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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的罪行》──談香港警權濫用現況與「制裁性屠殺」的類同

2019/8/12 —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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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港有港讀】

連月以來目睹香港的嚴重警民衝突、政府有意為之的不作為,以及日益嚴竣的警權濫用之景,讓我想起 1989 年這個年份──「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不盡然。

1989 年,Herbert Kelman 和 V. Lee Hamilton 兩位學者出版了《順從的罪行》(Crimes of Obedience: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一書,以越戰時美軍犯下的美萊村屠殺(The My Lai Massacre)為實證個案,該書已成為研究「制裁性屠殺」(sanctioned massacre)現象的經典文獻。誠然,香港目前警權濫用的情況在程度上未及「屠殺」,但此書的社會心理學分析框架,卻對理解現時香港警權濫用的案例頗有借鑑意義。在此,謹略去該書厚重的推論過程和繁瑣的實證資料,讓讀者們以最簡便的方式,嘗試利用該書的視角去理解「點解班差佬可以咁狼死?」這個很多人都關心卻頗為不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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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化(authorization)──「關我咩事?」

所謂「授權化」,通俗來說就是「命令化」,政策透過國家和官僚機器將「屠殺」/「清場」行為以命令的形式來推行,以「服從集體命令」取代「個人自主性」,一方面,執行人員的主體性透過命令下達的方式,鑲嵌到國家官僚機器中,「軍人」/「警察」的角色被置放於「人」前,另一方面,執行人員在行事的過程中將個人道德責任同時「外部化」予國家官僚機器。觀乎香港現況,社會中仍有不少人認同「阿sir/我都係執行命令啫,關佢地/我咩事?」之說法,「授權化」之威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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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化(routinization)──「例行公事啫」

「授權化」的下一步是「常規化」,是指將「屠殺」/「清場」等行動予以分解及重構,變成執行人員的「例行公事」。最簡單的場景是一個「行動」(operation),不同執行人員被分配去執行不同的功能性「任務」(functional tasks),A 組負責包抄、B 組專心打鎖、C 組換黑衫戴豬嘴「開工」、D 組管車睇水……目的是要將集體行動的責任碎片化(一人做一部分,無人要負集體責任,皆大歡喜)、行為規訓化(行為分解及重構的重覆,就是最典型的規訓 discipline,了解傅柯 Michel Foucault 理論的讀者一看就懂),從而將個人道德自我拷問的機會最小化,用「例行公事」取代「天地良心」。

非人化(dehumanization) ──「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如果說上述兩步仍屬紀律部隊集體行事的常態,那麼下一步「非人化」就較能體現香港目前的警權濫用與《順從的罪行》一書中「制裁性屠殺」情形的類同。根據該書研究,「制裁性屠殺」中的「非人化」一步主要涉及剝奪「異己」兩項重要的人類特質:「身份」(對個人性而言)及「社群性」(對集體性而言)。目前,我們已經看到香港警方在執法時,已浮現出剝奪「被執法者」這兩項特質的不少行徑(將示威者視為槍靶、近距離開槍、打頭;圍毆根本無法反抗的被捕人士;一見「黑衫」就「一視同仁」地進行「執法」,不問因由,「黑衫」變成一種「儀式」工具,視之為「異端」;或甚至一些藍絲不絕於耳的「蟑螂」稱呼,相比之下,示威者高叫「黑警」,尚算有一定「實證」支持和一絲人性),而這種組織暴力的實施和發展態勢,除須基於這種「非人化」作為意識形態發動機之外,尚要有一條十分明確的政策脈略來作為體制的發動機,那就是特區政府動輒祭出暴徒/暴動定性,學毛主席大搞「敵我矛盾」的一套──君不見行政長官明確說出「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which so many people have helped to build and that's why they resort to all this violence and obstruction」一語,如果研究者要將香港這次的案例,用《順從的罪行》的分析框架寫成書,這句必定可以作為頁首的引介語。

作者自我簡介:讀書人、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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