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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右翼本土思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從港獨、自決到反廢老

2018/12/21 — 20:15

【文:花柳】

李卓人在九龍西補選中失敗,其最大意義大概並不在於泛民連續痛失兩席予建制派,而是體現了泛民與本土派的全面與公然決裂。本土派的政治前途何去何從?本文梳理港獨思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世紀末歐洲作為歷史脈絡,回顧港獨思潮何以興起;分析泛民核心近年如何通過自決派和焦土的逆向操作打擊港獨派;最後大膽假設「反廢老」作為選項的旗幟將飄揚於2020年選戰時的大街之上。

(一)世紀末歐洲與後佔中香港:從自由民主到港獨右翼的歷史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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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今日香港政局的種種跡象,竟與世紀末的歐洲處處互相印證。1848年大革命之後,自由派在德意志聯邦、奧地利帝國、意大利等國迅速冒起,通過組成議會獲得政治權力。自由派為對抗貴族階級,積極向平民階層宣揚政治,以圖釋放下層社會的政治力量。然而平民的政治覺醒,並未帶來理性、理想的自由主義,反而催生了極右的反猶主義,最終自由派無法控制社會解體時所釋放出來的政治力量,在民族主義的咄咄進逼之下步向消亡。德意志民族的兩位反猶主義思想先驅:奧地利國會議員熊納赫(Georg von Schönerer, 1842-1921)和維也納市長呂格爾(Karl Lueger, 1844-1910)掙脫由傳統自由派和貴族主導的溫和議政文化,率先以尖銳、充滿暴力語言的議會演說,以及對民眾政治運動的激情讚美俘虜大批下層群眾,當中包括彼時正浪跡於維也納街頭,靠行乞、賣畫、掃雪地、扛行李維生的少年希特拉,其日後即將反猶思想化為實質的軍事行動。

究其根本,反猶主義並非真的以反猶作為目的,而是反對猶太人背後所象徵的各種符號:反對以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為代表的猶太壟斷財閥;反對在本地人店舖門前搶生意,破壞社會秩序的衣衫襤褸猶太小販;反對傳統上把自己隔絕在歐洲民族之外,拒絕與本地人同化的猶太人。只有反猶主義可以完全整合集結社會上所有的反對力量,於是反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這幾種本來互相矛盾的反對思潮竟弔詭地同時被收編其下。因此,當「反」風遇上了著眼現實利益多於政治倫理和邏輯的基層群眾,後者便瞬即抓住此一宣洩政治不滿的情感出口,兩者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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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梁國雄、2008年黃毓民先後當選立法會議員,將市井激情演說帶進昔日理性議政的議會,在當時曾成為不少八十後年青人的政治啟蒙,堪比當代的熊納赫、呂格爾。2014年由泛民系統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將政治帶入平民大眾,不少往日政治無感的年青人和學生,在當時都曾進駐示威區。然而,昔日曾因泛民招牌而受到政治感召的年青人,佔中之後卻不再受泛民大台唆使。傘後遊兵散眾捧起了一個個並非泛民親生兒的政治明星,以及建立了一系列網上媒體,使非建制政治資訊不再受《蘋果日報》所壟斷。泛民的局外人發起了一浪又一浪挑戰泛民系統權威的文宣,甚至在選戰中公然「柴台」。因此,雖然佔中後非建制派的餅做大了,泛民的地盤卻弔詭地逐步萎縮。

傳統以來,泛民系統核心一直受學於正統政治理論: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等,在政治光譜中各佔一格,也是安守於一格。正統民主政治的對立面——港獨派卻不從屬於任何傳統的政治光譜,因其是利益為本、實用主義的,港獨的興起在於其一次過集結了不同背景、不同訴求的群眾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不滿內地富豪、走資資金拉升樓價;不滿基層新移民大媽搶奪房屋醫療綜援各項福利;不滿自由行湧港鳩嗚阻街影響市容等等,不一而足。因此,一方面港獨派的政治光譜在反對的領域較傳統民主派更闊,可以同時反資本主義和反社會主義;一方面港獨派的經濟主張傾向右翼,而與「離地左膠」南轅北轍,如反福利、限制新移民、限制南亞裔入境者等等,當中部分甚至更接近建制派的政綱。倘若以為港獨思潮只代表一小撮人的狹隘極端思想,則不是一廂情願便是誤判形勢,事實上大部分對現實不滿的香港人在心理上都埋有港獨的種子,只是受限於道德倫理的壓抑而羞於啟齒而已。此情此景與1848年歐洲大革命後自由民主派發起面向群眾的政治覺醒運動,最後卻滋生出極右主義的社會氛圍的歷史脈絡遙相呼應,亦某程度上解釋了近年來正於全球復興的右翼思潮。

