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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早期文化面貌:二戰前的教育

2017/4/3 — 11:47

香港大學Morrison Hall 1913 年外貌,是港大最早落成的建築之一。

香港大學Morrison Hall 1913 年外貌,是港大最早落成的建築之一。

在1910年代至1941年12月日本軍事侵略佔領香港這段期間,香港人的文化水平有了顯著的進步。帶來這種進步的「最主要原因」,不在於報紙、電影、文學、藝術的發展(我不是說這些事物不重要,但它們肯定不是最重要),而是在於教育,亦即由港英殖民政府主力推動的「漢文教育」(當時社會普遍稱「中文」為「漢文」)。坊間許多分析文化問題的人,只是專注於市井民間浮光掠影的花拳繡腿(例如戰後有李小龍、老夫子、周潤發),但卻往往忽視了「教育」(例如1970年代的九年免費教育就是相當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這個最重要的環節,未免值得商榷。分析香港在二戰前的文化發展軌跡,當然也不應忽視這個重要環節。

有時候,數字真的會說話。在1920年代的十年間,香港英文學校的學生從9000人增至大約14000人,而漢文學校的學生則從18000人激增至45000人,增幅達兩倍半。兩者人數的增加都令人鼓舞。話雖如此,失學問題仍然嚴重。及至1931年,根據香港人口統計,香港人口已達849751人,其中5至14歲兒童有119008人,但在校學生人數只有68953人,僅佔學齡兒童的60%,難謂基礎教育已經普及,其餘50000多名兒童依然失學。至於成年人,除了華商和菁英,大部分工人、農民、漁民還是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狀態。如果說當時香港人很有文化,或者香港人自古以來就很有文化,那是擺明自欺欺人的。

無論如何,進步還是相當明顯。有了教育,亦即有了有系統的知識,才有文化可言;沒有教育,亦即沒有有系統的知識,就無文化可言。那麼,當時的香港教育發展究竟是誰的功勞?當然不是中國政府的功勞,也不是甚麼勞動人民的功勞,而是港英殖民政府與香港學者、學校、學生的共同奮鬥成果。當然,當時香港本土少數華人菁英思想開明,接受西式教育,反省華夏傳統,例如謝纘泰批評風水、纏足、鴉片、奴婢,但是港英殖民政府的主催,與香港人共同奮鬥,才是香港開始成為文化薈萃之地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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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創辦香港大學,正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開端。港大於1912年2月11日宣告成立,同年9月開學,初設工學院與醫學院。兼任首任校長的港督盧押居功至偉,印度富商麼地、華商何東、何啟、曹善允等人均慷慨捐款,創校辦學宗旨著重吸引和鼓勵「友邦中華」學子前來就讀,為中國訓練大學人才。在梅含理擔任港督的1913年,香港大學更增設文學院。美學家朱光潛、心理學者高覺敷等人,均屬出身香港大學的棟樑人才。然而,由於草創的港大收生條件嚴格,生員不多,因此當時對於香港本土文化改進的影響力畢竟有限。

事實上,當年香港政府積極推動漢文教育(中文教育)不遺餘力,遠比成立香港大學,對於香港文化進步的影響力更加深遠。1925年,精通粵語的金文泰總督上任,不但機靈巧妙地緩和及化解了省港大罷工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更加深徹領會到那些呼籲摧毀舊世界的極端思潮、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對於香港人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必須從教育這個根本著手,擴大與提高漢文教育的普及程度,從語言(粵語)及文字(漢文)這兩個必要的文化載體出發,弘揚華夏文化精髓,感染香港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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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總督做了兩件大事。1926年3月1日,官立漢文中學(金文泰中學的前身)成立。這是第一間由香港政府創辦的漢文中學。其辦學宗旨既培養通曉漢文與實用英文的青年,升讀港大,研究文史哲,也訓練漢文教師供漢文學校聘用,春風化雨。學校仿照中國舊制的中學四年級,附設高小一、二年級及漢文師範班,學生人數約200人。此外,香港大學於1927年增設中文學系,聘請賴際熙、區大典兩位太史為專任講師,講授中國經史子集,師資還包括許多通悉舊學的大師,講授古文經典,例如林棟、溫肅、朱汝珍、羅憩棠、崔伯樾等人。

