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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一週年回顧:是「革命」、「公民抗命」還是什麼?

2015/9/29 — 15:48

( 旺角佔領區資料圖片 )

( 旺角佔領區資料圖片 )

不經不覺間,因香港政改爭議問題而爆發的「雨傘運動」,便快有一年的日子。近日,回顧、紀念、檢討的評論文章鋪天蓋地,本人也湊一湊這個熱鬧,評論一下「雨傘運動」的成敗得失。

不知為什麼,上年這場歷時 79 天的堵路抗爭運動,應該怎樣稱呼的問題,時至今日坊間仍在爭論不休。部份媒體,仍將這場運動稱為「佔領中環」,或簡稱為「佔中」;主流泛民和親泛民媒體方面,因警方在 9.28 當日使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時,示威者張開雨傘防止被催淚彈擊中,於是將這運動稱為「雨傘運動」;本土派及其網絡媒體,則將此場運動稱為「雨傘革命」。

這場群眾運動應否稱為「革命」的問題,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政治上的革命,不論是否使用武力,結果上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以推翻現政權、或顛覆現有政治體制為目的。如果說,這場運動發起人或参與者的政治主張,是不承認現時香港根據《基本法》而建立的整個建制,因而質疑現屆政府的執政合法性,並以行動推翻它,我們會承認這是「革命」的主張。換句話說,若這場運動從一開始便不承認《基本法》的憲制性地位,透過推翻梁振英政府的手段,建立香港的民主政府,這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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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不否認,運動中部份參與者,可能會有這種想法,但未必是大多數,運動發起人當中的佔中三子、學聯、學民思潮,也未提出過這種想法。他們的主張,是要求北京政府履行《基本法》第 45 條的憲制承諾,容許香港 2017 的特首選舉以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法產生,因此以「我要真普選」為口號。何謂「國際標準」、什麼叫「真普選」的問題,暫先按下不說,重點是「雨傘運動」發起人和大多數參與者,均是以爭取加快香港政制改革步伐為目標,而非以推翻建制為目的。在這情況下,稱作「雨傘運動」便是最合適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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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佔領中環」這一叫法,用以稱呼上年那場堵路抗爭運動,確實不太恰當。雖然,整場運動的導火索,源自「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宣佈「佔中」運動正式啟動為始,但整場堵路抗爭的正式爆發點,在金鐘政府總部之外,「佔領中環」由始至終均未出現過。更重要的是,這場堵路抗爭的後續發展,已逐漸偏離戴教授最初提倡「和平佔中」的抗爭方式和原意。雖然這樣說有機會引起非議,但「雨傘運動」根本說不上是公命抗命,跟「和平佔中」的主張南轅北轍。是故,若不是某些政治勢力在文宣策略上有其需要,將「雨傘運動」稱作「佔中」,實在是名不正言不順。

有人或許會問,為何「雨傘運動」算不上是公命抗命?這便要由公民抗命的意思說起。所謂公民抗命,或公民不合作,是指群眾以和平及非暴力的方式,蓄意觸犯某些刑事條例,並在事後主動承認控罪,籍此突顯某條法律是不公義的惡法,或現時政治制度上的不公義。公民抗命背在法律哲學上的正當性,是建基在自然法學派的「惡法非法 (unjust law is not law) 」之上。更重要的是,公民抗命者的違法,應當「對準政權」或這建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靠損害處於弱勢的升斗市民自由和權益,來達致所謂的「增加管治成本」。公民抗命者被捕時應束手就擒,被審判時雖可自辯,但也應主動認罪,以維護法治之精神,如果符合不到這些,便不能算是公民抗命。

戴教授「和平佔中」和公民抗命主張,若最終行動能夠恪守,我們對此並無異議。可惜,上一年的「雨傘運動」在爆發不久後,查實是向着失控的方向發展。當日佔領爆發點即使不在中環,若能將堵路地點集中在政府總部週邊,仍是一場「對準政權」的抗命運動。問題在於所謂的「四處開花」,在旺角、尖沙嘴和銅鑼灣這些商住混合區擴散,以損害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當區商戶正常生意時,那便是逼着當地居民犧牲達致所謂「增加管治成本」。當一場運動強逼部份無辜群眾犧牲個人權益之時,那便喪失了運動的道德感召力,也失去了運動的道德制高點。

更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在於運動的主要發起人,被起訴時未能主動認罪,承擔法律責任。當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長羅冠聰及前秘書長周永康,在月初被落案起訴參與非法集會時不認罪的一刻起,便決定了「雨傘運動」在性質上不再可能是公民抗命。若運動發起人的最初目的,是希望以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雨傘運動」便只能說是一場失敗的群眾運動。你可以叫它群眾運動,可以叫它堵路抗爭,但你不可叫它公民抗命。因為它不是。

原文刊於香港投資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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