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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正在悲哀中成長 雙首長制是出路?

2019/8/25 —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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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avid HO】

近日,激烈的抗爭手段獲得頗大的民意授權。究其原因,年青人的堅持及勇武抗爭反而將一些向來諱莫如深的安排翻開了看似糖衣的包裝。最明顯例子,莫過於近日在觀塘區街頭衝突的年青人懂得圍魏救趙,分散警力之餘趁機會去處理政府當局一直聲稱功能有限的智能燈柱。該等燈柱原來和內地的個別機構有著特定的關係,甚至乎透過燈柱內所運作的晶片追查到一些從來沒有想到的脈絡。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青年人似乎已經開始在不同的維度中透過抗爭的日常演訓有所進步,他們的勇武行徑的背後考量均較以往更為周全,只是又有誰希望得到如此悲哀的進步呢?

另一邊廂,政府當局卻是似乎未有太多的動作去回應社會訴求。當商業界別都接二連三逕自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從而期望在這場社會運動中免疫,特區政府的抽離態度則似乎已經決定了結局--悲傷的鴻溝只會進一步深化。當部分人仍然妄想能夠成立一個沒有針對性的委員會,便能夠平衡一下社會的紛擾,則似乎有點完樂觀得過份,因為當權力的天秤失去了平衡,而操控者只希望以外力介入而不作徹底的檢查,則崩塌的出現是指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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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鄭月娥還是這樣的林鄭月娥,如果問責制還是這樣的問責制,比送中條倒更嚴重的問題似乎只會日見深化!一直到現在,林鄭月娥曾經真正在意社會各界對送中條例的不安嗎?一直到現在,林鄭月娥曾經真正在意年輕世代對一國兩制的崩壞而牽引出來的無望嗎?無可否認,林鄭月娥絕對不是當下動蕩的政治社會氛圍的唯一問題,政治體制的無能和無效才是香港當下紛亂時局的問題的癥結!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提及政治制度如能理解政治參與日益增加的社會需求,相關的動力就會成為擁護建制的力量,反之便會成為推動改革的力量。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眾,目標難謂一致,但是普遍的參與者,正如他們自己在各個領域及平台上的公開表明,則都是認同或支持抗議者一直所堅持的五大訴求。雖然如此說,但越見激烈的抗爭活動並非偶發事件,而恰恰反映了當今社會運運的主流趨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究竟因為什麼原因導致抗爭活動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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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因素無疑是最大的興奮點,只是我們不妨反事實地想像,如果政府當局在處理手法及問責文化上曾經嘗試嚴肅反思一下,那麼反送中運動未必會有如此勢頭。一直以來,廣泛的社會反應是微溫的,大部分人明白到政府當局在立法會的優勢,因此也只是一直在旁無奈地看著政府那個略帶嘲弄的嘴臉。即使隨著九月份開學而流失動員能力,但是這個爭議所帶著的意識形態的分野,仍然是非常清晰的。不管喜歡或不喜歡,當局都必須認真面對香港人已經醒覺所帶來的挑戰。反送中運動不會只是一個小風波,抗爭的力量只會越來越鞏固而不會越來越鬆散。當年青人自覺地而且堅決地要求改革,那麼這個劍指政治社會氛圍的社會運動所牽引出的流動力,就已經變成為一個不可逆?的洪流!

雖然年青人口口聲聲表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 但值得注意的就是這個光復香港的大方向,真的是需要把香港從中國分裂開來,還是希望將固有的官僚文化及問責文化失去功能的劣根性進行整改,值得深思。更重要的是,倘若當下已經在跨界別及不同的年齡層得到共識的五大需求未能及時得到合理的回應,則我們可以預視,往後在香港必然會繼續出現一連串的爭議。即或不然,只是在各個不同範疇的政策上消耗心力或是社會大眾進一步對現有體制的失能流失耐性。結果就是對這個政府的正當性本來就已經充滿疑惑的心態深化,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各階層將無可避免地面對的難以想像的耗損。

通過最近的逃犯修訂條例的爭議,可以想像的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負責人根本上難以在內地與本港的利益中取得平衡,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撤回兩個字究竟基於什麼原因不能得到由行政長官口中說出。雖然行政長官在各個場合均未有特別指出原因,但是其背後的理念不言而喻。在當下似乎步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的境地,究竟是否需要去到為將來嘅出路作出些大膽的假設呢?過往,曾經有不少人提出香港可以實行雙首長制。早在回歸以前,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其實已經有雙手制的影子。因為當時港督是由英國直接委任並且專責處理一些政治議題。本地的行政工作則主要依靠熟悉本地運作,定位中立的政務司進行負責。究竟香港人是否可以容納一位代表和體現中央主權但不管事而只是在個別情況下,有否決權的國家代表向中央問責,而在香港民選一位不離地的地區首長,所需要的是信任與尊重。然而,當數百萬人從不同的領域走出來為了五大訴求說項仍然得不到任何回應的時候,所謂的信任與尊重都可能只是空談。

作者自我簡介:自由撰稿人,社會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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