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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動回顧(二)思考與想像

2016/9/12 — 14:19

資料圖片:戴耀廷 / 雷動計劃

資料圖片:戴耀廷 / 雷動計劃

【文:幡內兒@撐傘落區運動】

雷動的思考 — 策略投票的理念

雷動一開始就自我定義為一個功利性的計劃,牽涉的只是選舉遊戲規則和玩法。這似乎是很多人的共識,但有些人對此卻沒有真正重視。於是,對於雷動,有很多「搬龍門」的批評。例如選舉過後,有政黨人士深深不忿,認為雷動不應「動」走了他們的選票,而應讓選民各憑自由意志,喜歡誰就選誰。但他們似乎忘記了,選舉從來就有遊戲規例和策略的部份,政黨自己也一直在玩,這本來不涉及自由意志。我認識一些政黨人士有心出選,但在黨內初選階段給篩走了。如果政黨真的那麼重視自由選擇,為甚麼不讓所有黨內有志者出選,哪怕是同區內有十張同一政黨的名單也在所不惜? 同樣,為甚麼政黨要動員其支持者策略配票,這一區投A,那一區投B,而不叫他們自由選擇? 很明顯,這些都是選舉策略的計算,如果政黨可以,為甚麼選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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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政黨可以說,黨員參選,動用的是黨的名聲和資源,理應有所規限,而政黨沒有,更不可能禁止成員退黨參選,所以也沒有侵犯選民的自志選擇。對的,同樣道理,雷動也沒有貶低那為數80%堅持最愛選擇的選民。相反,雷動主張那部份人堅持己見,才不會擾亂數據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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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授在9月6日的商台節目提及「策略選民比例超過我哋想像」。是否如此,目前還沒有足夠數據驗證。不過,如果這是事實,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信息,一個在今次立法會選舉當中不可忽視的政治信息。放在香港當前的脈絡,那可能是不甘於單純的政治表態,不相信政策倡議可以在議會有所作為,不認同各行其是可以有效反制中共……   候選人如果仍然停留在「雷動累死邊個」這種層次,是很錯誤的政治解讀,那只反映了那些候選人真的昩於形勢,判斷錯誤。

其實,策略投票和堅持最愛選擇的投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涉及不同的理念、取向和對當下政治的不同研判與分析,沒有誰比誰優勝。策略選民認為,按當下的形勢,總體的選舉結果和政治效果重於個別候選人的議席得失。如果有選民因為這樣離棄了追隨多年的政黨,那政黨應該問,選民想法出現了甚麼轉變? 為甚麼自己追不上這些轉變? 為甚麼我不能令選民認同己黨的議席得失重於總體的選舉結果? 答案在馮檢基和朱凱迪的分野上是顯而易見的。這兩人都沒有和其他候選人作策略配合,大家會批評馮檢基(無論他的票最終能否過給李卓人),但沒有人會埋怨朱凱迪浪費選票。政黨應該好好反省當中的問題。

策略投票還有其他內容。例如,它從來不是甚麼「顧全大局」和「含淚投票」。有學者曾經這樣定義策略選民:

A strategic voter is someone who votes for a less-preferred party if the expected utility that this party is likely to gain a seat in their district is higher than the expected utility derived from a sincere vote. [1]

很明確,那是less-preferred而不是un-preferred。還有,那會帶來utility的,而且是比sincere vote更大的utility。策略選民只是轉而投給心儀名單上的第二或第三、第四選擇,那仍然是選擇,不是指示,而當中帶來的滿足感更大。這並不難理解,2012年策略選民配走了劉江華,今年配走了王國興,其振奮之處相信只有朱凱迪高票當選可以比擬。

雷動還展示了策略投票運動的另一意義:為選民充權。過往的選舉跟消費市場有點相似,由供應商主動,並掌握不對等的信息。雷動計劃好比一個消費者運動,它搭建一個可具體操作的平台,促進選民之間的信息交流,連結選民力量,而非單純地坐等投票。

總之,策略投票具有豐富的內容,並非機械地遵從指令。 我這樣說並不在於為雷動辯護。相反,我認為雷動一開始就自我設限,狹隘地界定為一個功利主義的計劃,而沒有推動社會對策略投票的概念做深入探討。作為一個為選民充權的運動,雷動也沒有在這方面闡述清楚。它只是簡單地提出非建制議席過半,卻未能帶出更廣闊的政治願景,也沒有說明選民充權可以怎樣回應現實政治中議會失效的問題。這些缺失,令大眾對雷動的關注完全集中於調查數據是否準確、聲吶軟件是否安全有效、有沒有錯配選票等技術和執行面向,並且將一些本來屬於概念性的問題混淆在一起。面對這種情況,雷動的回應也因而常常顯得進退失據,含糊不清。

政治劃界:建制vs.非建制

其實,忽略了概念的探討和建立,也令雷動提出來的框架、策略和玩法出現了一些難以完全自圓其說的地方,再延伸到具體的操作,就形成了整個程式的bug。這些bug,在有關黃洋達、游蕙禎、黃毓民、梁頌恒、鄭松泰的爭議中表露無遺。

如果撇除批評者本身的政治取態,抽離地審視他們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建議名單的邏輯和準則就是最受爭議之處。如果雷動計劃不認同本土派,為甚麼要建議救游蕙禎? 為甚麼要保留鄭松泰在名單之上?  如果一如所言,政治界線只有一條,建制vs.非建制,而之後全是第二界線的數據選擇,那為甚麼在黃洋達與譚得志之間選了後者,而在新東機會相若的七人之中,剛巧又排除了陳云根與梁頌恆兩名本土派? 雷動的回應是:聲吶的策略選民不願投票給黃毓民、黃洋達、梁頌恒和陳云根,現實操作上別無選擇。這固然是事實,但回到理念層面,那其實也是政治劃界,不過不是戴教授或雷動核心義工的劃界,而是聲吶參加者的劃界而已。

