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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身分,就是與威權抗爭到底的社群身分——我們需要甚麼論述?從雨傘運動說起

2019/7/19 — 18:37

金鐘佔領區的黃色雨傘

金鐘佔領區的黃色雨傘

【文:Y.Z. 】

回想起來,雨傘就像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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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過在雨傘運動時遍地開花所形成的社群觀念甚至人脈連結,未必能那麼順暢地以「成員」身分來作出號召。「成員」可以有各種名字,叫義士,叫抗爭者,民主派,自決派,民陣、眾志、城寨,香港人。

「理念」,無論多麼正當高尚,總有顯得薄弱遙遠的時候。雨傘前後,正因為見證到了新一代人物的決心和被消音的荒謬,才讓我們有了建立連結的方式。不論是有感於前線人士的奮鬥,抑或是政策和政治手法上令人愈發喘不過氣的壓迫感,前者作為先例,後者作為共同經歷,讓原本在後方的普通市民得以聯結,這時候理念的骨幹便有了血肉。以香港人的身分聚集,我所觀察到的是,6.9 的遊行似乎瀰漫著最後一戰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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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稍稍回溯一下。雨傘運動首先改變了空間的組織方式。添美道、夏愨道、畢打街、金鐘道,在政經中心馬路和街道生活 70 多天,輪流留守,不是把日常帶進政治,而是把政治帶進日常。香港肯定是秩序井然的城市——「井然」此詞就我想說的意思來說尤其合適——原本所有空間就已預先帶著既定目的。交通、商業、住宅、政府部門,甚至「休憩」(公園、康樂設施),沒有一處可以游蕩,沒有一處可以毫無目的地穿梭。一種目的就帶來一種系統性的組織方式,就井然劃分著可能與不可能(無論這是關乎哪種感官:可視不可視、可行不可行、可言不可言,等等)。但雨傘運動在原應由目的性規劃起來的政經中心硬生生打開一個並不預設既定目的的「異離空間1,抵抗著試圖按同質性來規範社會的威權。抗爭成為日常生活的肌理,始於異離空間的出現。

雨傘運動伴隨著討論和游蕩,它把政治帶進日常,才有可能有現在各種充滿創意的眾聲喧嘩:文宣、戰略、連登的集思廣益。雨傘現場發展出一套社群生活:平等主義式的、有機自發的、非牟利或共享式的交往,造就出拒絕融入主流、強調切身性與實踐性的「第二文化2。這與李立峯教授對何謂「無大台」的分析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雨傘佔領區發展出的社區文化,沒有任一個別單位具有眾人認可的話語權威(比如可作為代表去與外界進行談判)3,他(它)們本身亦沒有如正式組織一樣的治理架構,而且並無一個中心單位讓其他週邊活動最終回到這個中心(支聯會在悼念六四中的角色即是典型大台)。第二文化因而除了培養參與者的自覺,還在孕育多元論述。

進一步說,李教授借用 Open Source 的先例為類比,認為無大台的協作之適切和有效,取決於額外三個條件。這些條件,我認為,也可在雨傘運動中找到呼應或至少端倪。第一、協作活動並沒有一個藍圖預先規定協作出來的成果必須是甚麼。傘運固然始於一個清晰的政治訴求,但作為一個抗爭手段來看,佔中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因為警方開始施放催淚彈而導致更多人到現場留守聲援)都帶有實驗性質。參與者都在思考到底佔領、留守行動會帶向何方。第二、並無預先規定協作製成的產品有何功能。在中心指導的協作中,因為產品有預先規定的功能,所以可以由上而下地分工。在傘運形成的社區中,各種流動教室、自修室、藝術展、討論會、音樂會,都反映佔領區的日常社區生活每每超出了最初引發佔中行動的政治訴求。自發地分工打掃、補給,維持日常所需,也呼應了因缺乏大台便沒有由上而下的組織方式這一點。最後,是使用產品的環境究竟是穩定抑或多變。如果是前者,則固定藍圖、明確分工製作出來的產品便已足夠,但如果是後者,就需要各個參與者有機配合。這一點或者不太明顯。但在討論「下一步」應走向何方時,參與者在佔領區內的社區文化中不難開始發展出多元論述。這些論述未必全是針對局勢變化的策略,但是多方話語的實踐已建立了起來。這形成的政治文化,為後來的多方參與奠定了基礎。(下文會交代六月以來的抗爭如何滿足這三個條件。)

