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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政策,重點不在青年

2015/1/20 — 11:34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如果政府認為佔領運動反映了青年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理解青年為何參與佔領。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如果政府認為佔領運動反映了青年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理解青年為何參與佔領。

施政報告公佈前後,外界普遍關注政府如何解決佔領運動帶出的所謂「青年向下流」問題,但報告出爐後,在青年政策方面卻著墨不多,甚至比2014年施政報告針對青年的部份還少。較受矚目的,只是一筆三億元「青年發展基金」協助青年創業,其餘建議,例如與內地締結姊妹學校、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等,皆令人覺得有點牛頭不對馬嘴。

這反映兩個可能,一是政府故意沒有把佔領運動包裝成青年無法向上流的問題,避免激化矛盾;二是政府對於怎樣挽留年輕人的心感到手足無措,未能對症下藥。如果是前者,政府此舉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佔領運動的成因不在經濟民生,而在民主政制,如果以為聚焦青年問題便能解決政治爭拗,則必然藥石亂投。但若然是後者,則反映特區政府未能意識到青年工作的要點,其實不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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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機會不平等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如果政府認為佔領運動反映了青年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必須理解青年為何參與佔領。筆者和鄭煒在佔領區曾進行一項調查,發現在這場以年輕一代為骨幹的運動中,有七成佔領參與者認為自屬中產下層或草根階層,而不少參與者亦出現所謂「階級錯置」的情況,即是他們雖然擁有中產條件,例如住私樓、高學歷、白領,卻認為自屬下層或草根階級。趙永佳、葉仲茵早前在明報發表的研究亦指出,青年收入中位數在2001﹣2011年間出現下降,中產職位同時大幅減少。這兩組數據表明,青年向下流確實是佔領運動的背景,也並非一朝一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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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筆者的調查卻發現,「向下流」並非青年理解為自己投入運動的原因。雖然他們普遍對自身經濟處境有所抱怨,但同時認為驅使他們參與佔領的是政制問題,而不是經濟民生。這不是說青年不重視後者,而更多是反映青年傾向把政治和民生問題一併思考。他們認為之所以出現地產霸權、中港矛盾等問題,是因為政治體制被少數權貴操控,形成傾斜大財團和紅色資本的勾結式統治,令大部分市民被排斥在外。因此,要真正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要體現平等自由等核心價值,就必須撼動這個政經結構,建立公平、民主而立足於本土的政治制度。

經濟和產業政策

除了政治制度,青年政策的另一重點,在於政府是否有長遠的經濟和產業政策配合,能否為青年提供更多發展可能性,青年政策最多只能充當輔助角色。香港失業率長期偏低,近乎全民就業,青年不是沒有工作機會,而是工種無法協助他們向上流動,或者是工作與期望不符,偏離理想。比如大學畢業生對投行、律師行的高薪厚職趨之若鶩,但政府近年卻積極引入海外和內地專才,直接加劇這類工種的競爭。身邊不少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機構工作的朋友都慨歎,公司近年聘請不少語言能力甚佳的內地生,應付漸漸以內地市場為主的業務,以致港人在高增值行業失去固有優勢。另外,低增值行業卻方興未艾。在中港融合和自由行帶動下,服務業如酒店、零售和餐飲業等發展驚人,為港生創造了大量就業職位,但這類低技術工作對知識水平要求不高,入息自然偏低,工資增長亦難以追上物價樓價上漲,而且從宏觀角度來看,過分倚重這些行業,更不利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這都說明,產業結構狹窄,不慎引入惡性競爭,加上過度依賴內地市場 ,均難以令青年對前途有所憧憬。

施政報告提及發展航運業、物流業、創業文化產業和本土農業等,都是擴闊產業結構的好開始,但報告在「培育本地人力」卻極為扼要,難以看出政府對如何為這些新興行業培育人才有任何思路,反而在「吸引外來人才」落墨甚多,反映政府對本地青年似乎並沒多大信心。報告亦多次強調要把握內地經濟發展的機遇,提及香港在中國「十三五規劃」的角色,並大力呼籲青年北上工作。筆者不反對與內地合作或青年北上發展,但問題是,香港是國際城市,也是自由經濟體系,為何政府視野往往限於中國內地?更重要的是,為何本地經濟要納入社會主義體制規劃,而不能有自主的經濟政策?既然香港需要技術專才,為何不可優先培育本地人才?與其只聚焦內地市場,何不開拓東南亞、台灣等龐大市場,分散投資?

先界定「一國兩制」

歸根究底,種種政治和經濟上的錯位,皆源自「一國兩制」模糊不清的界線,在於香港無法釐清不同層面的自治範圍。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與國務院白皮書口徑一致,強調香港只有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所有權力皆來自中央,皆由中央授權,故此「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一說不符憲制,甚至點名批評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有港獨傾向。京官有這樣的集權思維可以理解,但他們不明白,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並不是這樣想。對他們來說,「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白字黑字訂明的合同,不能隨著國家利益而任意修改。他們相信,普選一如房屋或教育政策,屬於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需由港人作主,也要有真正選擇,不能篩選。他們會問,代表港人的特首,為何要經北京篩選?本地的經濟政策,為何要被北京規劃?當國家利益和本土利益衝突時,一位由北京欽點的特首會站在哪一邊?當經濟政策出現問題時,我們該向誰問責?

北京認為可以通過灌輸「正確觀念」潛移默化,但在不少港人看來,硬的一套只會惹來更大反彈,對北京的信任越來越低,「人心未歸」終成「人心不歸」。故此,政府當前的責任,是劃好「一國兩制」之間的界線,界定高度自治權的範圍,而不是以製造敵人的方式宣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姿態。不然,「青年政策」,一如其他經濟民生問題,只會繼續模糊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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