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香港的未來

2018/4/6 — 15:31

(編按:戴耀廷在台言論近日被建制派及親中勢力群起批鬥。戴日前在網上表示,當天在論壇的發言其實早在香港一系列的專欄文章中發表過,又將其專欄文章整理成一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若你能讀完整篇文章,就必會明白我對港獨的基本立場。」《立場新聞》現獲作者允許轉載全文。)

港人的未來觀

我想談港人如何看未來,但在之前,要先攪清楚甚麼是未來。按⫿典定義,未來是時間軸上現在的以後。但通常說到未來,很少只說是現在之後的某一刻,而是現在這時段後的另一時段。時段的長短未必會用年、月、日量化,但由現在到未來,之間相隔的時段通常不會太短。更重要是現在與未來之間,通常涉及某一些具階段性義意的特性把它們分隔開。如一個孩童的未來,就是他長大成人,一個少女剛為人婦,她的未來就是可能成為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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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且,未來也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未來的意義還包括在那時段內甚至之後所有會發生的事,尤其是會影響到正在思考未來那人的事。這些事涵蓋面通常會相當闊,包括了他與其他人的關係。

未來應還有更豐富的涵義,不只是關於未見的事,更是人所盼望要見到的事。若未來只是關乎還未發生的事,當人思考未來,就只能被動地等待那未見之事到了時候就發生,沒甚麼可做,頂多只能趨吉避凶,充滿宿命。但往往在人談未來的時候,未必只會滿足於那必會發生的未見的事,因若是以這種心態,可能根本連想未來也不會費神。故當人在想未來,很多時候都是去想像他們在將來希望見到會發生的事,即使他們明白這未必與那很可能會發生的事是相同或相容的。也是說,在談未來,無可避免會滲入思考者對未來的某種想像及願景。因此,思考未來不是一種科學推算,是一種對生命演變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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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談未來,可能還有另一重意思。若未來不止於未見的事,更是盼望的事,那人是否有能力去令盼望的事成為將來真的會發生的未見之事呢?若人認為他們是沒有能力去塑造未來,那他們對將來的願景,只是一種空想。但也有些人不認命,為要令願景實現,願付出努力和代價,即使能最終實現得到的機會看來並不大。故當這些人講未來,那還包括如何才可改變現在及事情發展的軌跡,令那會出現的未來,不是那他不想見的,而是成為他希望能見到的。也是說,未來包含了人嘗試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思。

用上述對未來的理解,港人在過去是沒有未來的,或應說過去的港人,他們的未來意識很薄弱,因他們能想到的未來,只是一個很短暫和一個很局限的未來,頂多是一個「有限的未來」。我說過去的港人,是指在主權回歸前的港人。

港人看未來,最多不會超過三數年,很少港人會規劃長時段以後的事。對大部分港人來說,最重要是如何能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因此他們能為未來做的規劃,大都是關乎私人生活,就是令家人生活過得好一點。也是說,港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未來,只是一個短暫的經濟未來,並不長遠,也不全面。因此我才說過去的港人,並沒有真正地擁有未來。但甚麼因素造成港人這樣看未來呢?那就要回到更根本的問題,就是港人的未來觀。上述對未來的定義,其實已是反映了某種未來觀。

人會怎樣看未來,在於未來對他有甚麼意義。我稱這為人的未來觀。因未來是在時間軸上,故人的未來觀,是建基於他所抱持的時間觀或時間導向,也就是人有多重視過去、現在或未來。現在就是人在此時此刻面對的情景,但在現在要做甚麼決定,人是更受過去還是未來影響呢?這就構成了時間觀中的未來觀。一個以過去為導向的人類群體,較難去突破過去所設下的界限,相對上比較保守。一個以未來為導向的人類群體,有較大能力向前邁進及全面發展起來。

不能否認,因大部分港人的文化根源是中國大陸,故港人的未來觀是源自中國人對未來的看法。但也因香港所處的獨特環境,很多由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他們原先對未來的看法,亦有演變。港人如何看未來,影響了香港的發展方向,但香港所經歷的改變,又會反過來與港人對未來的看法產生互動作用。經歷過主權移交,港人看未來,因著大環境及自身的轉變,產生了微妙變化,這又反過來影響著香港將來會有一個怎樣的未來,亦有可能影響中國會有一個怎樣的未來。

中國人的時間觀

與西方文化很不同,中國人的思維是過去導向甚於未來導向。未來對中國人來說並不太重要,他們不會太著意要去想像未來,也不會對未來有很強烈的感受與渴求。對現在的決定與行為,他們更受歷史和傳統規範。當然這種思維令中國人很務實,亦很能運用前人的智慧去解決當前的難題,不會浪費精力去追尋一些虛無飄渺之事。但結果也令中國人往往受困於傳統的思維及價值,難以突破。在當前變幻的世代,即使能有一些即時果效,卻很難持續發展,因前人過去的智慧,未必足以應對新世界的挑戰。

