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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制陣營的分歧 源於對「中國因素」的研判有別

2017/8/14 — 18:33

作者按:本文為2017年8月14日〈公民聯合行動: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的對策初探研討會〉的講稿原搞,因時間所限,當日並無讀出全篇講稿,講話內容也因應當時狀況有所改動。

大家好,我是馮敬恩。在我大學本科的生涯中,有一段時間積極參與在香港的政治活動裡面。今日來到這裡,雖然我不會再參與直接的組織和行動,但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在這段時間以來的一些觀察和反省。

在我個人的經驗之中,我認為非建制派之間的摩擦和隔閡,撇除私人的恩怨以及利益鬥爭等的裙帶關係,我認為主要來自幾個方面,其中一個方面是是對於中國因素的看法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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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因素,據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介民在二零一五年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因素的在地協力機制──一個分析架構》 的論文,吳介民老師在文中指出中國因素的四個面向,包括國家安全、主權、國防軍事領域;群族、國族方面的效應,例如公民身分的權利;文化、宗教、社會方面的互動與影響以及政治經濟學或者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

這些框架當然看似艱澀難明,但其實就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接下來,我會提到六四的爭議。因此,我首先要聲明幾點,就是我必須強調我認同在中共倒台、轉型正義的時候要還六四的抗爭者一個歷史的公道,我認同要毋忘六四,我認同站在人道立場上以自己選擇認為合適的方式悼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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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我認為會導致非建制派之間的摩擦,是源於對於族群認同的分野。每年支聯會的六四晚會的爭議就是一件很明顯的例子。香港支聯會的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我相信「愛國」的意思已經相當清晰。其實每年的爭議的核心並不是悼念與不悼念,以及不悼念就是共產黨最開心等的問題,而是認同政治的問題,是一個群族的問題,是是否認同以愛國為前提來悼念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早在支聯會於二零一三年提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的年度口號時已經浮現。究竟愛國是否香港精神,究竟講愛國,愛的是哪一個國,為什麼愛國,為什麼要愛國等等的問題並無隨著支聯會撤回有關主題而消失,而是繼續埋藏每一個在心裡面。

今日面對中國因素中的族群以及香港歷史脈絡中所產生的認同政治問題,從而量化到維園悼念人數的多寡、孔允明案中的取態以至於單程證審批權等事件的立場。這是一個Identity Politics認同政治的問題,其實道理顯淺,如果認為血濃於水,香港中國一家親,根本不會認同孔允明案與公民權利會連上任何關係,單程證審批權亦如是。我們必須承認認同政治是幾乎無解的,是難以達成共識的。有的人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將自己在地化(Localized),有的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港,經歷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在非常的情況下堅持故國黍離之思,抱持了中國人的身分。甚至,這個問題的癥結一直未解。甚至舊帳未清,新債又來。例如口沒遮攔的前樹仁大學學生會編委會總編輯吳桂龍在二零一六年以「龜公鴇母」來形容支聯會更加是無助聚焦討論。

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我們需要積極的面對這種身分認同的落差,包括由此產生出來對於不同政治議題,尤其是港中議題的立場差異。我絕對理解數代香港人從中國移民到港,或者仍然是仍然抱持一種遺民的心態,或者是在政治的鐘擺下因應反對大英帝國而向中國靠攏的心態。可是,史書美教授在二零一五年出版了一篇名為《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的論文,她利用「華語」Sinophone 去論證「華」是漢族霸權,並且反問了眾多中國移民一個文日「都三百年過去了,我們怎麼可以說自己是離散的?」因應王德威的論文《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裡面所引述,所謂「遺民不世襲」。昔日來港的中國移民或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不能夠強求往後的人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同樣的,我們這一代人亦無可能要求上一代人去否認其身分認同。然而,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成為「本地人」。

甚或我作為一個所謂localist camp的一員,容我在這裡去為所謂「本土派」作出辯護。這種不認同的「身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不單止不是右派法西斯,反而是對抗「定居殖民」背後所代表的中國帝國種族主義的意識。史書美在上述的論文中提到「中國政府有效且持續地散播『海外華僑』此一具意識型態的身分認同,利用他們在異地遭受種族歧視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視,將這些歧視轉化成有利中國的遙距殖民主義,讓海外華僑們能永遠效忠中國……中國亦視海外華僑為必須效忠母國的屬臣。」誠如我今年六月所發表一篇名為《不做「中國」遺民 我們只做香港人── 六四、遺民、在地》的文中所言,「而我相信,正如中國用金門來聯繫臺灣,不願意她成為與中國相距甚遠的獨立島嶼一樣,這種遺民的扣連,呼籲別人遙距為中國服務,是為中國認同和意識招魂,更加是有意無意之間為希望脫離『中國霸權』的人招來一場夢魘。」由此再證,在認同上的爭議,以致於由此衍生之議題上的爭執,是非常複雜而且不是一句法西斯就可以概括。