(二)泛民向本土派發起的圍殲行動:自決派的興起與被DQ、泛民對本土派的反向焦土

港獨思潮可說是在20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中達到頂峰:梁天琦、楊岳橋、周浩鼎分別代表了本土、傳統泛民和建制三大陣營,最後梁天琦得到六萬多票,佔非建制派總票數的27%。此一選舉結果預示了本土派對政府和泛民核心未來的巨大威脅,必須盡速作出應對。在同年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中,政府即以違反《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作為理由,裁定梁天琦、陳浩天等人的提名參選資格無效,以及就梁頌恆和游蕙禎的就職宣誓褫奪其議員資格。通過DQ此一手段,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等激進港獨派從此絕緣於議會。

對於泛民而言,梁天琦在未得到泛民體系認可/受到主流媒體打壓/被視為鎅票的情況下,仍能取得可觀票數,意味著泛民配票的缺口已被打開。泛民由此不得不回應港獨思潮,然而採取的策略應該是承認、支持還是否定?以上三條道路皆只會令泛民陷入尷尬境地而無實際利益。與此同時,政府的一連串DQ亦使泛民認清以激進港獨進入議會並不可行。結果泛民選擇了從自身體系中衍生出自決派。香港眾志、朱凱迪和劉小麗在2016年7月30日立法會選舉提名期結束後聯署了一份共同聲明,當中提及「我們定必捍衛『香港獨立』作為港人自決前途的選項」。從這項聲明可見自決派的出現不乏功利計算:它並非鼓吹港獨,只是將港獨作為自決的選項,以求含糊地為港獨表態,因此既不至於陷入激進港獨派自絕於議會的困境,同時更能佔據港獨的領地,盡數吸納本土派的票源。事實證明,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等人在與泛民票源並不重疊,以及欠缺激進本土派競爭的情況下,皆順利高票當選。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府把DQ的槍口延伸至自決派,自決派本以為自己坐收道德高地有利於補選選情,結果卻是任憑輿論如何眾口同聲口誅筆伐,社會依舊風平浪靜,甚至不少選民認為被DQ者乃是咎由自取,最終泛民系統中的自決派空有中間路線的功利計算,卻在九龍西補選連輸兩席。自決派被DQ,可說是泛民一場功利計算的失敗。

政府的DQ利器連自決派亦趕盡殺絕,加上港獨派拒絕泛民的大台文化而使泛民難以獲得港獨一方的支持,泛民未來所能代表的政治光譜將越縮越窄。與此同時,政府和港獨派的雙面夾擊使泛民面臨比以往更為艱難的道路取捨:從前梁振英的高壓政策滋生了港獨思潮,梁因此被謔稱為「港獨之父」,因其間接使泛民得益;但事到如今,政府的高壓政策非但沒有激發民憤,反使泛民不得不在原本並不矛盾的兩個方向之間權衡取捨:應該支持港獨(其結果是會被政府DQ),還是為了保住入閘機會和議席而避談敏感政治議題?應該堅持民主政治倫理價值,還是加強泛民系統權威而不惜一切排斥異己?民主的政治倫理與選舉的功利現實演變成不可並存的兩個極端,使泛民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

為了走出此一困局,泛民選擇了不斷加強泛民系統權威。在常規的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下,只有平均配票才能有效地贏取更多的議席,而配票策略的成敗繫於中央權威的領導,這一取勝關鍵不論對建制還是泛民來說皆然。過去泛民核心建立起自上而下、支配各區候選人選舉團隊的協調機制,例如《蘋果日報》的造勢、戴耀廷的「雷動計劃」、傳統泛民大佬的呼籲等,並仰賴民主派選民信奉泛民權威,跟隨配票策略投票。此一大台文化惹來本土派的不滿與攻擊,使泛民系統核心權威受到質疑,泛民的配票策略更形艱鉅,而選擇以更為極端的手段繼續維繫自身權威,例如為了避免個別候選人肆意搶票影響大局,而把不聽話者剔除於泛民之外使其喪失票源,實際上已是不成文的懲罰機制,近期例子是在2012年尚代表整個泛民出戰超級區議會的馮檢基,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空降新界西被雷動計劃棄保、在今年3月九龍西補選的泛民初選中被退選、在11月九龍西第二次補選中被指責為投共鎅票。然而這並未能為泛民陣營力挽狂瀾,在李卓人敗選後,泛民輿論諉過於本土派投白票、不投票,乃至寧願投馮檢基,甚至投對家陳凱欣,都誓死不投李卓人的焦土策略,卻不明白焦土邏輯的背後:焦土焦的不是香港,恰恰卻是泛民權威。正如鄺葆賢facebook所言,「不要幻想有一舊嘢叫本土派」,本土派不是一個派,而是一個市場,絕不受某一二KOL領導。若然本土派KOL不對泛民權威口誅筆伐,則其本人亦會淹沒於洪流之中。事實上本土派的焦土策略在今次補選中效果顯著,本土派已成為影響泛民成敗的關鍵票源,泛民系統核心若不作更進一步的行動或改變策略,未來選戰將更趨困難。

