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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沒有迴避前途問題的本錢

2016/4/11 — 7:55

「香港眾志」4月10日宣布成立

「香港眾志」4月10日宣布成立

籌組政黨的路,的確不易走,那種部署投入競選的壓力,比起組織社會運動,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星期,有朋友whatsapp問我,為何要在這個沒有甚麼把握,自己亦不能參選的情況下,選擇組黨這個做法。明明自己仍能在社會運動有一定角色,為何需要放棄待在公民社會的安舒區、正正式式地走進政壇。

當時,我只能簡單數句輕輕帶過,回答甚麼「自己都諗得好清楚要行依條路」,畢竟創黨前夕工作排山倒海,亦未有時間完整解釋、透過文字整理自已的思緒。雖則翌日清早亦要參與電台節目,但在記招完結以後,還是想跟大家解釋一下自己的想法。我明白,投入政治以後,總不能寄望所有人都認同自己,但不論你覺得黃之鋒已經變質,還是尚有保留赤子之心,抑或對香港眾志成立前後處事不妥,感到失望和無奈,我也希望你聽聽我的想法。

今天我是香港眾志秘書長,但昔日我更為人熟悉的身份,就是學民思潮召集人。從成立學民到投入反國教運動,再由投身政改繼而開展雨傘運動,我在過去五年跟著香港人一起成長。在那些年的公民運動,我們滿懷希望地走在前線,曾經奮勇決志立於街頭,曾經的並肩作戰,讓我們感受到,原來社會運動可以為香港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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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雨傘過後,共同進退的同行感覺,卻不復見。經歷無功而回的佔領,花上七十九天參與雨傘運動,普選進程仍是遙遙無期,更殘酷地面對三十年民主運動,走進掘頭路。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雨傘告終,政改落幕,曾經感到迷惘,以及焦慮的感覺,不明白我們為何付上一切,仍未能換來成果。常有人說,公民運動的最大對手,是掌握權力資源的當權者,但經歷政改以後沮喪的日子,我卻發現,其實公民運動最大對手,是內心積存的無力感。

去年暑假,我跟香港眾志的籌組班底(沒錯,其實我們早在去年七月開始埋班),嘗試面對民主運動在傘運告終以後,那種創傷和失落,則檢視民主運動,在過去三十年是怎樣的一回事。一直以來,香港官方論述,不管是政府宣傳,還是學校課程,都只會教導我們「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份,所以香港回歸中國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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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回歸前,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引致香港被剔出殖民地名單而失去自決權,以及中共否決「三腳櫈」方案,引致香港前途只有中英兩國協商擬定,香港人毫無角色身份可言,只能缺席前途談判、不被重視。回歸以後,在等待大陸民主化前,香港已被大陸化。更可怕的是,當我們意識到民主回歸走到盡頭,主權移交後普選落空,卻是苦無對策,找不到任何出路。倒頭來,我們發現,香港人在回歸前後,從未當家作主。

無錯,我們曾經開展未如所願的雨傘運動,我們可以失望,但絕對不能絕望。因為,我們不甘心,民主運動從此劃上句號,也不願見到政治僅是被恐懼、絕望和憤怒所佔據。政治,本應可以為一個社會帶來希望,找到一個城市的前路如何走下去,但往往卻是淪為利益先行的派系鬥爭。

我只想說,若果我們作為民主派,相信主權在民,更想告別民主回歸的陰霾,為著推動民主運動重新啟航,就要推動民主自決取代民主回歸。香港人,再不能缺席於前途問題,民主自決正正就要予以回應,希望透過全民公投,決定五十年不變後的香港主權及憲法。香港眾志也是由此而生,我們盼望民主運動能重新啟航。

我,黃之鋒,在1996年,主權移交前一年出生。香港主權移交迄今19年,而我今年20歲。2047年的時候,我51歲,在我人到中年的時候,到底那時的香港前途,是由中共決定,還是香港人決定?我不清楚。但至少,若然上個十年,我們經歷公民社會興起,以及民主回歸走到盡頭;下個十年,我們付出代價也好,甚至是押上前途也好,也應該純粹地,背負我們應背負的東西。

香港,再沒有可以虛耗的光陰。香港人,也沒有迴避前途問題的本錢。民主自決,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任務。

香港眾志,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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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由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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