為何中國人會有這樣的一套時間導向和未來觀呢?在中國文化內,可找到幾個文化源頭。首先,中國文化主要是宿命的,中國人常會說「這是你的命」、「認命吧!」。中國人雖不特別有一套神觀,沒有如基督教或回教有一位掌管一切包括了時間的神,但仍會相信「冥冥中」有一股主宰的力量,讓我們的過去(甚至是前世)影響今生,以至來世。

追源溯本,這是受中國傳統信仰中的陰陽五行學說所影響,萬物是有一個定規的,人只能依著這個自然的定規行事。儒家學說中的「三綱五倫」的倫理觀,為每一個人在人與人的關係中設定了一個身分定位,及為這崗位及關係定下了道德規範,令每一個中國人都難以逾越道德倫理為他個人所設下的界線。道家追求的無為,崇尚自然,當然可以令中國人少了執著,較懂享受人生,但亦會令中國人缺乏主動去突破出生時及當前已有的局限。佛家的輪迴觀念亦深深影響著中國人,時間並非如西方文化般是一條直線只有向前,而是環形的,循環不息的。因著這環狀的時間觀,發生了的事還會按著一個規律再發生,人是難以逆轉的。

結合起來,構成了中國人自己一套的歷史觀。「天人合一」之說為朝代更替及统治者提供了管治的正當性。受天命者得天下,天子之姓可換,但政治的規律及體制卻不會改變,且重覆不斷。受管轄的人須順應天命,少去挑戰當權者的統治。即使到了苛政猛於虎之時,人民起來推翻政權,那也是由相同性質的政權代替,政體不變,延續和重覆由天所定下的演變規律,重新賦天命與新的君主,最後形成一個超穩定的體制。

港人的未來觀受中國文化側重過去的時間導向所影響,少有突破性的未來思維。但從歷史看,香港是有別於中國大部分其他地方。無論怎樣,香港是整個中國大地,可以在最大程度超越傳統時間思維的唯一一個地方。這些突破雖微,亦已香港帶來很不同的發展,也奠下了基礎讓香港可進一步跳出那環形的畤間序的宿命。不過,這一點兒突破其實也是源自中國文化本身的。

豐富的中國文化雖看來是單一的,但也暗藏了其他元素,並不是完全宿命的。中國也曾有過百家爭嗚的時代,只是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才被壓制下去。中國文化也不是沒有改良過的,但往往為了令改變被當代人接受,會以既有的思維把新的思想包裝起來,讓它看來還是源自過去的思維。

在中國人當中,還是有一些人,到了某些時刻,是敢於選擇脫離宿命向外闖的。要脫離中國人的宿命,就要離開中國大陸這地土。這種具超越視野的人當然是少數,但因中國人基數大,所以實際數⫿也不少。從近代移民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中國人的數目,就可以知道。

不過,中國那側重過去的時間導向,仍是在中國人的血液內,令這些即使敢於突破的中國人,當在中國之外能尋得一片樂土,到安定下來,傳統及務實的思維又會取回主導,令他們不會再進一步去尋更廣更遠的突破。故此,中國人的時間導向,側重過去,令中國人少想未來,即使能有例外,能突破的也是有限,難建構起一個較長遠及更廣泛的未來觀。港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外例子。

香港匯聚了中國的未來

中國人的時間觀基本上是宿命,受歷史和傳統規範多於思考未來。上一代香港人大部份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故也同樣有著相近的時間觀。但香港是中國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雖仍是與中國大陸連接,因受英國殖民統治,故與中國其他地方很不同,製造了非常獨特的時空,令中國的未來觀得以重塑。香港在兩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一方面香港提供了一個另類的環境,讓能來到此地的中國人,可以做一些他們在中國大陸不能做的事;另一方面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因在香港能有很不同的經歷,較容易脫離固有的那套時間觀。

從歷史看,中國在十九世紀開始,面對西方列強入侵,不能不去思考中國的未來。但受制於傳統的時間導向,即使要改變,也只是建基在傳統思維之上,但這種程度的突破,未能幫助中國應對當時的挑戰。更前衛及超脫的革命思維,有更重未來導向的想法,是在香港這地方孕育及培養出來的。具未來思維的少數中國人,以香港為橋頭堡、培育場及避難所,推動中國大陸的改變。辛亥革這些努力最終還是未能成功改變中國,皇朝是推翻了,憲政卻建立不起來;共產革命只是換湯不換藥,皇帝改了個名⫿叫主席。中國人的時間觀仍是脫不開幾千年的宿命。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移民城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前,香港的人囗主要是由中國大陸而來。來到香港的人,大部分都不是革命份子,但他們選擇由中國大陸來到香港,起碼是具備了與中國其他地區的人不同的氣質。都是屬於上述那種較敢於挑戰宿命的另類中國人。正因他們具備了這種勇氣,才會離開家郷來到香港尋找新的機遇。

因地近中國大陸,香港是那些想脫出中國宿命的中國人,最容易可以去到的地方。這也構成了香港的特性,大量接收這些某程度上希望突破宿命的人,令香港成為了在整個世界,聚集到最多希望脫離中國宿命的中國人的地方。