如果雷動一如最初的構想,有20萬人加入聲吶。策略投票的建議是給這20萬人的,由他們自行決定政治界線,當然合理而完滿。但後來倚靠漣漪效應,外間不免覺得雷動小圈子自行篩選名單,再遊說公眾跟從。當然,雷動沒有公權力強制選民跟從,而發出建議的時候亦已充份說明數據結論和取捨的原因,公眾完全擁有自由的informed choice,倫理上沒甚麼可以指責的。但從來政治傳訊更多是觀感問題,而且雷動通過掌握資訊而比常人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任何決定都不會單純是倫理問題,還需要考慮政治影響。  我想說的是,不可能完全把建議名單交付數學檢測,避開政治判斷。 雷動嘗試建立一個開放的平台,除了建制/非建制以外沒有其他政治劃界,當現實上做不到,就難免要調整定位和策略。

於是,一切還是回到第一條政治界線,建制vs.非建制。

其實,雷動一開始設定這條界線,再把計劃約化為功利性的政治遊戲,恐怕也是非不得議。事實上,戴教授已經嘗試與不同派別對話。一方面跟泛民和左翼接觸,另方面接受《本土新聞》的訪問,並表示不介意協助本土派推行自己的雷動計劃。但當努力不成的時候,恐怕應該重新檢討建制vs.非建制這條界線。 劃界並不一定是簡單的本土、激進左翼、泛民等分類,更不止於戴教授或任何雷動推動者的個人反省。那也可以是在聲吶參加者當中建立機制,促進討論,形成共識。總之,雷動除了是個選舉遊戲外,也可以是一個社會運動,有本身的政治理念、論述和取捨。其實,過往針對策略性投票的研究課題,除了選舉制度(如多數制、比例代表制、district magnitude、等等)之外,還包括social cleavage。政治分歧,從來就不是策略投票可以廻避的。

執行問題

人手、資源、時間不足,恐怕是永遠的困難。如何令調查數據更加準確,有沒有更精確的數學模型,這些都屬於技術範疇,我沒有能力評論。我想說的是,雷動信息的公共流通和預期出現重大落差。前述的「攞冧把」現象,反映公眾似乎誤會了雷動掌握全盤選情,而不清楚到了選舉當日,雷動只擁有相當有限的,集中於邊緣名單的數字。公眾也沒有理解到就算是策略投票,也視乎其第一選擇的預計選情而有所分別的。當然,個別義工也許會埋怨:「平時講你又唔聽,website同facebook寫哂你又唔睇,telegram又唔裝,臨急先嚟問,想點呀!」但這只可以是個人一時的情緒,去到社會運動的組織和推進,就無助於檢討和反省。

雷動的想像

社會運動需要夢和想像。沒有夢和想像,也就沒有前景,那就甚麼都不是。

如果雷動並不只是策略遊戲,還是個夢。這個夢就在於為選民充權,凝聚公民社會,並且重建公民社會和政黨、和議會的連結。

這次選舉,我感受到很多策略性選民的熱情。那熱情在於奔走請託,焦急地尋求建議名單;在於不厭其煩地和親友相約配票;更在於在太古、油塘等地苦候數小時投上一票,這跟選民寄托在朱凱迪身上的八萬多票其實並無異致。選民不但可以在既有候選人之間尋求心儀的選擇,還可以互相連結,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從另一個角度看,雷動可以是個獨特的社群,促進橫向的信息流通和聯繫,在自由主義的代議政制框架下,開拓更豐富的公民政治空間。

回顧香港的民主運動歷史,我常常想起多年前許鞍華的舊作《千言萬語》。電影裡謝君豪由街頭走入議會,正好象徵七、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領袖如何慢慢地被吸納成為議會精英,並且與群眾脫節。零三七一開始,保衞喜帖街、天星皇后、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每次大型社會運動似乎都說明議會精英如何落後於形勢,如何與公民社會脫節。當英式政治文明外衣不再,中共的再殖民手段橫行無忌,議會問政已經不是民主運動的有效途徑。

網台「城寨」的節目提出以大數據進行立法會選戰,其實雷動的構思原來就是個大數據項目。如果雷動聲吶的網絡可以連結傳統政黨的地區樁腳,豈不就是重建政黨與公民社會關係,實踐議會抗爭的最大力量? 以此反制中共的組織鐵票和議會專橫手段,不是比單單在議會投票反對,然後高喊「最黑暗的一天」有效得多嗎?

如果將來還有雷動,那應該是一個豐富而強大的民主運動,去盛載我們的希望和想像。

本文原載於「撐傘落區運動」網頁:https://umbrellablossom.wordpress.com/

撐傘落區運動團隊於雨傘運動中成立:我們需要更多朋友把雨傘運動的目標(我要真普選)及雨傘精神——分享,抗命不認命及守望相助的精神推廣到社區去。

 

[1] Thomas Gschwend, “District Magnitude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trategic Voting”. 需要說明,Gschwend的說法並不是個應然的命題,那只是一個用於學術研究的定義。但他的研究仍然說明了策略性投票這方面的特質。

 

作者簡介: 撐傘落區運動團隊於雨傘運動中成立:我們需要更多朋友把雨傘運動的目標(我要真普選)及雨傘精神——分享,抗命不認命及守望相助的精神推廣到社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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