容許我再多花一個編幅去為本土派辯護。剛才是站在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角度,去提出主張、高舉「香港人」身分的本質是反帝、反殖。當然,站在自認中國人的立場上,中國人怎能殖民中國呢?這再一次說明了,對於族群認同的分別,會導致我們在立場上的不同。跳出反帝、反殖的觀點,套用文學理論來講,在一連串的打壓下,香港頻臨消失之際,才會令到香港人的身分出現。因為快將消失,所以凸顯了它的存在。這是因應現況而產生相應的反饋feedback。如果說這是法西斯,是排外的話,毋寧是忽視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漢族霸權對於邊陲地區,包括香港的壓榨。

幸而,我在反省的過程中,為大家找到了一個互相尊重的共通點──李怡先生在二零一三年撰文,題目為《所有民主都是本土民主》。民主是一個講論身分的制度,身分是民主的前提。今日,不論族群認同為何的從政者,面對選舉政治,亦只會向香港選民宣傳。因為香港人身分是公民權利,亦即投票權的前提。如果相信並願意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就是相信主權在民,而這個民是香港人。同樣的,如果相信自己是香港人,而同時相信民主,相信主權在民的話,在這個角度來看,大家的分別其實不大。而在一些港中議題上,我認為應該是在尊重互諒的前提下,以香港人整體利益為依歸,而前輩們亦應該理解時代終究還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的,還望這些老前輩多體諒、支持。

第二個令到非建制陣營內部產生隔閡以及矛盾的原因是源於對共產中國的研判問題。公民黨前黨魁梁家傑大律師(按:是港大的師兄啊)曾經於二零一五年一篇明報的專訪中指出「公民黨一直願被統戰但有條件」。二零一零年,民主黨在進入中聯辦密室談判,支持偽政改方案,最終得到了在分組點票中幾乎無任何明顯果效的三數票,而這次讓步後,中共亦無信守承諾,允許真普選的降臨。這些想法、做法和策略,在本土派的眼中,總是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畢竟,經歷了這些年,中共背信棄義和殘暴不仁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與虎謀皮,就顯得有點不知所以然的感覺。

我認為非建制派長遠要就對中政策達成共識,減少相互的摩擦。與我而言,在六四之後,已再無與中共妥協和談判的空間。因此,全民反共應該稱為非建制派的共同立場。皆因這代年輕人深受共黨壓迫,上一代人有的又是為了逃逸共黨魔爪而移民到港。這個立場是跨世代的共同立場,可以連結老中青來集體對抗殺人的中共屠夫政權。民主、反共、主權在民是我的信仰,我相信也是主流香港人的信仰。

簡單來講,我認為非建制派之間必須盡快就對中立場達成共識,對於中國因素的理解互相尊重,並在兩難時站在港人利益的一方。下文我希望可以指出今日的政治局勢下,我認為非建制派目前所面對的機會與挑戰。

機會── 議會政治失效 利益爭鬥停止

在原本保障建制派的比例代表制以及最大餘額法制度下,香港的政治生態漸趨極端,謾罵與誹謗的文化迅速蔓延。無他,因為只要籠絡約百分之十的選民就能當選。在確認書和取消議員資格的今日,我認為香港議會抗爭已經走到盡頭。當然我不認同確認書以及取消議員資格的做法,皆因只要不被認可為「忠誠反對派」者,便會失去參選立法會的資格。打趣的講,笑什麼,大家都無得選。既然議會抗爭已經走到盡頭,大家都不可能參選,一來就不會怕與對方合作而遭搶選票,二來亦不會爭奪議席所帶來的資源。因為,大家都無得選。故此,大家不單止可以發展其它收入、資源來源,更加能夠締造互相合作、團結的空間。

挑戰──反對派淪為政治花瓶 議員事事拉布是正途

在DQ6 之後,有些人主張立法會總辭,有的因應議會資源等考量拒絕,甚至民主黨的允兆堅立法會議員在其社交網站指斥韓連山是「鬼」,亦即中共奸細。可是,問題的核心不是誰是鬼的問題,而是現存在立法會的非建制派如何能夠不安於擔任真誠反對派的問題,是如何不會淪為中共聲稱的多黨合作制下非共黨的政黨的問題,是如何告訴選民這些非建制派不是花瓶的問題。不過,五十億元的教育撥款已經擺平了這些現存的非建制派。因此,我實在懇請現存的非建制派可以多些思考,並且告訴選民如何作為一個有效的反對派。

於我而言,我也不贊成總辭,皆因每一個陣地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現存的議員至少應該事事拉布,癱瘓不義議會才是正途啊!!!!

最後,如果你希望在這裡找到希望的話,我恐怕比較困難。因為真理不是希望,真理也不需要希望,正如你不會希望太陽從東方升起。但是我希望各位在沒有希望之中,更加確切地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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