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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場卻不離去:從旁觀者效應談袁國勇教授辭職

2015/8/7 — 14:13

袁國勇醫生 ( 圖片來源:http://jmc.hksyu.edu/ )

袁國勇醫生 ( 圖片來源:http://jmc.hksyu.edu/ )

若一個人面對不公義制度而自感無力力挽狂瀾,他應該怎樣做?

上星期港大校務委員兼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以未曾受政治訓練,無法面對日漸受政治影響的港大校委會為由,宣佈辭去校務委員一職。其後,港大的戴耀廷教授撰文指對香港知識分子感到失望,明言「明哲保身使香港沉淪」,所以雖然尊重袁教授的決定,但仍感失望。

本文嘗試借事件討論文首的問題。到底袁教授辭職是否「明哲保身使香港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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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效應:Kitty Genovese 兇殺案

1964 年,在紐約的皇后區,一個兇手在多至 38 名平時是守法好公民的鄰舍的目擊下,尾隨並在半小時內三次用刀襲擊一名年輕女子 Kitty Genovese,在這第一次和第二次襲擊後,兇手都分別因社區的人聲和睡房的燈忽然亮著而受驚離去,但又隨即折返,尋找他的獵物,並一而再用刀襲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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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半小時期間沒有人報警;只有一人在 Kitty 香銷玉殞後才致電警局。當時的報導指出,當年的皇后區的治安一向良好,當時的環境如以往一樣寧靜,所以鄰舍一定清楚聽到 Kitty 的尖叫呼救聲,但他們無一人嘗試伸出援手。最後 Kitty 在後樓梯被刺死。

事後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Bibb Latané和 John Darley 教授嘗試找出為什麼兇殺案可以在眾人目擊下仍然得以順利進行。他們得到一個違反常識的結論:愈多人目擊緊急的情況,就愈少人會出手相助。因為當一個人在一班「沉默的大多數」當中時,他會潛意識假設其他人也會伸出援手,所以他需要援手的責任壓力便變相被分擔了。而且他也會猶豫是不是有什麼他不知道的理由令其他人都不出手,若然,則他出手可能反而是做了蠢事。也就是說,旁觀者在場但卻沒有行動(不論是無能力插手還是有能力但不插手),令一件一般人直覺會插手的兇案變得好像不似一件需要人阻止的兇案,旁觀者合理化 (legitimated) 了兇案,為沉默提供了一種社群認同 (social proof)。這就是所謂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或分散責任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我們可以設想飽受政治干預的港大校委會是一個「兇案現場」,陳文敏教授這個 “Kitty Genovese” 正被「兇徒」多方追殺。若校委會的任何成員可以挺身而出,阻止兇案發生(正如戴耀廷教授期望的),那當然是最好的結局。但設想,若現場有一個無力阻止兇案的旁觀者(例如因行動不便),若他不想讓有能力阻止「兇案」者因為旁觀者效應而不挺身而出,不想讓他的無能合理化沉默(尤其是他這個看起來很有能力制止「兇案」的知識分子,正如戴教授等指出),那他應該怎麼做呢?他豈非應該離開現場嗎?

若然,則離去不是為了明哲保身,也是為了令無力阻止「兇案」的自己不會間接因旁觀者效應成為幫兇。

留下會否被環境腐蝕:認知失調理論

另一個戴教授或其他批評者沒有考慮的問題是,到底一個錚錚風骨,但卻又無力改變他廁身的扭曲制度的學者,會如何和這個扭曲的制度產生互動?

Zimbardo 教授在《The Lucifer Effect》中提醒我們,當一個人要擔當一個和他信念不一致的角色時(相信誠實善良正直,卻要成為沉默同謀),他就有可能出現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的現象。這種失調會強而有力地推動我們改變我們的行為或我們的信念,令兩者趨於協調和一致。角色和信念的不協調愈大(邪惡和正直的差距愈大),這種失調的推動力就愈大。

一個無力改變現狀的沉默同謀若勉強留在一個邪惡的制度中,既然無法改變他的角色,就只好改變自己的信念,這個時候,一個正直的人就被這個邪惡的環境腐蝕了:一個無力扭轉邪惡的旁觀者仍然留在現場,最後會否不但他自己未能改變外在環境,反而被環境改變呢?

袁教授固然是德高望重錚錚風骨的學者,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一樣會受外在環境影響。這某程度上固然可以說是「明哲保身」,但絕不是一種純粹因不屑與小人為伍的「道德潔癖」,而是真的要保全一顆良心,好在適當的時候仍能發聲。

離場卻不離去:不一定在場內才算是並肩作戰

我們其實不必像批評者一樣,將袁教授的辭職「離場」詮釋為獨善其身,完全離開這個對不公義制度的抗爭。邏輯上其實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在離場後仍關心時局,並發揮在場外的角色去影響場內的局勢。

正如一個無力在現場阻止兇案發生的人,也可以離開並向警察求救。不一定在場內才算是並肩作戰。

場外可以做什麼呢?其實袁教授已經給了我們一些提示。身為校務委員未必有太多的自由去公開發表和校委會立場不一致的言論,或指出背後的問題,因為「作為委員,校委會最後的決定就是我的決定」。但辭任後則可以一如他在記者會上般直言,指出一切的混亂皆源於校委會「等埋副校」的決定(即是他並不同意)和日漸受政治干預;他也可以為學生辯護,指問題並非學生對校委會的衝擊,而在校委會「討論焦點偏離以大學利益為首位」。

袁教授明言他並非心灰意懶,他也強調他經常自問可以為香港做些什麼,也會繼續在另一個位置服務香港。基於此,我相信袁教授將來仍然能本著良心,以其沒有校務委員包袱的港大學者身分,繼續守護港大,守護香港。

結語:誰能下武斷的判語

本文建基於一個假設去討論,就是袁教授確如他所言,無力扭轉當下不公義的制度。我是建基在這個假設下,才達至「無力的旁觀者應該離場」的結論。可能有讀者會如戴教授一般不同意這個假設,認為「連取得那麼大成就的知識分子都不懂得怎樣面對強權與不公義」,其他人又怎麼可以?

對此我不予置評。畢竟,一個人是否有能力面對他身陷的邪惡,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有些人天生懂得處理政治鬥爭,有些人即使讀了幾個政治學的學位也只能紙上談兵。但若因為袁教授在和微生物打交道上卓然有成就下斷語他一定懂得處理政治鬥爭,我只能客氣點說,這似乎有點武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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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Philip Zimbardo,《The Lucifer Effect》(2008)

2. J. M. Darley and B. Latané,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1968): 377-83

3. 戴耀廷,《對香港知識分子失望》,(2015 年 8 月 4 日)

4. 「立場新聞」,《袁國勇辭港大校委:衝突並非由學生開始 政治勢力影響選副校》(2015 年 7 月 31 日)

5. 《袁國勇教授辭任港大校委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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