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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去激進化」了嗎?

2019/4/9 — 13:21

據說「民主思路」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顯示市民「重返溫和」,港獨本土及傳統泛民的支持度皆縮水,結論是市民「去激進化」了。

由於調查和文章是「民主思路」主導的,所以恐怕我們不能以常識來理解「激進」和「溫和」這類詞語。大概在該組織的話語下,「溫和」其實是「中間派」,而中間派是「沒有政治傾向」(雖然事實上沒有這回事),而該組織則自命代表這樣的「中間派」;在其世界觀下,「激進」不只是支持激進抗爭或希望動搖現體制的人,就算是泛民包括公民黨民主黨之類,大概也屬於「比較上的激進派」吧。

這個調查大概是暗示自己所代表的路線正在擴大,而之前的選舉失敗,則歸咎當時「激進派」(親北京派與民主自由派)仍然主導和影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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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有毫不動搖的溫和/激進派嗎

雖然,作為召集人的湯家驊以及「民主思路」這個牌頭,很容易令人覺得不用認真對待這類調查。但就當它是 100% 真實吧。反正近年大家都會說,現在是「社運低潮」。獨派會這樣說;看到遊行人數不斷下降以及補選中「選票六四比」消逝的「黃絲」,也會採納類似的講法。因此,也許這才是登報回擊梁振英活動得到群眾支持的大眾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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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活動都會有異議,例如柳俊江也說這只是感覺良好,並無實效,但很多民主派支持者(也許?)則激烈反駁,有些人甚至明言,自然是明白一切只是感覺良好,但表示人民也有「發泄權」,在這股甚麼都無效的低氣壓,他們需要發泄和振奮。

所以自然是有某種東西崛起而籠罩著香港。「中間派」會認為那是「去激進化」、真建制派會認為那是社會「重返理性」,「反對派」則會視之為自身面對之逆流。但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謎思。玩弄民調或者依賴數據,其實會有盲點。那就是將民意或個人的意識形態,看作不容易改變的實體,而民調即將此顛撲不破的真理揭露出來的手段。

然而,民意或意識形態,是極受現實環境和形勢所影響。所謂「形勢比人強」,形勢不只比個體強,也會改變個體的看法。社會運動在高潮的時候,一切看來有希望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不會介意表示自己支持。例如雨傘前後,或者本土派醞釀參選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在民意調查中表示不一樣的看法。

在運動高潮的時候,其實人人都會比平時的自己激進,人人都是激進派,但這不是代表香港真的有源遠流長的激進土壤;革命一旦進入低潮,中堅和頭面人物被捕殺、前路不明的時候,大家就會自保,都會收斂,之前聚集的民眾一哄而散,或者聲稱自己從來不支持,也是民眾之常情,但卻不代表他們另有身位可走。其實都是一班繼續存在的人。

自我評估受運動的高潮或低潮形塑

民調民意這東西,並不是檢測真實,而是檢測人們的「自我認同」。這自我認同明顯受現實左右。民主運動進入低潮乃至死寂,基本上在 2014 年 831 決議之後,就已經是定案;DQ、獨派和自決派被封殺,之後的打擊面亦未必不可以擴大,則是為此現實形勢蓋棺定論。

在此形勢下,大部份受訪者自然會自稱「溫和派」,因為自稱「溫和派」其實就是一種對現實環境的研判:社運無出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大眾是後者,在一切看來沒希望的時候,堅持和適應新形勢的,一定不會是多數。但不代表人都跑光了,也不代表這裡沒改變的希望。

其實以前香港人也大部份自稱經濟動物,但在之後的社會運動,還是可以見到他們或者他們的影響力/資金的身影,所以人在不同形勢下的取態,根本無法簡單約化為「激進/溫和」的對立。甚至是很多被定位為「激進派」的人,他們又可能覺得自己其實很溫和。這類描述性的選項,是很流動和主觀的。

2016 年之後,民調甚至選舉可以解讀到的事情,會變得越來越有限。因為在政治威嚇下,很多人根本不會發表真實看法;所以一個社會的人民是激進或溫和,「政治傾向」如何,其實是由政治和經濟這樣的客觀形勢所形塑。而民主思路的那個選舉導向的論述或者企圖,似乎將兩件事倒轉了,亦即此調查其實是多餘,沒有在「政治運動進入低潮」此人盡皆知的現實上,加添任何新意義。

不過,這個調查結果,似乎是希望將中國導致的客觀低氣壓(撕毀條約、侵害香港人權),解釋為香港人自身轉變(所謂的「溫和化」)而導致,進而為「憲政新秩序」之下的「新參政思維」造勢。當然這也是值得留意的,因為作為時代產物的泛民,在沒有出路和沒有傳承可能的時候,裡面會有很多人希望嘗試這條出路。所以如果只是談論選舉經濟,那可能都有點意義。但如果關乎整體局勢,看人民客觀上在想甚麼,基本上是沒意義的,因為人民或者人類,從來就不是那麼客觀和實在的東西。

由形勢主導的立憲派和革命派之爭

晚清時,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此消彼長背後,原理類似。晚清人基本上就是在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彈出彈入。要求滿清實行「君主立憲」的立憲派,在初期基本是倡議,例如康有為與光緒這個組合,在當時大概肯定不是「主流」,但到了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打了一年半,日本戰勝,大清很受震動,日本打贏了大清,也許很多人都未消化到,或者認為是一時運氣;但打贏了洋人,就非同小可。

於是他們認為,是因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而立憲勝過了沒有立憲的帝俄。立憲運動於是風風火火,大家都支持立憲了,都成為了立憲派。1905 年,大清派人去海外取經,次年頒發《宣示預備立憲諭》,設立一些專為預備立憲的政府機構,在地方上也開始籌備自治議會;1908 年,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大勢如此,人人都樂於做/自稱立憲派。當時也有很多輿論支持政府,反對革命,例如民間創作的《歡迎立憲歌》。

1906 年,上海《申報》報導:「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學界,無不開會慶祝。」如果當時做一個民意調查,則人人都是立憲溫和派了,因為立憲已經成為既定事實,西瓜靠大邊,是人的本性。如果拿著 1906 年的一個民意調查,去認定「中國人」就是大部份支持立憲,是一個立憲主義的民族,那是可笑的。

在當年的時空,立憲派得勢,結果自然是革命派衰落,就算是 1910 年的黃花崗起義,也沒有出現之後的「各地響應」,可見一面倒的時候,真的很一面倒。但革命派的衰落,不是永恆的衰落,革命在幾年之後就席捲全中國。立憲派在 1905 年前後的那個時空表示,可以和平過渡,和平發大財。此立憲派的幻象,只持續了幾年。一切因為大清之後公佈的內閣名單,滿漢比例極不平等,又再激發民族仇恨。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原先的立憲派迅速「倒台」,很多地方上的立憲派,都很快變成革命派或者革命同情者。

這內閣名單,才導致之前累積的「民氣」全面釋放。立憲和革命之爭,是滿人要不要打倒的死生大事,人民尚可以在幾年之間彈出彈入,何況只是相對主觀的「溫和/激進」自我標籤?一個政治組織,談論的可能是「高大上」的守護甚麼、發展甚麼,或者是客觀而言的「服務街坊」(提供福利),甚至只是模糊的「發大財」口號也好,也是正常的,也好過一些只能自我標榜「溫和」的「新思維」。

「溫和」或者「激進」其實是沒甚麼 intrinsic value 的。別人這樣說,倒是別人標籤;但如果是自己有意無意的標榜,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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