他們正好踫上了英國人在上世紀中期在香港進行的另類非殖化計劃,造就了香港人的一套獨特的未來觀,不是完全漠視未來,但那能想像的未來又只是很有限的未來。英國人在上世紀六、七年代,在香港大力推動經濟及社會改革。為配合這些改革,港英殖民政府加大力度在香港實踐法治,成功地打搫貪污,讓香港可以急速發展起來。

這些具備了一點兒未來思維的中國人,踫上了這麼好的禨會,亦因能那麼集中地集合起這麼多具有未來思維的中國人,結聚力量為他們自己的未來打拼,不經意地在香港創造了一片新天地,成就是過去中國人難以想像得到的。

但中國人的過去思維仍是深深影響著他們,他們在香港為未來打拼時,也只是為個人家庭經濟層面的未來努力,沒去想香港整體全面能有一個怎樣的未來。當他們在艱難環境中努力掙扎,改善了家庭生活,很快就滿足於現實世界的富足,滑回中國人的宿命裏,守護過去更多於追尋未來,不再會去想如何向更遠及更廣闊的未來推進。這也是香港人的未來觀的問題。香港人能否再進一步突破。

但無論如何,香港仍是中國大陸內,聚集了有最多具備未來思維的中國人,若他們有一天能把未來思維再推前一步,因她與中國是如此接近,香港能反過來影響中國的潛力可以是很大的。

沒有未來的香港

港人雖能突破中國人那套純以過去為重的宿命觀,但也只能掌握到一種有限的未來觀,這深深影響了香港主權移交前的發展。

未來的想像其中一種重要的作用是幫助人去規劃現在,以使現在能演進成為所希望要達到的那個未來。能有一個全面的未來,人才可以全面去規劃現在;但若人能想像到的未來只是有限的,他們所規劃的現在也只能是有限的。這就是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發展。

港人所能想像的未來,只是一個私人化的未來,一個偏重於經濟的未來,及一個相對短暫的未來。因此,過去那麼多年,香港社會的規劃,欠缺建構公共空間的視野,只看短期的經濟增長,沒有太多去想怎樣才能持續發展。經濟發展與政治權力分配、社會結構改變、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都被忽略了,令香港過去(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成就,看來是那麼亮麗,但卻來是片面、短視及淺薄。

最好的例子是香港的商界,只對能很快有回報的地產投資有興趣,但對那些需要長綫投資及多年後才有回報的科研,卻是興趣不大。當香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在面對經濟轉型時,就缺乏了視野、動力及能力去應對。也由於偏重於地產、金融,令政治權力傾斜於大財團,進一步做成經濟資源分配不均,令社會矛盾增加。當權者也看不到港人政治文化隨著社會發展而有的改變,只是想盡方法去維持現狀,未能有效導引民間要求改革的力量,反把這些可幫助香港發展的民間力量,推向了政府的對立面,製造了更多的社會紛爭。

一個全面的未來觀可以幫助人在面對眼前的一些困難時,不會那麼容易消沉。若人看不見未來,他們會滿足於現狀,如一切順景,問題仍不會太大,但一旦現在的處境因環境變化而變得越來越差,因缺乏未來的想像,他們就沒有動力去應對,在面對困難時就會選擇逃避。有一個全面的未來觀,人才會正面地面對挑戰,因未來能給予人希望,讓人得到創意、決心及力量去應付各樣的挑戰。

當香港經過七、八十代的急速發展後,很自然要應對經濟轉型的挑戰,但這些挑戰需要長久及全面的計劃,才能應對得到。因沒有全面的未來觀,當香港的環境出現了深層的變化,經濟轉型加上前途問題、八九六四、過渡的震盪,不少港人選擇了、尋另一個地方去、繼續追求他們個人家庭的經濟需要。香港始終是在借來時間下的一個借來的地方、他們對香港缺乏全面的未來想像,自然在香港出了問題時,首先會做的就是找機會離開,找尋另一個他們認為是更好的地方。很多人因而欠缺應對當前困難的創意、決心及能力。

亦因人所想的未來,並不是開放的、而是局限,不能容納各種可能性,他們面對眼前的挑戰時、就只能在現有的框框內團團鱄,找不到新的出路。若環境變化有限,問題仍不是太大,但如環境出現了突變,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那人就難以應付,甚至連現存的也保不住,徹底崩潰。唯有人能有一個全面及開放的未來觀,人才有能力去應對可能出現的突變及劇變。不是我們希望這些環境改變發生,而是當這些改變發生的時候,我們可能沒有能力去應對。

香港正處於這樣的一個情況,在未來十年,很大可能中國會出現極大的變動,只擁有「有限的未來」的想像,港人將缺欠能力去應對可能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發生的巨變。港人必須跳出這「有限的未來」的框框,香港才有真正的未來。

香港有未來嗎?

主權移交後,一些港人的未來觀,在不知不覺間發生轉變。他們不單能超越中國的宿命、更突破了港式的「有限的未來」思維,那令香港會有的未來,有了更大想像空間。這對香港在將來會出現甚麼新的情況,有著深遠影響。為何回歸後港人的時間觀會出現這種微妙轉變呢?

