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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移民以外的選擇:對解決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一些初步構思

2016/12/2 — 6:48

【文:山松】

2047本來是很遙遠的事情,但隨著近年中港矛盾升溫及雙方對如何落實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差異越趨明顯,三十年後的事情現在看來已經好像是迫在眉睫。

坊間對解決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到目前為止大致可歸納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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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為香港的一制將無可避免地要與大陸的一制融合,並將以一國一制告終。當中比較樂觀者,認為大陸早晚也要應對政制及管治方式變革的大趨勢,所以最終大陸的一制會靠向香港的一制融合一點也不奇怪。但隨著代表強硬路線的梁振英政府上台,和中共權鬥蔓延致香港,這種樂觀的傾向已漸漸失去市場。取而代之是另一種比較務實的想法,認為兩制融合在所難免,早點接受現實反而有助香港人把握大陸經濟發展的機遇,而無法接受現實的人最好早日安排移民。

2.      認為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應該交給香港人自決,選項更應包含永續自治甚至完全獨立等。要達致上述目的,除了繼續抗爭外,也應該在國際間爭取關注,希望利用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中共政權作出妥協。隨著大陸經濟發展的神話不再以及政權貪腐、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升溫,有些意見認為中共政權要面對重大變革甚至倒台的可能性已不斷增加。一旦政權不穩,香港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就有可能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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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個假設,就是期待已久的『支爆』一旦出現而令中共倒台,大陸將往更民主、自由及開放的方向發展。但問題是這可能只是一種比較樂觀的假設。一旦中共在動盪中倒台,更有可能出現的是持續的內亂,而最後上台的政權可能比中共還要獨裁和專橫。況且大陸媒體近年不斷矮化香港,把她塑造成一個既不長進又不聽話的小孩。萬一政權有變,國內輿論會否支持繼續給予香港特殊地位甚至讓她獨立,實在難說。 無論如何,把解決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方案繫於一些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假設中似乎是有點不切實際。

對於大部份生活於香港的中產及基層市民來說,除非經濟及社會出現重大危機(近年比較接近的情景是2003年的沙士及負資產風暴),否則大部份人並不太願意站出來為爭取公義而付出代價,更遑論參與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因此對沉默的大多數來說,接受與大陸融合的現實或移民他鄉似乎是比較務實的選擇。

移民除了不是所有家庭能負擔外,由於在經濟、家庭、就業、生活、文化等層面都會帶來衝擊與挑戰,存在比較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大部分家庭來說,除非有迫切的子女教育需要,否則會視移民為逼不得已的最後選擇。就算有能力移居到歐美等民主國家,也不一定就萬事大吉。

筆者就有朋友早前花了高昂代價移民到英國,幾個月後就發生脫歐事件,英鎊應聲下挫,令其畢生積蓄大幅貶值之餘,更要面對前景不明及可能與之相隨的經濟衰退;而移民美國的朋友也投訴,自特朗普當選後,小孩入讀的學校已開始有白人學生在校園內張貼排斥移民的標語,令他們開始對美國是否一個安居之地產生疑問。無法接受與大陸融合,同時又不願意移民他國做二等公民的香港人是否還有其他選擇呢?

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曾經有英國官員提出另覓土地重建香港,把香港人全部或部份移植過去,繼續由英國統治。當然提出建議的官員後來也承認這不過是一個用來『說說笑』而已的想法。但筆者認為只要以下一些假設成立,在地球的另一角落覓地重建一個新香港,讓香港人(起碼是那些不接受與大陸融合的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建立一個真正獨立、民主、自由、多元、開放、公平、廉潔的政體,延續驕人的經濟成就,是有可能實現的。

假設一:共同的文化、願景及核心價值能產生足夠的向心力,以抵消建國的困難與風險

按以色列的立國經驗,在一片土地上重新建立一個獨立國家,而且要取得成就,是需要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所謂萬事起頭難,相比於移民到一個已經擁有成熟制度的國家,要成為拓荒者,在個人及家庭層面需要承擔的代價、困難及風險往往超乎想像。以一向喜歡『走精面』的香港仔來說,這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如果大部份人都不願意做拓荒者,只慾坐享其成,建國計劃難以成功。

不過筆者相信,目前香港大部份家庭的核心成員都是成長於60-90年代的香港,我們擁有的共同文化、願景及核心價值(即所謂『獅子山精神』)足以令部份人願意擔起建國的重任,為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努力。若在制度上可以給予拓荒者一些優惠(如:有限期的稅務優惠、購房優惠等)可能也有助於減少阻力。 當然如果閣下認為這只是筆者美麗的誤會,大家大可到此為止,不必再看下去了。

假設二:以長期租借形式租地立國是可行的

要尋找一片能容納幾百萬人、地理氣候又與香港接近的土地,唯一辦法,估計是向其他主權國家長期租借(嚴格來說,香港在97年前也是一片租回來的土地)。雖然國中有國並非什麼新鮮事物(歐洲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但在沒有任何歷史文化淵源的前提下,要在自己國家中劃出一片土地租給一班異族人來建國,雖然不敢說完全沒有先例,但單是聽起來都有點匪夷所思。估計唯一能說服人家的論點,就是經濟利益,這包括直接的(如租金收入)以及間接的(對周邊地區帶來的繁榮)。以香港人的水平、能力及國際網絡,以及過去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應該起碼可以編出一個比較動聽的故事。