李卓人敗選後,一眾泛民大佬召開記者會向支持者鞠躬道歉,表示會痛定思痛、汲取教訓作出調整,以應對未來兩年的選舉。如果以為泛民權威會像李卓人一樣老態龍鍾、走向敗亡,以至放開胸襟吸納本土派,則未免管中窺豹,甚至可說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陶君行向岑敖暉、周永康發難,清算這些「靚仔」助選不力,又或指控杜汶澤是「鬼」,可能真的是「講大咗」;但余若薇清算鄺葆賢,指如果對方願意落力支持李卓人,「相信選舉結果會有不同」,實際上絕非一時失言,而是深思熟慮,甚至是深謀遠慮。前文已提到,由於在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中需要採用平均配票策略,上行下效、威權領導的中央選舉統籌實屬必需;因此倘若有傾向本土的政客意圖左右逢源,既得到港獨一邊的支持,又不得失於泛民系統,則必須成為打擊對象。在鄺葆賢事件中,泛民系統為對早早發聲明支持李卓人、被陷於背棄馮檢基的不義指責的民協區議員有所交代,以維繫大台權威,必須譴責非嫡系、本土派出身的鄺葆賢愛惜羽毛,不傾力為「左膠」李卓人助選、不盡早歸邊。由此解釋了即使在鄺葆賢所屬的黃埔西選區票站中,李卓人得票(52.06%)多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鄺葆賢個人得票(50.40%),何以卻換來泛民核心的嚴厲批評,實際上並非無的放矢。

展望未來,一場泛民向本土派發起的焦土運動正山雨欲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港獨派被政府阻隔參選,任何港獨組織一旦羽翼豐滿即被政府取締,泛民曾經以自決的名義希望吸納港獨派支持,結果奪取議席失敗——際此看似民主運動最黑暗的日子,反而是泛民威權重構的關鍵時刻。自從以攻擊泛民為樂的黃毓民進入議會打開了缺口後,泛民權威不斷被削弱,十多年後的今天,泛民終於有機會在議會整合所有非建制派的力量。泛民系統只要動用媒體資源和組織力量全面封殺本土派,到了2020年立法會選舉,本土派便空有票源而缺乏真正的候選人。畫皮撕破後,泛民總得票或許會由以往的六成下滑至四成;然而一切港獨派、本土派的KOL本來就並非真正的領袖,無法領導民意,只是一時冒起的代言人,背後缺乏資金、資源投入長期政治運作。當進入議會、街頭運動之路被政府封堵了,加上在泛民的反向焦土運動下,誰還能長期從事政治運動?泛民對港獨派發起的焦土運動將會是一場持久戰,用意在清洗非嫡系的本土派,並安插不會受政府DQ的社運新鮮人於本土版圖之內,逐步完成換血。因此,日後政壇即使少了鄺葆賢、黃之鋒、朱凱迪,也只是應驗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泛民力量甚至會變得更為強大。

(三)未來兩年選舉港獨派的新出路:反廢老

港獨、自決派在選舉被DQ、港獨組織被取締、港獨成員被重判,港獨力量被泛民核心焦土圍殲,之後還能如何走下去?回到本文第一節討論港獨思潮與世紀末歐洲右翼主義的關係,以下結論表面上看似矛盾:右翼主義興起明明是近年全球宏觀大趨勢,卻又好像即將被香港政府和泛民合力滅絕。歷史的轉捩點是,這股右翼思潮在建制及泛民的組織力量包圍下以哪種形式打破缺口,這種形式又如何向大眾作宣傳及動員?其實港獨派對於李卓人之敗的其中一個分析已經為右翼何去何從提供答案:泛民呃人幾十年的民主之路毫無寸進,卻阻隔新生代從政構築自己一代的民主路,情況就好比的士阿叔不斷兜路也找不到目的地,究竟是真的不認得路,還是存心兜路欺騙車資?無論如何,年青一代乘客是時候自己看Google Map,掌握自己的路線。換言之,港獨派與泛民是一場世代之爭,引申開去,今時今日的社會資源配置是一場世代之爭,中港關係亦是一場世代之爭。