這兩大突破當然不是整個香港教育改革的全部。在1920年代10年間,香港私立漢文學校也迅速增加(例如子褒學校、慶保學校、湘父男女中學、敦梅中學),學童日增。誠如上述,香港英文學校的學生從大約9000人增至大約14000人,但是漢文學校的學生則從大約18000人激增至45000人。這的確是一個飛躍的教育成就與文化進展。

在這個階段,香港政府沒有把西方自由、法治、人權、民主啟蒙思潮奉為榜樣,也沒有在教育層面大規模嚴刑峻法打壓反帝、反殖思潮,而是通過順應華夏文化傳統、潤物細無聲的教育理念與政策,充實香港人的華夏文化底質,既避免香港人對傳統文化愚昧無知,也避免香港人對嶄新思潮盲目崇拜。這一點正好承接著省港大罷工過後香港人普遍遭受中國大陸政黨政權欺騙後的反省與抗拒,聞共色變,使得金文泰的教育新政也就能夠順應時勢,水到渠成。

畢竟,金文泰的教育改革有利也有弊。它一方面厚培華夏復古傳統,但另一方面少談自由理性批判。滿城漢文教育盡是催生仿照四書、五經、六朝文絜、駢林摘艷之類華麗詞藻,書必讀經史,文必尚八股,缺乏批判與反省,不鼓勵獨立思考、政治意識、社會關懷。在此期間,兩個外人對這個問題有比較一針見血的觀察。

1927年2月18、19日,魯迅在香港的兩場演講《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雖有偏激之處,甚至荒謬地認為「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但他對於香港教育的崇古保守之深刻批評,仍有可取之處。1933年2月13日,1884年社會主義費邊社創辦人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指出「原創心智」的重要性,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質疑權威,識破學校「以教條式教導你只看事物某一面」的持續陰謀。這是個很好的論點,但他鼓吹學生當「紅色革命家」,卻未免令人不敢恭維。

中國作家友生在1934年寫了一篇《香港小記》,載於同年5月1日《前途》,對於當時香港文化的印象,值得玩味再三,雖嫌激越,但卻發人深省:「英人之經營殖民地者,多為保守黨人,凡事拘守舊章,執行成法,立異趨奇之主張,或革命維新之學說,皆所厭惡。我國人之知識淺陋與思想腐迂者,正合其臭味。」「蓋中英兩舊勢力相結合,牢不可破,一則易於統治,一則易於樂業也。」尤以末句可圈可點:統治動機與政治效果不一定劃上等號。孰輕孰重,值得大家深思。

綜觀大局,誠如上文所述,以1931年當時的849751香港人口來看,5歲至14歲的119008名兒童只有68953人就學,僅佔60%左右,難謂教育已經普及,但是這個比例已經遠遠拋離當時中國大陸的許多城市及鄉鎮。此一構向比較,再加上香港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或許有助於解釋為甚麼越來越多華人選擇定居在香港,傳宗接代,生生不息。

二戰前香港政府的教育改革貢獻,當然不限於上述,而且還包括《1913年教育條例》頒佈以來對於所有香港學校辦學水平的規範和監督、1935年賓尼報告書,以及1938年以後教育司蘇理士的一系列香港教育改革(英文中學會考與港大入學考試脫、大幅獎勵及補助漢文學校、1940年成立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政府直接開辦中小學等),普遍值得稱許。

可惜在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佔香港,香港淪陷3年8個月,導致香港教育改革與文化進程遭遇重大挫折,遷入移民潮逆轉為外逃移民潮,濫殺與恐慌瀰漫整個城市,百業在日本投降前一兩年瀕臨凋斃。1945年8月,香港重光,香港教育與文化發展再次揚帆,開展新章,昂然邁向原本沒有預料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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