真正屬於香港本土的港人,不只是為了找尋機會才來到香港的一代,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這些土生港人,因出生及成長都在香港,逐漸擺脫移民思維,把香港真的視為自己的家。由五十年代起累積起數代土生港人,雖然他們當中有些仍是選擇移居外國去找尋更好的機會,但在主權移交前後,終成為了香港人囗的主流。這也令一些不是在香港出生年紀很小就已移居香港的人,也很快融入了香港本土的大家庭。唯有真的視香港為家,港人才能真正地有基礎去為香港思考一個更遠更廣的未來。

在港英殖民統治時代,西方文化的未來導向思維,潛移默化地重塑了不少港人的思維,尤其是年青及高教育水平的一群。他們未必是香港社會的大多數、但他們的影響力卻超過他們的數量,由八十年代至今。在八十年代當香港要思考前途時,他們的未來觀啟發了不少港人,影響了《基本法》的內容,亦在回歸後繼續以各種行動去爭取他們所希望見到的未來,能有一天真正在香港落實。到「雨傘運動」後,這些具未來思維的港人,所能想像到的香港的未來、更突破了過去的框框,超越前人的想像空間,想得更遠更廣。

中、英政府談判香港的前途問題,造就了一個契機讓港人不得不去思考香港的未來。1997年6月30日是新界租約到期日,英國政府本希望用主權換治權延續香港的管治,但被中國政府堅決反對。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讓香港能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及制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基本法》就是在這政策原則下草擬的。

《基本法》有一項規定是不能在移交日就即時實行,而是要經過一個偱序漸進的過程去達到,那就是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基本法》是訂下了一個十年的時間表,按這安排,在回歸後十年,即2007年,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有著明確的時間表安排,對香港甚至對中國都是一樣很新的做法。那把人的思考清楚地放在一條時間軸上,十年後是如何,五十年內會怎樣,及五十年後會如何。中國人少有這樣去談那麼長遠的事,更不會用明文去規定這麼長遠的事。《基本法》有著那麼多涉及未來的安排,在中國歷史上是有突破性意義的。這也是港人能孕育出屬於他們的一套未來觀的另一重要基礎。

回歸後種種情況,令《基本法》所繪畫的未來,到現在為止,仍只是空中樓閣。本來這很可能會產生一種倒退後果,那些本以為能擁有自己的未來的港人,當發現一切原來只是謊言,就會失去信心而再次屈服於宿命或選擇逃避。當然,有一些港人的而且確是如此,但奇怪地,在面對《基本法》的承諾不會對兌的現實下,竟有不少港人對未來的想像,反有更大突破,甚至跳出中共為港人所設下的框框,想像出一個更遠更廣的未來。可以預見,港人的未來觀,仍會因應著香港與中國的現實情況不斷演進。

這種具有未來思維的港人,雖仍不是多數,但因他們多是年輕及受過高深教育,有潛力進一步改變其他港人的未來觀,帶動改變香港現在的環境,引領香港走向一條未知的路。

但對香港社會內那些仍抱持傳統時間觀,及那些只有著「有限的未來」思維的港人來說,這種嘗試走出過去、突破現在、尋索未知的未來的行徑,對他們的現有利益及信念是一種威脅。持這類保守想法的港人可能仍是社會內的多數,他們不單不會認同這種未來觀,更覺得是危險的,害怕會摧毀他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由時間觀所產生的衝突,令香港的社會衝突也會多起來,所做成的分裂,比以前出現過的分歧會是遠深得多。

《基本法》的未來

雖然《基本法》可能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基本法》在香港與中國的歷史,都是突破性的。《基本法》最大的的問題並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它的內容未能真的全面實踐出來。在一個國家之內,能容許不同的制度並存,這在中國歷史已是少見的,但能為制度發展定下了一個清楚的發展時問表,那同樣是創新的。

《基本法》的第一個時間點是關乎它可能有一個終結,也是說它本身的未來是怎樣。《基本法》本身是否有未來,及會是一個怎樣的未來,對香港的未來是至為重要。《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不是《基本法》到了2047年6月30日就自動失效呢?按法理說,《基本法》其實並沒有自動失效的日期,不過肯定大家都會擔心這五十年不變的規定,可以被解讀為在五十年後就一定會變。若這規定是要確保香港在這五十年的時段內能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那麼過了之後就會融入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換言之,《基本法》就會消失。

另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是當香港的土地契約在2047年6月30日前到期,那特區政府在再批出土地時,是否有權批出年期超越204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約。《基本法》第1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法律和政策處理。」到現在為止,香港特區並沒有通過法律確認這權力,但行政會議在回歸後已作出決定,容讓新批出的土地超越2047年6月30 日。特區政府亦已按這決定實際地批出不少超過204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約,但有學者憂慮這決定缺份充份的法律基礎,未能明確地保障相關人士的產權。不過只要香港特區以法律確認土地契約年期超越2047年6月30日,因《基本法》已有明確授權,憂慮就應能化解。

當年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多次說過若五十年不足夠,「一國兩制」還可以有下一個五十年,在2047年6月30日,香港的制度還是可以不變的。但當時鄧小平提出這看法的背景是希望在回歸五十年後,中國的經濟水平就可以追上香港。如果那時還是追不上,還可以有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沒有明確說,如果到時候中國與香港的水平是差不多,那香港還能否繼續本身的制度。他很大可能是認為到時還是不需要改變的。