如果中國大陸因為政治突變而出現人道危機(如難民潮),從而威脅到香港的安全,相信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會令這建國計劃更有機會實現(當然機會只會給有準備的人)。

另一個考慮,是所選擇的立國地點(即『包租公』)是否政治穩定,以及其履行國際公約的往績如何。選擇一些相對發達的民主國家當然能符合上述條件,但需要付出的代價會否過高?而未來的發展機遇是否會受到局限?相反選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風險要高一些,但優點可能是成本較低及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些都是要具體研究的課題。

假設三:財務上基本可行

要在一片幾乎是荒蕪之地上進行大量基建,需要巨大的財政資源。錢從那裡來?單靠民間集資當然是很難成事的,但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看起來是可行的財務方案,恐怕就連第一筆融資都很難會拿到。筆者不是什麼財務專家,沒資格在這裡拍心口說一定可行。但任何財務方案,都是基於一些假設的,而當中最主要是看兩方面:支出與收入。

進行基建的大部分支出,其實都不是消費性的支出,而是一種長遠投資,是可以通過未來的收益來抵消的。只要在建設規模上作一些謹慎的規劃(如分期實施,因不能假設七百多萬香港人都願意搬到新香港的,有一半已經很不錯),同時多加利用國際社會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及以BOT(建設、營運與轉移)等形式來吸引國際財團參與,新政府及納稅人需要承擔的直接開支可有望得以控制。而最重要的還是看收入來源。回顧歷史,香港過去取得的經濟成就,一部份當然與『運氣』有關,但更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才與制度。

筆者相信,只要條件許可,起碼一部份香港核心競爭力所需的專才(即各行各業的精英)及通才(如公務員、社會領袖)都會願意投身到新香港的建設,當中可能還會包括一些已屆退休年齡的人士(他們的機會成本可能會低一些)或曾經與香港有聯繫的人士(如已移民的人士及其後裔)。由於是全新的國家,制度的設計可以更靈活、更合時宜及優越,這樣也有助於新香港未來吸引更多來自全球的精英聚居。如果發展得好,說不定還會成為全球典範,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一個嶄新的模式。

假設四:三贏方案有助降低阻力

建國方案要取得成功,克服有可能來自各方的阻力至為重要。其實從第一天開始,建國方案就應該包裝成部份無法接受中港融合的香港人與接受甚至歡迎兩地融合的香港人的和平分手,是徹底解決香港社會空前撕裂的方案。當反對派都集中精力去處理建國的複雜問題時,親建制的香港人就可重新擁抱一個和諧的、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香港。

但筆者認為此方案的最大得益者可能還包括大陸政府。一下子可把反對勢力移離香港,無論誰在北京當家都會是無任歡迎的。香港歸順了,大陸政府就可以放心把國內的精英份子殖民到香港。大部份筆者接觸過的大陸人都認為,就算言論自由被收窄,香港無論在硬件或軟件上還是一個非常卓越的城市,相比於其他大陸都會,他們都更願意移居到香港。因此把香港『澳門化』或『新加坡化』相信是大陸政府與不少國內精英的共同願望。利用香港來吸收大陸的人才和資金,也是解決大陸近年面對的人才與資本外逃的一個可行方案。相比於讓資金及人才跑到歐美,給他們留在香港無論對大陸政府還是民間來說都是比較划算的。

當然筆者也不排除出於面子原因,中共會試圖阻撓新香港的立國計劃,包括在國際間進行遊說及施壓等,所以大家都應該有心理準備,盡量在計劃中把大陸政權的默許甚至協助,當作是一種『錦上添花』(NICE TO HAVE)而不是『必要』(MUST HAVE)的條件來考慮。

面對港獨問題,中共一直強調的是領土完整,而筆者提出的建國方案是完全符合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的。兩夫妻要鬧離婚,女方已同意放棄對雙方共同擁有財產的權益,甚至連贍養費都不用他支付了,男方還要諸多留難,那就很難說得過去。畢竟人的心都留不住了,勉強霸佔她的肉體能有幸福嗎?建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陸政權越早看到此方案的優點及可操作性,多點默許甚至推波助瀾而不是無理的阻撓,對順利過渡越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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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大膽假設的建國方案背後,是一個複雜、龐大而艱鉅的工程,沒有相當的魄力以及破釜沉舟的精神,是很難推動得起來的,失敗的機率也很高。但筆者認為,相比於用群眾運動甚至武力來對抗一個強大的獨裁政權,這方案要克服的凶險可能會少一些。在逆境中求生是香港經過幾代人沉澱出來的一種基因。筆者希望在此拋磚引玉,為有志思考香港未來的人們提供一個另類的思考方向。
 

作者簡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研究過中共歷史,也對中國的政經局勢進行了長期的、近距離的觀察,相信目前的政治氣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惡劣的。在這樣的環境下,相信香港人要面對的文化和制度上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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