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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運動的前世今生 - 回應羅永生

2017/2/9 — 22:06

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舉行【外務講座 ──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介紹香港本土意識的歷史、身份認同等概念。本文回應羅教授高論,補充資料,探討香港香港本土運動一直未能壯大的原因,包括上一代大中華情意結、社運領袖置換港人身份認同、香港人普遍道德勇氣,並試答羅教授提出的問題:香港如何由急功近利的小市民意識轉化為以生死為代價的身份獻祭?(羅永生講辭不少基於其鴻文〈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原載二零一四年十月《思想》雜誌第二十六期,頁一一三至一四二;香港獨立媒體也曾轉載。)

羅永生教授將香港本土意識分為三大波。

第一波本土意識: 火紅年代。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初,戰後土生土長一代成人,部份熱血青年想脫離上一代過客無根心態,突破國共兩黨鬥爭,回應壓迫港人的殖民現實,但又受土共支配,以中國人身份參與呼應中國文革的六七暴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曾焯文按:港大教授Ackbar Abbas (一九九七)稱香港為「過境空間」(a space of transit),英國作家Richard Hughes(一九七六)有書名曰「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戰後從中國來港的難民多視自己為過客,希望中國行民主,變富強,夢想有日回鄉,其感情真實,可以理解。其後在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雖漸生本土意識,但仍多視香港為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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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部份大學生受中共特務播弄,被大中華情意結綑綁,以為自己有責任一雪所謂國恥,乃出面要求英國將香港交還中國(參羅永生,二零一二年,《香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曾焯文按:其時吳靄儀先知先覺,提出港獨選項(吳靄儀,一九八三,〈妥協與頑抗:擺在眼前的路〉),但無人理會。

第二波本土意識: 香港即世界。八九六四屠城,港式愛國想像破滅,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共,曾焯文按:當時絕大部份香港人都不欲香港九七歸中,原可乘勢迫使英國停止將香港交還中共,然又有原身為共青團成員的香港社運領袖,臨時取消八九年六月七號全港罷工罷課罷市,力陳血濃於水,中國無民主,香港就無民主。八九六四後,中國備受各國制裁,命懸一線,若非港人及時以資金技術及國際關係襄助,中共早已倒臺。天安門學生流的血幫助東歐即時解放,惟何以中國改變不到?時至今日,竟有大陸人總結八九民運拖慢中國政經改革二十年,可見中國民族之質素。香港離開中國論述,同文明世界接軌,方有生機。上一代的大中華感情救不到中國,反而令香港被中國此大八爪魚吸乾吸淨。香港人經歷了如此多蒼桑,食了中國這麼多大虧,尚不覺醒的,就真係有點問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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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九七臨近,香港文化界熱烈討論香港文化主體,自我肯定香港文化,曾焯文按:例如梁秉鈞(一九九五)《香港文化》以文學,流行文化,電影戲劇,視覺藝術為例,探討香港獨特文化身份如何經中西文化衝擊,嚴肅與商業文化交匯而形成。陳炳釗(一九九五)話劇《家變》將卡夫卡小說《蛻變》本土化,以家變暗喻香港九七將逢劇變,以三個表哥象徵向中國大陸經濟實體獻媚的香港人。但影響有限。

 第三波本土意織:

第一期:鄉土情懷。零三七一大遊行反廿三條,五十萬人上街,羅永生認為本可一舉迫董建華政權實行雙普選,但帶頭的泛民卻要遊行人士和平散去。零六年天星、皇后、利東街保育運動以至一零、一一年反高鐵,由後泛民八十後主導,重寫殖民歷史記憶。

第二期: 中港矛盾白熱化 近六年來,中國加強殖民香港,派遣或縱容中國殖民及走私賊來港搶奶粉、福利、學位、房屋、醫療、工作,激生城邦論、民族論、本土派(城邦派、自決派、港獨派)。按:去年中共開始跨境捉人,並以人大釋法,剔除本土派議員。港共在梁振英治下,更推出多項大白象工程,耗資下下千億,似乎在掠奪香港庫房儲備。

本土派新青年主張獨立自決的心聲可以理解,但政治謀畧有待改善。有本土派識途老馬則仍然服膺中共統治香港的現實,正如三十年前六四時,司徒華對張文光道: 共產黨鬥不過!然而,任何改變要實現,都須有願景想像超前現實; 任何抗爭要成功,都需要群眾具備道德勇氣。一國兩制經已嚴重破壞,我們對前境的思考不能跨越大中華思想框架,則無以突破困境。羅永生說得好:「團結犧牲乃社群團結的基礎,非有道德價值意識不可,不能純以功利工具考慮來形塑社群身份認同。」

澳洲社會心理學教授,Haslam and Reicher(二零一二)論證民眾抗爭成敗關鍵包括領袖組織、身份認同、外間支援。余以為應加上民眾道德勇氣。 香港民運不能發展為龐大的本土運動,究其原因,除了社運領袖置換社會身份認同,更因香港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氣。八九六四屠城,香港大部份人第一反應就係設法移民,而非守家護土,絕少敢提出既不歸中又不歸英(李柱銘八八年、八九年曾提出香港歸英,惟英國不納)。近幾年,中共公然干擾香港內政,變本加厲剝削壓迫港人,好多港人的反應仍然係設法移民,台灣就係最新熱門地點。

香港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氣,原因可能有二。第一,香港的本土農業被商業主義排擠,本地人不易生根。高地價政策令平民生活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無法安身立命。台灣本土運動成功除了因為社會領袖不怕犧牲,亦因台灣身土不二,農業發達,培養出濃烈的鄉土情懷。第二,香港學校甚少深入教華夏仁義禮智,勇武精神;更無教英美貴族的榮譽氣節(HONOUR)。香港人由是善於創造財富,卻不善於創造命運。

上述講座結尾時,羅教授問: 香港如何由急功近利的小市民意識轉化為以生死為代價的身份獻祭?羅認為其間過程可能需要幾十年。

筆者認為,泛民認定香港人性格犬儒,怕事走精面,於是堅持和理非非路線,譴責魚蛋革命暴力。然而,客觀因素轉變,內在外在環境轉變,人心亦會隨之而變。而今美國總統杜林普場言不定守一中政策,即對臺對港政策可能有變,此為外在因素。內在因素方面,中國殖民香港日烈,青年無立足之地,絕望之餘,加上網絡凝聚共識,自然會改變抗爭方向。梁天琦在旺角暴動後參加立法會新東補選,獲六萬票,表示有相當數量的人自己雖不夠膽咁做,但認同人家咁做。徹底改變社會軸心,由不敢咁做,過渡到掬(音局)住要咁做,毋須數十萬人,只需一兩萬人覺醒,願意為本地委身付出,即可形成關鍵少數,道德感召摯愛親朋,帶動良心中產,完成義舉。論述權力作用,可鼓動人心,亦可壓制民情。泛民犬儒論證實無法救港,是否需要因應時勢,易轍改弦?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作者攝)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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