政治學即是個人心理學的集體反映。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提出「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男性普遍有弒父戀母的心理傾向,卻一直受到壓抑。這種心理反映在家庭上是對上一代的反叛、擺脫家庭的枷鎖、渴望獨立和成長。然而在今時今日的現實社會,要掙脫家庭束縛只有越來越困難:讀書時的學費、結婚後的住屋,工作後的人脈……在香港無一不是「成功靠父幹」。青年人被擠壓在小家,不能成長,因為當走出家庭庇蔭,走進層級壓迫下的社會、缺乏適合事業發展的舞台,要自立並不容易,而在社會處處碰壁後,回家卻被父母責難為不上進、沒出息,導致弒父心理不斷受到壓抑和滋長。個人的弒父情結,反映到政治上是世代之爭的弒父情結。戰後嬰兒潮一代經歷了八、九十年代經濟黃金時期,時勢造就其擁有經濟和權力優勢,老人霸佔管理層,年青人只能充當幫傭;老人再將收入優勢延伸至資產市場,老人是業主,年青人是租客,年青人的收入剩餘不斷被租金蠶食,進一步加深和鞏固此一經濟鴻溝。至於基層福利,老人不單享有生果金、醫療福利,而且在公屋、交通津貼政策上與年青人競爭,使年青人住無屋、出行無座位。由此可見,這種弒父意識是跨越政治顏色的,同時反對富有和貧窮的老人;反廢老思潮與反猶和港獨如出一轍,具有右翼主義的本質。

政治上的世代相爭——弒父意識,與港獨思潮在邏輯上是一脈相通的。西西在〈浮城誌異〉中描述香港:「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城忽爾升到半空去了,上面是飄渺的雲層,下面是洶湧的大海,城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在回歸前的香港,無人主其浮沉;回歸之後,香港有了它的繼父。這位繼父的知識水平落後,卻擁有經濟強權,而且每每藉此箝制思想,管束行為,指罵自己不上進、沒出息。香港既需要繼父給予的生活費,貪戀承襲繼父的資產,然而對於繼父的價值觀卻難以認同,加上這點父蔭以剝奪自由為代價,而且年青一代之所以要依賴父蔭正因為錯過了之前的歷史際遇,喪失自身發展的舞台,因此年青一代承襲父蔭理論上應該感恩,實際上其心理卻是受盡壓抑和痛苦煎熬,因而反過來對父蔭加倍憎恨。反父—反國意識實質上一脈相通,在現實中轉化為反廢老風潮,為右翼思潮打開新的出路。

金觀濤、劉青峰在《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中,以關鍵詞的使用次數分析一種思潮如何興起。筆者以相同的分析方法,通過三項量化分析工具,驗證反廢老是否有潛質成為新的右翼思潮爆發的種子:

一、通過慧科電子剪報(Wisenews)統計過去五年本地主流媒體文章出現「廢老」的次數,結果顯示本地報章自2014年起首次出現「廢老」一詞,至今共出現133次,相對於「港獨」同期出現共41,068次,反映「廢老」的概念還未受到普遍認知。

二、統計以年青讀者為主的右翼媒體《輔仁媒體》中所刊登的文章,「廢老」共出現832次,相較於「港獨」的992次,結果反映「反廢老」在年青人心中凝聚的力量毫不遜於「港獨」。

三、以google trend查閱網民在google上搜索「廢老」的趨勢(見圖一),反映大眾對「廢老」的關注度逐漸增加。

圖一:Google搜尋趨勢中搜尋「廢老」次數的趨勢

圖一:Google搜尋趨勢中搜尋「廢老」次數的趨勢

總結三項「廢老」的關鍵詞使用次數分析,反廢老意識在右翼年青人中逐漸醞釀,但仍未於大眾思想中普及。

未來的2019年區議會和2020年立法會選戰,正是各種政治思想走進公眾的時機。港獨派在政府DQ、泛民焦土的雙面夾擊下,很難再以自身口號在選戰中揭竿為旗,這個無主之域正好換個面孔,通過「反廢老」的名義參選,避開《基本法》的禁區,走入公眾。以「反廢老作為選項」、「青年人公平」作為口號的候選人在每區參選,泛民對右翼思潮的合圍戰略便即時被打開缺口,焦土行動失去的道德光環、得罪的選民將永遠拱手相讓予右翼政治組織,反過來使泛民陣腳大亂,泛民權威土崩瓦解。十九世紀末歐洲自由派向民眾進行政治啟蒙,到頭來反被右翼思潮吞噬的歷史戲碼,似乎將在香港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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