李教授提到,一般而言,社會運動爆發出的政治能量,過後需要「搵位走」。就像火山爆發的岩漿最終形成岩石,這些能量若不白白損耗,便會帶來各種更實質的政治活動。他以 03 年七一遊行為例,指出之後香港史上第一代網台、乃至幾年後社民連的建立等成果都可視作受當時政治能量的支撐。這些成果通常會把遊行/運動聚焦的個別議題重新置入更大更長遠的框架,比如爭取民主。但傘運有些許不同。因為,此前的其他抗爭後來都重新回到爭取民主普選的傳統脈絡中,而傘運人士並不是全部都願意進入體制。這是第二文化反抗主流的特殊性質。那麼這些政治能量往何處去?自然的推想是它們落到了民間社區。各種傘後組織的成立,到社區深耕細作,甚至本土意識的崛起,都在運用和儲存能量。而且,即使沒有明顯的組織,往後各種清算——陳文敏一役、理大生被退學、佔中九子案、DQ——市民都看在眼內,各種暗流洶湧,不安和躁動日漸積累。到了今次反送中運動的反撲,其中牽動的社群連結,豈止一端。這是異離空間和第二文化互相呼應的結果:無目的的異離空間無系統,而強調有機自發的第二文化既凝聚社群卻反抗權威論述,兩者結合,個體在多元參與中找到身分認同,正抗衡由上而下制定的社會結構。因此可以說,在這種貼地、多元的實踐中所形成的「香港人」身分,本質上正是一個反抗威權的社群的身分

我一直認為雨傘運動的里程碑式意義在此。有無大台也好,這是新的對話和新的參與社會和政治的方式。但說不定是我們都沒有準備好。結果是一連串的內粍,分裂,互相批判與瓦解。但今天大家感受得再清楚不過,如果不是有過內部路線之爭,就不會知道分工合作正是團結的方式,也培養不出不同崗位互相支撐的社群凝聚力。

曾經的內耗當然是教訓。我不是說曾經的低潮因此有價值。如果可以,無人希望經歷失敗。但至少就傘後低潮來說,抗爭戰線確實已經走出來、或正在走出低潮的路上了。某意義上我們是幸運的:如李教授的研究表示,二十歲不到最為年輕一代的加入,正因他們「不涉世務,也沒有直接投身傘運,所以也沒有身陷傘後的怨懟」,因此「至今仍拯救運動免於分裂」。 

但對於傘運一代人而言,從雨傘到現在整個過程卻肯定有另一層意味。曾經的內鬥的確可能是很小圈子,但能夠走出低潮本身創造了重新參與和論述的機會。如果沒有再站出來,那雨傘創造的條件和所代表的一切,終會完全消失。但在走過了之後回想,便會感到雨傘彷佛是演習、挫折可以是教訓。這種教訓何嘗不對整個運動有益?如果說最年輕一代因為沒有身陷傘運後的內鬥而能帶來凝聚力以拯救運動免於分裂,那傘運一代的慘痛經歷何嘗不可以回過頭來支撐因為不涉世務而可能面對的情緒波動。這豈不正是以社群為號召的意義。

正是因為在這新的機緣中充分實踐了新的組織方式,傘運作為發展(平等的、有機自發的、切身的、實踐的)第二文化的這個精髓才因此傳承了下來。當然,在現場即時性的報料、協調、動員方面,無大台的做法為抗爭帶來了前所未見的靈活性和團隊合作方式。TG 讓所有在場抗爭者可以充分應對瞬息萬變的現實情況;這本是最能突顯無大台動員之為適切有效的處境因素(上引李教授第三點)。在傘運的社區生活中發展出的多方話語肯定無法與之比擬。但從凝聚(匿名)社群連結、打開異離空間(瓦解日常秩序)這角度看,認為無大台的動員方式正是在科技開拓的新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原已在傘運中萌芽的強調多方參與的政治文化,這並非全無道理。我甚至想說,傘運還沒有完結,談論成敗還言之過早。因為,歷史性事件並不是留在已過去的歷史中的事件;它們在一定幅射範圍和條件下穿過當下,延伸到未來。其中富象徵意義者尤其如是。這一個事件中,當然可以有不同階段的開合。那麼,雨傘佔中佔旺的階段完結了,而雨傘運動(革命)這一事件尚未結束。這樣,歷史性事件在不同個別的時間段中有不同階段,而每個當下階段對未來發展仍然保持開放。正是後續行動本身打開了繼續發展同一事件的鎖鑰;已在過去時間點中的特定歷史階段還未封閉,正要發生的未來則取決於我們的目標和想像是否足夠清晰而開始成形。