鄧小平說香港五十年不變,其實他關注的重點更在於中國本身的發展,希望中國能追上來香港的水平。但無論五十年後香港是否需要變,能為一個地方定下了五十
年甚至更長的未來想像,足証鄧小平在中國歷史是前無古人的。他的偉大是不容置疑,因他的未來觀大大超越前人,亦為後人提供了可更廣闊的想像空間。

但無論五十年之後是如何,變或不變,如果變是如何變,總是需要有一個關於香港到了2047年6月30日後會是怎樣的決定。這決定不能等到2047年6月30日才做,因要平定人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不然在香港的長線投資及土地契約的按揭安排都會嚴重受影響。香港和中國很大可能在2047年前的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即2022年到2027年之間,就要再做一個關於香港未來的明確決定。由現在開始到那時候,關於香港的未來的討論必會越來越密,也會越來越受重視,因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

未有兌現的未來

《基本法》內的時間點對港人的未來觀有甚麼重要性呢?香港匯集了不少有潛力突破中國人宿命的人,而《基本法》適時地為香港提供了起碼五十年的未來,及有一個明確的時表實行普選,令不少港人從《基本法》得了從未有過那麼明確的未來想像。《基本法》所述的終極未來,若能實現,將令港人有更大的自主去決定自己再之後的未來。

其實整份《基本法》,更多是要保留在八十年代已在香港出現了的各樣制度、政策、及生活方式。因此,若沒有了政制發展的時間表,《基本法》是保留現狀多於繪畫未來,所做的只是在回歸之後,讓香港能維持起草時的狀況,除了不能不改變的部份以外,如設立終審法院。

因此《基本法》的大部份所給予香港的,其實只是一個從上而來的未來想像,雖然是給予了香港一個五十年長的未來,但卻不是由港人自己去想像出來的。這雖好像給了港人一個美好未來,但因不是由港人自己想像出來,那其實會反過來會限制了港人能想像的未來。唯有《基本法》有關普選時間表的部份,那才對港人有會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未來。

這是一項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突破,《基本法》為香港的政治制度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時間表。這普選時間表重塑了香港的性質,讓港人有機會跳出以前的框框及中共希望香港能有的未來,而真正去走自己的未來之路。即使這條路未必與之前有很大改變,但因這不再是由別人為港人決定,而是港人自己去決定,一切從本質上已是非常不同了。

若能真正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即使時間是推後了,港人就可以選出能真正代表他們的代表,不單是管治香港,還要代表他們處理《基本法》的未來。在2047年6月30日到來前,當中央要考量香港在2047年6月30日後的未來時,必須與能真正代表香港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磋商方案,無論是延續《基本法》、修改《基本法》、甚至取消《基本法》,都不能不與這些香港代表直接商討。只要這些代表能真正代表港人,港人就有機會真正地決定自己的未來,即使他們未必能透過公投的程序直接去決定這未來是如何。不幸地,中共未有履行《基本法》的承諾,因此到現在為止,港人仍未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給了港人想像未來的空間,令他們以為真的可以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若「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這能想像未來的空間,他們即使能突破一點兒中國傳統的宿命思維,但務實的思考或會使他們甘於接受那有限的未來,而不會認真去想像那可能會真正屬於他們的未來。實踐的時間越是拖長了,港人就有更大及更闊的想像空間,去構想香港的未來。

當中共把殘酷的現實揭開,讓港人看到它根本就沒準備讓港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未來,所謂的未來空間及想像都只是假象而已,他們的情緒是複雜的,混雜了失望、沮喪、憤怒、恐懼。但也同時起碼在一部分人心中,反孕育出決心、堅毅、勇氣和自我犧牲的情操,即使面對阻攔,也不願放棄,堅持去追尋那未來的夢。

中共既不願遵守承諾,雖有港人接受現實妥協了,但亦有一些人堅持要爭取下去,誓要用各種手段去迫使北京政府遵守承諾,讓港人能決定自己的未來,自然的結果就是社會衝突變得激烈。

在中共的強權之下,在香港組織抗爭爭取民主,要在短時期內達到目標的機會是很低的。在香港的憲制內,中共擁有最終的話事權,「831決定」已封閉了可行的路,港人再難以按著憲制的程序去決定自己的未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路既不通,仍堅持要決定自己未來的人,只能被迫跳出框框去思考如何才能達到目標。

這也是為何《基本法》的普選時間表能真正落實對香港的未來是何等重要。如果能按著《基本法》的時間表落實普選,港人也就不需要去想像另一個未來,因他們已擁了屬於自己的未來。但正因中共未有履行《基本法》的承諾,才迫使港人不能不苦思如何另闢新徑,跳出框框,去想像及追尋一個真正屬於香港的未來。

