋友所問的其中兩條問題是:1. 香港特區政府若不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會否令香港競爭力不及新加坡?2. 新加坡在什麼範疇有機會超越香港?這都是有趣問題,可在此一併完整回答。

一直說,新加坡與香港分道揚鑣﹑雙城發展路終點不一並非新事,《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只是此一既有趨勢的另一tipping point,認為中國香港仍可與新加坡相提並論之說,反映的多少是港式夜郎自大。也一直認為,新加坡學者Parag Khanna有關全球體系運作模式的觀點,對理解時局頗具啟發性。按Khanna觀點,於全球體系之中,世界各地的競爭力來源關鍵不在於其領土大小而在於該地國際網絡的深廣度。地方的國際網絡聯繫深廣度所以重要,原因是這能有助匯聚地方發展必需的資本﹑人才﹑技術﹑資訊﹑思想,各地之全球軟實力由此變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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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0年代立國之時,新加坡已深明此理。過去不斷談及新加坡的英治記憶,用意之一就是為顯現新加坡一貫重視聯繫世界的國家競爭意識。明白了這一點,就會理解2013年星港領袖以「舢舨」與「萬能插蘇」不同比喻形容雙城之政治意涵—新加坡作為「舢舨」,能自主行動,活動空間廣闊;香港作為「萬能插蘇」卻動彈不得,只能被動依附某一方。若從國際網絡與各地競爭力關係角度看,我們不難發現,香港落後於新加坡並非始於當下。

事實上,在全球體系之中,新加坡與香港世界面向不同﹑走在異路之上,早在《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爆發之前已有跡可尋,於此簡單列舉六例以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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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數年前,國際排名已顯示香港的國際網絡聯繫度不及新加坡。可參考的兩項排名,分別是DHL 的全 球連結指數(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與顧問公司科爾尼的全球城市指數 (A.T.Kenary Global Cities Index)。在 2015 年 DHL 全球連結指數之中,前四名分別是荷蘭、新加坡、愛爾蘭與 瑞士,這與 2012 年同一指數前四名結果(荷蘭、新加坡、盧森堡與愛爾蘭)大致相同。但香港在 2015 年 DHL 全球連結指數的排名僅位列十七,表現明顯較荷蘭、新加坡、愛爾蘭不連貫與失色,而且相比自身在2011與2012年分別位列第九與十二的結果,香港於短短四年間,排名下降幅度接近十名。此外,雖然香港在科爾尼 全球城市指數當下表現的排名看似理想,但於同一指數的未來前景排名中,香港表現強差人意—香港在 2017 年全球城市未來前景排名位列 54,是在同年表現最好的前十名全球城市中前景最為暗淡之地。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全球城市未來展望排名位列 11,前景最樂觀的首兩名全球城市,分別是美國的三藩市與紐約。同樣值得注意的是,DHL研究報告指,地方網絡深度分數與排名高、廣度分數與排名低,那便代表這個地方對外連結的網絡狹窄,而香港的對外連結,正正具有這種特點—2015 年香港網絡深度排名位列 第2、僅次於新加坡,但在同年網絡廣度排名,卻位列71,嚴重落後於前三名的英國、 美國與荷蘭,以及位列第 19 名的新加坡。對照 2011 年 DHL 全球連結指數排名結果,當 下香港網絡連結狹隘的問題愈見嚴重—2011年香港的網絡深度排名為位列第 1,網絡廣度排名位列第 59;相較而言,新加坡的網絡深廣度排名表現更為連貫,其 2011 年網絡深度排名位列第 2,網絡廣度排名位列第 16。

第二,如上文提到,新加坡聯繫世界的方式之一,是重視英治遺產,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紀念英帝國開埠新加坡二百周年便是明顯例子。於今年香格里拉對話發表開場演說之中,總理李顯龍重提英人如何為新加坡當下發展與世界定位立下基礎,既顯新加坡與西方國家較近的世界觀,亦以重視各國經濟合作聯繫的價值觀之貌示人。英治記憶如何成為新加坡國家發展模式乃至外交政策的基點,理應值得同為前英帝國港口城市的香港參詳,不過終日「警惕外國勢力」的中國香港能否與會否參詳,則另作別論。2018年6月極具歷史意義的美朝峰會選址新加坡而非香港便是有助分析星港世界定位差異的有趣案例。

第三,按2016年數字,駐新加坡的國際企業區域總部達四千多個。雖然駐香港的國際企業區域總部數目也達千多個,高於東京的五百多個﹑上海的四百多個,但與新加坡的差距仍然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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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2011年,中國人大釋法,指令香港須跟隨中國實行「絕對豁免權」,美國企業因而無法在香港訴訟之中向中國企業與剛果共和國追討賠償,結果外界開始質疑香港司法系統處於中國因素之下與國際接軌的能力。與此同時,從2009年到2015年,相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優勢明顯消散,2016年《日本經濟新聞》便曾以〈新加坡逐步取代香港成亞洲企業仲裁首選〉為題報導,指「自英國統治時代就有的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還是亞洲仲裁機構中的老大,但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在近年迅速增長……企業對香港存在不信任感。代表性事例是2011年的案件。一家美資投資公司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發生爭端,請求香港法院執行仲裁判決。但香港最高法院認為以國家為主體的被告存在外交爭論,請示了中央政府的看法。香港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黃惠衝表示這是特殊事例,香港的仲裁和執行不會受大陸政府的干擾,強調了獨立性。但日本律師小原淳見表示『該事件給香港的仲裁帶來了消極影響』」。

第五,2018年3月,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主席馬宣仁(Beh Swan Gin)受Bloomberg 訪問時說,新加坡作為國際企業亞洲商業樞紐的優勢,已非香港能及,香港的弱點正正在於其對外網絡聯繫過於以中國為中心。從上述第三點看,馬宣仁的說法似有道理,但從香港統計署數據看,馬宣仁觀點卻不無商榷空間—從2014到2018年,駐港國際企業區域總部的主要來源國,依次是美國﹑日本﹑中國﹑英國。於此值得深思的一點,是香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形象,如何漸成新加坡官方眼中能夠宣傳這個城邦國家國際競爭力的一大賣點。

第六,新加坡官方連繫世界的工具之一是Contact Singapore。這個部門附屬於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其功能是連繫全球企業與人才以助新加坡發展。作為一國之內權力愈趨萎縮的香港特區,其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行事空間與自由是否能與Contact Singapore相提並論,其實懸念不大。

記者朋友問,此時此刻,相較於新加坡,香港是否完全一無是處?從香港角度看,可以說,成也中國,敗也中國。香港位於中國之旁﹑香港人中英皆通,確實仍是香港成為世界樞紐得天獨厚的一大優勢,但亦正因為受到中國因素影響,中國香港此一「萬能插蘇」能容納的世界似乎愈趨縮窄至大灣區。記者朋友續問,那在中國治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是否從此一厥不振?從國際網絡與競爭力關係角度看﹑於香港漸成地緣政治博弈重要一環的形勢下,我們卻或可說,never say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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