意義取決於論述。如果沒有「六月起義」/「逆權六月」或性質相類的發展,那無論最後孰勝孰負,佔中行動可能只是整個民主進程中的顯眼插曲;但現在,我們走到了一連串後續行動的起點。

我不是說六月起義是傘運 2.0。除了動員方式外,兩者無論就行動目標、所涉社會階層、國際局勢而言,都非常不同。另外,至少自 6.9 大遊行起計,這一次林鄭政府一連串的錯誤,都為整個反對戰線提供了共同而清晰的敵人。進一步說,在兩場運動中一般市民關於「意識形態問題」到底是否足夠切身的觀感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逃犯條例涉及各集團利益;相比之下,傘運(早、中期)帶有理想主義性格,其影響也就未必即刻顯現。最後,六月一連串的動員都受某種迫切感驅使:6.9(或者更早)這一整個月走來,不少人覺得這是 end-game了。掃一眼連登post的標題:「急!」、「突發」、「上水要人!」、「求對策!」等,所用字眼都透露背水一戰之感。於是,與佔中不同,至少相當一部分參與者不再強調需要深耕細作。

但這可以只是兩個階段的不同,而不是本質迥異的兩個抗爭。而且追溯一下六月下旬事態發展,傘運的遺產相當清晰可辨。有一些例子明顯繼承佔中樹立的街頭抗爭傳統。兩次圍警總,部分代表人物固然自佔中參與到現在,而且示威者佈防、面對警員、物資準備等細節都可說駕輕就熟。22 日第一次圍警總那天,不但沒有失控,而且可進可退。當時,連登一篇「最佳做法係,班狗上晒裝備出黎既時候,全場散水」似乎反映了不少人心聲。Be water 的打法在這時可謂正式確立。這既是汲取佔中後期造成僵局的教訓,也是在科技提供的新可能性下,把傘運留下的運用異離空間的經驗作進一步發揮。另外一些例子則是發揮了傘運那種有機自發的組織協作方式:G20 眾籌登報,全球港人合作,以「香港人」社群身分共同分擔一個命運(厚度),以對同樣理念價值為追求在國際層面選了自由世界一邊(高度),並以散居各地所建立的生活與人脈實踐在地化(廣度)。

抗爭運動本身是一個孕育智慧的過程。正是在一邊做一邊反思和建構論述的經歷中,參與者獲得了一種實踐性的、在地性的判斷力。從實踐出發建立知識,這本身就是下而上的過程,與當今威權政府甚至 Hong Kong Police State 從上而下的姿態本就不相容。這是抗爭的「平民」本質。雞蛋與高牆,只會想著愈穩固愈好的高牆是永遠無法理解在制度不公下寧為玉碎的雞蛋的。而正因為抗爭運動本身是一個孕育智慧的過程,我們可以預期,很多在這歷史發生的當下所做的論述,都是在試圖梳理已完結的個別活動的同時帶著向前看的希望來建立的。比如,如果細緻觀察 ”be water” 如何在這一連串或大或小的抗爭中成為一個指導戰略,我們也許會發現,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讓人喘不過氣的引爆邊緣中,一個又一個幾乎因為過於平靜而無法入眠的晚上,”be water” 才逐步塑造成為抗爭派中關於戰略的主流表述。「無大台」一說在 6.9 第一次大遊行、最遲在 6.12 的對峙中就出現了。唱聖詩、絕食、靜坐、醫護、一般集會、衝擊、採訪、調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無大台」強調個別單位的自覺和靈活配合,在有共同訴求的前提下,帶來的也是如水般流動的效果。但「無大台」更多的是對這種動員、組織方式的概括,而 ”be water” 既有概括成功經驗也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它是參與者發現的可行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這種詞彙是在實踐同時孕育智慧這一個過程的精要。