跳出框框的未來:香港是香港

主權回歸至今,本來《基本法》已為香港提供了一個契機,只要普選特首能落實,港人就有機會真正由他們自己去規劃香港的未來,那麼港人的未來觀或許能突破過去只看經濟發展和短期利益的「有限未來」。但中共基於自身的局限,被傳統中國時間觀捆鎖,不單未能為中國開創未來,反倒退回類帝制的狀態,連帶也阻塞了香港走向普選的道路。因此,到此時此刻,香港不只是陷於停頓,更被中國大陸倒退的發展拉扯滑墮向威權的深淵。結果只會是更多港人選擇離開香港去為他們自己尋求一個更好的未來,及把「有限的未來」的香港利用殆盡,在離開前在這地方用最短時間賺取最多。

但在重重困難、壓迫、挑戰、危機之下,有一些港人仍能對香港的未來有突破性的新想像,能跳出中共透過「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為港人所設下的框框,想像出一個更遠更廣的未來。

閉塞著港人想像未來的框框,就是很多人仍是認為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滿清時,香港是中國大陸南方的一條小漁村;割讓後,是英國在遠東的一個殖民地;主權移交後,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裏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從歷史看,到了英國殖民地統治時代的最後數十年,港人已逐漸形成一種自我意識,建立起一套香港的生活方式及本土文化,並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前後,一步步強化起來。港人更建立起一份港人的身分認同,是有別於世界上(包括了中國大陸)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類群體的。港人也承繼了英國人移植過來的管治制度,有能力有秩、高效地自我管理香港這地方,且有很不錯的成就。

也因為港人在當時已有了這種自我意識及自主能力,中共與英國談判香港的前途時,才會引用「一國兩制」,讓港人享有高度自治,不然,中共大可直接收回香港,把香港納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城市,與其他地方一樣。因此,香港是香港,是先於香港是中共治下的特別行政區。

能跳出框框,就是可以看到這點,無論香港是中國的「XX」,香港必然先是香港。這是一項歷史事實,也是政治現實。無論中共在香港做甚麼,即使把大部分人口換掉,都不可能扭轉這事實,香港已具備了很強的生命力,她自覺自主的意識與能力,足以抗衡外力滲透,進而可以把他們同化,亦有很強的潛力去守護自己的獨特身分認同,甚至可把這種追求自主的意識傳播開去。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使更多港人,讓他們的自覺自主意識,由潛意識層浮現出來,那就有更多人可以跳出那思想的框框,一起去思考、繪畫、抓住及構建真正屬於港人的香港未來。

另一局限著港人思考未來的框框,就是用來實現未來的方法。過去,絕大部分港人,即使是積極推動改革的人,都只會循規蹈矩地去嘗試改變現狀一點兒,希望有一天更大及更好的改變能自然地來到。但能跳出框框去思考未來的港人,不會再受制於這種保守的改變現狀辦法,能思考用更靈活及更有創意的方法去實現心中的美好香港未來。大部分人基於原則或策略的考慮,應都會繼續堅持使用非暴力的方法,但就未必再會受僵化的守法原則所捆綁。也不是說他們常會採用違法的手段,事實他們在大部分情況下,更會集中把這自覺自主意識帶到社區去,用各種方法去改變人們的思維,但若出現適當的時機,他們必會義無反顧地採用公民抗命的方法去推動改變的。

能跳出框框去思考未來,讓香港能有的未來,變得更豐富和更深遠。但因香港的未來與中國的未來,因歷史及現實的因素,有著難以割斷的關係,故港人能否實現那未來,仍要看中國的未來的走向是怎樣。中國的未來,港人未必能直接改變或影響得到,但也因香港與中國那難以割斷的關係,當港人在追求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或許能在不知覺間,也會影響著中國的未來的走向。

中國的未來...香港的未來

因著地緣的連繫,從歷史、文化、經濟到政治,無論人的主觀意願是怎樣,香港與中國大陸有著切割不斷的關係。雖然在體積上是無可比擬,但一直以來這關係並非單向,不只是中國大陸在影響著香港,香港也在影響著中國大陸。這是因香港與中國之間,自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到了主權移交後成為中共治下的特別行政區,基於不同的安排,仍能保持著某種形式的隔離。也是這種隔離,令香港仍可與中國大陸維持著一定的距離。即使各自在相互影響著,但這些影響也是較間接的。

因與中國大陸這層獨特的關係,在思考香港的未來,不能不也思考中國的未來。香港能有怎樣的未來,必然一定程度受中國大陸本身的發展影響,而港人對中國的未來是如何,難有直接的影響,但港人如何去準備自己的未來,還是有可能影響到中國的未來的走向。

用一個比喻,香港的未來與中國的未來,既不是分割開的,也是不由一條實條連著,而是有一條虛線連著。這虛線就代表著香港與中國大陸那種既近且遠、若即若離的關係。

雖然香港未必能直接左右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但為了思考香港自己的未來,為了讓港人能做好準備去掌握真正屬於香港的未來,我們也得把中國能有的未來納入我們的思考與想像中。

在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已全面開展去建立起以他為中心的後極權或新極權統治。若能跳出框框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可以想像到起碼十個可能:

一、極權統治會延續下去,不單習近平能打破中共內部的常規,在做了十年總書記後,能以某種形式繼續統治,且這極權統治體制更能傳給他的繼任人。當然能把獨裁統治地位傳給下任的可能性不大,因極權體制的本質就是極難進行和平的權力轉移。

