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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政與梁振英的荒謬劇 縮緊政治空間的謀殺案

2016/11/6 — 11:26

「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

「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

【文/林子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政治神學博士研究生】

在早前十月二十四日的拙文〈沒有結果的亢奮宣誓〉中曾批評「游蕙禎和梁頌恆變相成為了梁振英的政治盾牌,亦營造出「港獨」升溫的幻象氣氛。尤其,眾所皆知梁振英的治港方式有不少仿效毛澤東,即愈亂愈好,產生敵我矛盾,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完全符合共產黨以隱蔽鬥爭配合政治鬥爭的傳統思維......,而且提供中共人大釋法與縮緊香港政治空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促進梁振英式威權政治在香港奠下基礎。」

筆者不幸言中,亦表示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命運如履薄冰。有此結果,乃是我們香港人在鬥爭過程中欠缺反省,把民主運動只顧及即時的成與敗,又或者視覺感官的刺激。尤其,在雨傘運動後的政治生活、形式語境與實踐理性上,個體的情感政治限制了集體政治的判斷能力,以至影響對中共治港全局分析的冷靜。在網上鍵盤戰士的言論未見得成為政治的想像力和社會改造的實踐力量,反而成為掣肘泛民主派思考與行動規範的絆腳石。在研判大局方面,被表象行為所代替,肢體行動的普遍追求蓋戮探究和理性分析的具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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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一場政治荒謬劇的序幕。

究竟這是一套甚麼的政治荒謬劇呢?任何一套電影都離不開起承轉合來發展劇情;造就是次釋法動機的轉捩點,可算是青年新政與梁振英偶遇下所合演的政治荒謬劇共同為香港種下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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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新政與梁振英的荒謬下,香港人夾著在他們倆者的「荒謬」中間裡,找不到自身存在與反抗的角色。因為香港人正在承受誓辭風波的「荒謬」,要在建制與非建制之間作出徘徊和選擇。借法國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在《西西弗斯的神話》對荒謬之描述:「在一個突然被剝奪掉幻象與光亮的宇宙裡,人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人、一個異鄉人,既然他被剝奪了對失去家園的記憶或對己承諾之樂土的希望,他的放逐是不可挽回了。」即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所言:「對卡繆來說,生存在這一個荒謬世界的人,其唯一真實角色是生存;並且,對生活、反抗和自由有所醒覺。」由此看來,在今次事件中,香港人給青年新政和梁振英在牽著鼻子走,找不著自身的角色。

荒謬(Absurdism),其哲學術語字源是來自拉丁文absurdus,意思為音韻上的「不協調」,在存在主義中用來形容生命無意義、矛盾的、失序的狀態。梁振英治港禮樂崩壞,弄得社會撕裂,製造「港獨」虛擬危機,這是「荒謬」。游蕙禎和梁頌恆在立法會種族歧視式的誓辭是一種虛擬的抗爭,這也是沒有結果的亢奮的宣誓之「荒謬」。當兩種「荒謬」成為相互依存後,雙方都散播著虛假和虛擬的意義,而在這些瑣碎且勉強的意義中拼湊出中共所期望的劇本發展,在虛擬的處境中實現政治佈局,以正義和理性之名進行人大釋法,縮緊香港政治空間;用各種政治定義來篩選各級選舉候選人的參選資格,把權力進一步徹底掌控在中央手裡。

亞里士多德之「德性倫理」的實踐智慧(phronesis)就在告訴我們並非在游蕙禎和梁頌恆,抑或梁振英政府之間作出二擇其一之選取。如果借助卡繆之言,荒謬感是屬於那追求意義的人,因而發現生命的有限與不自由。荒謬感是提醒脫離蒙昧無知的清醒,面對生命的痛苦。如今香港人正面對青年新政與梁振英的荒謬劇場,以及中共在喬妝打扮後的政治『謀殺』。所以,香港人要在無力感中洞悉他們的荒謬之處,重奪自身有意義的荒謬感;敢於在歷史現實中反抗,並努力實踐在真實的生活中。

言下之意,乃是奪回對荒謬感的敏銳。這非中間路線的主張,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Elie Wiesel曾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反過來說,我們也非是表態式政治;為要站在青年新政或梁振英一方來延續荒謬。而是在荒謬感中識破他們荒誕謬誤的謊言,在黑暗與絕望中實踐理性反抗,轉化這齣政治謀殺案的結局。

(原文題為≪青年新政與梁振英合演下的政治荒謬劇 - 一套縮緊香港政治空間的謀殺案≫,現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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