我的問題是,在更宏觀的層面上,同樣地既概括經驗又孕育智慧的論述是甚麼。本文是一個提出這論述的嘗試。我把重點放在雨傘運動作為打開異離空間與發展第二文化帶來的眾聲喧嘩。說白了,就是抗爭成為日常,一方面在日常中瓦解既有威權秩序,一方面以無條件的 consent 容下完全有可能永無 consensus 的事實。所謂「香港人」身分即是反抗威權的社群成員身分,其本質在此。從這角度看,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雨傘運動(革命)作為一個歷史性事件仍在繼續。於是,問題只在於我們選擇要向前看抑或向後看。向後(過去)看,我們是一開始意志激昂,到後來灰心無力,幾經辛苦才跨過去走到這裡,還甚麼都沒有得到。向前(未來)看,我們是有了個里程碑式的開頭,中間經過摸索、磨合,然後重新聚集,這本身就把整個事件涵蘊的可能性大大擴展。一如對佔中的論述取決於六月起義對它的繼承,要怎樣論述這一個多月來的抗爭,取決於我們進一步的後續。我們只在打一場仗,即追求自由、抗拒權力壓迫的一場仗

我們需要哪一種論述?是不是 end-game 也好,我們難道不能帶有希望?6 月 30-7 月 1 整天整夜下來到衝擊立法會大樓,幾乎所有人(如果不是真的所有人)都提心吊膽,既不想看到流血衝突,也極擔心民意逆轉。那天所有人都怕民眾不會認可任何稍為激烈的行為,而現場年輕學生等人已處於爆發邊緣。而的確,我了解一些藍絲可能把圍警總也視作超出底線。好吧,可能民意會逆轉,但我們見過了不是嗎?佔中後的旺角騷亂,民意大都無法體諒。但我們走過了不是嗎?而且,這一次規模更大,參與者來自更多不同界別。這不是說民意逆轉過,然後現在更多人「覺醒」?把這看成是同一件歷史性事件,而它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參與者要解決問題,那問題一天沒解決,事件就不會完結,但,解決者卻在不斷重演的歷史中重新開始。抗爭運動本身若真是孕育智慧的過程,那即使再次失敗,我們都成長得無比堅韌。在衝擊立法會大樓後當晚,記得潘小濤在FB發文,說:「好多人擔心,整個運動一舖清袋,民意會大逆轉。或者吧!但講好齊上齊落,只要唔係鬼,就一齊受。再努力過囉,橫掂我地都身無長物,乜都未有喺手,要更加努(力)去爭取。」堅定,溫柔,共同進退而不盲目。這就是力量。

這樣理解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因此也是我們需要的既概括經驗又孕育智慧的論述。把從雨傘到現在看成是同一件歷史性事件,處處可以重演,時時有不義需要反抗,分分鐘可以激發,我們需要的是政治想像。堅忍需要無窮想像。想像彼此心情,想像一個沒有高牆和傷口的未來。想像只要再來一次,曾犯的錯誤就能夠修正過來,正如我們的六月已經修正過佔中後的錯誤。一個試圖控制人民的政權,不僅要人民自我審查,更要人民自我閹割。如果我們在想像力中預先限制高低,那無論客觀環境為何,無論行動有多勇武,我們都只是隻受傷的動物在掙扎,這過程所需的力氣,可能就已足以要了我們的命。要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請先肯定勇於希望的自由。

因為,所有人都害怕。但勇敢不是無所畏懼,而是畏懼應該畏懼之事。我怕的是生我育我的城市即將消失,怕的是無人再關心我們是否會為它而驕傲。「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但有所畏,就難免有顫抖,有猶豫。所以我們更需要想像,而且必須具體生動。

我是這樣理解衝擊立法會大樓一事。前線衝擊者也好,後援民眾也好,當下窮途末路之感壓得人喘不過氣,接二連三「義士」的出現至少把學生的情緒推至引爆邊緣。他們說的是「預左坐監」、「我都唔想衝架!咁你有咩其他方法啊?」但可能可以說,進佔議事廳前後發生的是兩件而不是一件事情。在衝擊前直到進佔議事廳之間發生的事,可能有偶然,也可能有陰謀。但在大樓門前如箭在弦的緊張、和在議事廳中一系列以近乎半即興方式演示的一連串富有象徵性意義的行為,這兩者潛在的政治力量,都非常不同。塗鴉、留字、掛港英旗、毀各立會主席像,直到宣言,梁繼平露臉,這一切除了給了一個 face of protest、解消了新聞自由與保護抗爭人士身分之間的潛在衝突、挽救無大台抗爭免於瓦解之外,還為整個運動正式引入了新的政治能量。我想說的是,議事廳內部一役,挽回我們勇於想像的自由不墮。接下來的輿論戰戰場會延伸到關乎象徵、圖騰、禁忌。是運氣,也是專業,立場姐姐拍下「一齊走」的一幕,這鮮明生動的「新香港精神」,迅速燃燒,又何嘗不在社會中引來各人去中心化、斷片化的各式想像與論述。發展至此,非但沒有自上而下的指揮,需要哪種抗爭、何種路線有用,也是各人各自演繹了。