二、中共在習近平時代後,變回由黨內多個權力版塊共治的體制,介乎極權與威權之間。不過,這狀態會極不穩定,若有新的獨裁者出現,有可能又再回到極權體制,但也可能因面對各種壓力,而必須進行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改革。

三、中共主動實行有限度的民主改革,引入有競爭性的選舉,但運用各種資源令中共可以勝出選舉,透過選舉取得新的統治正當性,繼續執政。若中國大陸人民滿足於這程度的政治改革,這情況可能持續。但如果反對力量在容許的政治空間下,竟能成功以選舉取得政治突破,結朿中共的執政地位,那中共有可能推翻選舉結果,回復到極權統治。但中共也有可能接受結果,讓中國正式進入民主憲政的時代。當然,這可能性不太大。

四、中共主動實行全面的憲政改革,讓中國可以逐步進入民主憲政的時代,甚至出現中共與新成立的政黨輪替執政。更不用說,這可能性應是更低了。在上述的幾個過程中,基於不同原因,中共的統治崩潰,也是所謂的「支爆」了。但「支爆」之後會是怎樣,卻少有論及。以下幾個可能性則是發生在中共崩潰之後,但會何時發生,沒有人能預知。

五、一個新的政治強人出現,其政治力量取代了中共的專權角色,繼續極權統治。極權統治只是換了一個旗號,本質不變。

六、全國的管治體制全面碎片化,中國大陸陷入無政府狀態。

七、中國大陸分裂成多個版塊,陷入內戰。

八、各個分裂的版塊透過談判商討,建立民主聯邦中國。

九、各個分裂的版塊各自先後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有一些走向民主憲政,有些實行極權統治。

十、各個已成為獨立的國家,透過談判商討,建立邦聯,成立中國聯盟。

在此時此刻,在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境況下去思考中國的未來,上述哪一個可能性會發生,甚至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是沒有人可知道的。我們在香港唯一可以做的,也是最好的,就是強化我們的自覺意識及自主能力,那麼無論中國大陸發生甚麼轉變,好的、壞的、極壞的;小的、大的、極大的,我們都有能力應對。香港的未來,雖與中國的未來以虛線連著,但仍能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香港的未來甚至有可能反過來影響中國的未來的走向。

繪畫香港的未來

若港人真能把未來掌握回自己手中,那一個未來具體會是怎樣呢?香港的未來,應是由港人透過民主商討去共同繪畫,但哪時候及用甚麼方法才能啟動這繪畫香港未來的商討程序,現仍難知道。不過在這之前,或許可先嘗試把一個大概描繪出來。

我希望的香港,是每一個在這裏的人,他們的人類尊嚴都能得到政府及所有其他人尊重。當然人先要生存才能享有人類尊嚴,但人類尊嚴是超越生存的,故只是確保人的生存權,並不算已是尊重了人的人類尊嚴。

人的人類尊嚴是體現在他們的自尊、自由、自主三方面。自尊就是人們可感到自己是與其他人一樣,都是享有人類尊嚴,並不會感到自己是次人一等。港人有權取得賴以生存的基本資源,不應因為要取得這些基本資源,而讓他們的自尊受到傷害。

自由是人們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只要這不會損害到其他人也享有他們的人類尊嚴,因人們是共同享有人類尊嚴的,沒有一人的人類尊嚴可凌駕於其他人的人類尊嚴,他們都是平等地享有人類尊嚴的。港人應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不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

自主是人們應有權在最大程度上,參與決定所有會影響到大家的人類尊嚴的事情。因人們是共同及平等地享有人類尊嚴,故決策程序的程序也要在最大程度確保他們能平等地參與這些決定。若人們沒有權平等地參與這些決定,那是損害他的人類尊嚴的。這意味著香港的管治需符合民主參與的原則。

人也有多重身分,視乎他所處的不同生活範疇。相對於政府,他是公民。相對於市場,他是消費者。相對於他隸屬的社群組織(如家庭、宗教團體、社區團體),他是這些社群組織的成員。怎樣才能確保港人三個層面的人類尊嚴在三個身分及範疇都得到尊重呢?這是繪畫香港的未來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在每一個生活範疇,人可以有兩種情況,一是影響其他人,一是被其他人影響。每一個人在同一生活範疇,都會有一程度的影響力,只是有些是很大,有些是很小,其他在不同程度上介乎二者之間。同樣,所有人都會被其他人的行為所影響,只是有些受影響的程度很小,有些則會受很大影響,其他在不同程度上介乎二者之間。

在人的公民身分及政府範疇,影響力是透過政治權力來發揮。當然政府官員手上的政治權力是最大,但即使是一般公民,他們手上的選票及示威、集會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能聯合起來仍可有一定的影響力。

在人的消費者身分及市場範疇,影響力是透過手上擁有的經濟資源來發揮。當然大企業手上能動用的經濟資源遠大於一般消費者,但只要消費者能聯合起來運用他們手上的消費力(即使個別消費者的消費力是很小),仍可左右市場走向。

