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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2015/2/26 — 17:00

【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本網將陸續刊出書中部份章節,另看作者文章專頁。】

一些大陸的香港史著,企圖呈現香港人對中國的依戀、對英帝國的仇恨、對回歸的期盼。不過這種說法顯然與劉存寬對「人心回歸」問題的憂慮自相矛盾 — 如果港人的中國情懷那麼強烈,為何還會有人心回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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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學者蔡榮芳把上述史觀稱為「愛國史學」,並批評這種史觀「蒙蔽了『地方』人民各自設法爭取權益的歷史事實」。他謂歷史上港人要求「香港歸還中國的鬥爭」其實非常罕見,即使在1920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工人與學生也只是要求港英政府廢除對華人的歧視政策,而非要求「將香港歸還中國」。 當年的華人精英何啟,還發起各大商會及街坊組織成立街坊自衞團,協助港英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社會各界反應熱烈,響應者眾,不少人加入輔助警隊和皇家軍團。

蔡榮芳還進一步指出,在十九世紀,香港的基層社會沒有強烈的中國情懷。華人對西方人不滿,大都受個人生活利益所驅動,因此「反西方」並不等如「愛中國」。「愛國史觀」亦沒有着墨於英人與香港華人精英合作的管治模式,因此也無法解釋何以在1941年香港紀念百年開埠之際,當年由華人精英編寫的歷史書《百年商業》和《香港百年史》,都肯定了「沒有殖民地的體系,就沒有當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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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華人精英更發展出具本土意識的「愛國情懷」。例如何啟接觸過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後,認為引入類近香港殖民制度的體制是中國強大的不二法門。至於港英政府持續暗地培植本土意識,以抵銷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五十至六十年代港人的難民意識令國共兩黨難以動員反帝反殖,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意識逐漸壯大,以至八十年代初眾多民調顯示市民抗拒回歸,「愛國史觀」對這些更加是隻字不提。

也許愛國史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假設「中國人」定義與意識毫不含糊,而忽略以「中國」之大、歷史之久遠,「中國人」涉及的地域範圍、效忠對象、政治取向、文化性格也可以因時地而異,因此在回歸議題上,輕視了本土意識的存在與影響,也忽略了中港可以對「中國」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在民族文化上並不一定一致。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ara)時,就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概念。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在「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 中國人的複雜性,更可從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間,新加坡華人對日本人的不同態度得到進一步印證 — 福建與潮州人對抗日人,廣東人則繼續與日人做生意。 這點對理解刻下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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