關於當晚防暴警退守,除了陰謀論以外,另一說是中共想避免令 7 月 1 日變成忌日。如果這天有流血衝突,中港間恐怕長時間(如果不是永遠)誓不兩立。象徵事物的力量可以無窮大。運動的訴求需要清晰,但要激發運動——尤其當它發展到無大台的階段的時後——得以持續進行,還需要這種像象徵般流動多樣又能直達人心的感性因素。沿著這關於7月1日的象徵意義反過來想,抗爭者如要再擴充其行動的象徵性,需要的是一個屬於他們的、為正在發生的歷史留下烙印的節日(festival)。可能在 6.9,可能在 6.12,或 6.16;或一整個六月。不是像悼念六四晚會般在回顧曾經的挫敗中失語,而是在象徵性的重演中確立自身價值。不是既想拒絕遺忘又陷入行禮如儀的僵局,而是在連儂牆/隧道中各自喊話。不是由大台主導話語權,而是在每個異離空間中表演自己的叛逆。唯義所在。有人有猶豫,因此有邂逅;有人曾絕望,因此能夠感同身受;有人憤怒,因此絕不妥協。我們驕傲。

大搜捕已經開始;但我們都已經見過了,不是嗎。李教授表示疑惑,甚至憂慮,到底這次抗爭所爆發的大量能量,會如何流動?無大台,會不會令這些能量難以聚焦?但從事態發展看來,連儂牆、光復社區,在在都是異離空間繼續遍地開花。這些行動早已超出反逃犯條例的訴求;抗爭所想要達致的效果,已沒有一個預先製定的藍圖,而必須由參與者決定。政治意識持續覺醒,反對派在一般讀者之間的話語權確立。以孕育第二文化或多元論述為出發點的實踐,其本質就是把政治異議視作其中一個根本價值。在社區各自想像與演繹異議,而異議如要恰當地得到疏理,而不致於窒礙我城命脈,就需要在政制上作出相應改革。把政治帶進日常,在日常文化中為政治提供深度。

我引用李教授的研究提到,六月的抗爭之所以至今免於分裂,最年輕一代的不帶仇恨的參與有重要作用。但我也說到這是運氣。尤其當警隊出現各種失控、或至少不專業的情況,應不應該擔心,年輕一代(中學生)其實過早接觸抗爭行動可能面對的血腥?那這次我們要等誰來帶入新氣象?但年輕一代雖有所懼卻毫不多慮的道德勇氣是在成人世界中被消磨的。在不義的大環境中把他們放置溫室,這只會讓他們一步一步失去自己的聲音。而在他們的注視中即使面對壓迫也堅持一己判斷,那就算沒有同樣直截了當的心靈也可以憑著伴有慘痛教訓和記憶的智慧來補足。這個智慧甚至可以保護原初那無染的道德勇氣不被扭曲,也就不必過慮新一代是否過早接觸抗爭行動。再者,成人的這個貫徹理念的姿態,無論經過過甚麼軟弱——就好似雨傘革命過於理想而經歷過失敗一樣——就是教育。                                                              

14.7.19

後記

觀乎昨日沙田新城市超現實的商場混戰畫面,我同意譚蕙芸的判斷,在抗爭現場「敵我未必分明」、「只能回歸到每一個人當刻的道德判斷」。

若整個抗爭固然已變成逆權運動而非只是反逃犯條例,那港府與中共必須有心理準備,五大訴求只是著手解決問題的起點,日後政策若繼續多年來的賣港方針,遇到的阻撓只會有增無減(更別說還有各筆舊賬)。抗爭現場的對峙和衝突難免愈來愈多,抗爭者必須更加清醒自律。

但這裡無所謂是否接受階段性勝利。逆權運動本就曠日費時。權力滲透一日存在,抗爭處處可以重演,時時需要反抗,分分鐘可以激發。但策略上自然要更靈活一點、聰明一點。心理上更耐心一點。

大家頂住。

註:

1. 郭恩慈把它應用在六月一路以來的抗爭行動中,但我認為,它更明顯適用於雨傘運動。

2. 「切身性」與「實踐性」是我所加的演繹。

3. 這裡針對佔領區中的各個社區而言。在社區以上,當然有一些能進行談判的代表,如學聯、學民思潮。但在場人士在多大程度上承認他們的代表性,又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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