在人的社群成員身分及公民社會範疇,影響力是透過人所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來發揮。有些人能得到很多其他人很大的信任,故影響力是很大。但即使其他人未必能得到很多其他人信任,但若他們能共同收回對一些人的信任,那些人的影響力會大幅削減。這也能反過來令那些在公民社會具影響力的人,不能不重新考慮他的立場、觀點或行為。

這三重身分及範疇是相互扣連,相互輔助的。在這三個範疇內擁有影響力的人,若不當地運用影響力,人們的人類尊嚴就會受到很大的威脅和損害。重點不是要削弱他們的影響力,而是要確保他們能恰當地運用影響力,只有這樣,人類尊嚴才能得到充分尊重。香港過去過度看重市場範疇,現在則極度運用政府範疇下的政治權力,擁有影響力的人都未能恰當地運用他們的影響力,結果是港人的人類尊嚴未能受到充分尊重,甚至受到嚴重損害。

在我想像的香港未來,港人在公民社會的範疇應要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對在政府及市場內擁力影響力的人施加更大制約,要他們為其影響力問責,防止影響力在這兩個範疇被濫用。能否達到,關鍵是港人須共同擁抱三個層面的人類尊嚴,不單自己能享有,更願意其他人也可以共同享有。

捉住香港的未來

以上我都是在講港人可以怎樣想像香港的未來。我相信不少港人,已能跳出中國人那種只看重過去的時間觀,會與我一樣,渴望見到在未來的香港,是每一個在這裏的人,他的人類尊嚴都會受到尊重。

但從當前香港的所處的環境看,希望在香港做有一個有尊嚴的人,是越來越困難及遙遠。如之前的文章所說,香港的未來與中國的未來是以虚線連在一起,故港人不會真正有機會決定自己的未來,直至中國大陸內部的權力平衡出現極大的變動。現在中國大陸被習近平政權牢牢緊握著,更有進一步極權化的趨勢,故短期來說,會出現大變動的機會不高。

不過,中國人民正經歷現代化及全球化的轉化歷程,他們對政權的要求在未來必會有改變,即使轉變的過程是很慢。由只滿足於物質生活能得到改善,將來會有越來越多內地人進一步要求尊嚴受尊重,自由受保障及有權直接參與管治的過程。這推算不是基於甚麼具體的資料,而是本於人性本質的渴求。因此,即使中共的專制政體現在看來雖是非常強大,卻是必不可持續,只是沒有人能預見大變動具體會在未來哪一刻及以甚麼形式發生。

既然香港的未來與中國的未來是緊扣著,但香港又未必能直接影響中國的未來會如何發展,也未知那轉變的時刻會何時來臨,故我們在香港能做的,就是做好準備工作,當改變的時機突然來臨時,能及時捉住那改變的契機,那才能把香港的未來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也因我們難以預知中國出現的大變動會以甚麼形式發生,故我們在香港做的準備功夫,必須能對應各種狀況,令香港人能有更好的基礎,當未來機會來臨時,可有更大機會真正做個有尊嚴的人。

首先,即使面對越來越厲害的打壓,我們仍要堅持抗爭。即使因抗爭代價提升了,令走到最前線參與抗爭的人會減少,但只要仍有一群人不放棄,不會被政府提供的利益所收賣,也不會被打壓所嚇倒,堅定地用行動把抗爭之火燃燒下去,我們對未來的盼望就不會消失。或許有些人會暫時把對未來的期盼收藏起來,但只要它不熄滅掉,當風再吹起時,就可以再次燎原。

但抗爭的方法也可以多元化,不止於街頭的示威行動。在這等候的階段,工作的重點可以有幾方面。

一、用各種方法去繼續培養港人的自覺、自尊、自由和自主的意識,並把這些抗爭的意識透過較軟性的方法(如戲劇、歌曲、小說、影像等),廣植於港人的文化中。

二、用能夠有的資源,在香港的公民社會內,建立平衡的機制,做一些類近政府的工作(如民間選舉、民間公投、民間主導的城市規劃)去實踐這些意念。這一方面可展示香港公民社會已有的力量,也可繼續強化港人的自主能力,以備將來時機來臨時,我們就可以即時擔起管治的工作。

三、因香港仍有競爭性選舉,故抗爭力量應盡可能透過選舉搶奪政治資源。即使立法會的監察能力被大副削弱了,但它始終是一個公眾的平台,抗爭的聲音仍可以通過議會的平台向公眾發放。區議會絕大部分議員也是由選舉產生,過去較被忽略,但它實是另一個重要戰場。即使區議會在法律上只是諮詢機構,但若抗爭力量能取得個別區議會的控制權,我們仍有空間憑創意,透過這官方的體制,去把抗爭的意識推廣開去,及實踐民間自主的理念,強化香港自主的能力。

四、由民間開展一個公民參與的過程,讓港人能共同去想像及繪畫他們希望見到的香港未來,並制定一個香港未來的共同綱領及藍圖。

五、但要達到以上的工作目標,抗爭力量的各方,必須學習相互包容的原則,在追求更美好的香港未來的共同理念下,建立起更緊密的政治聯盟,在抗爭力量群團中實踐民主自主的原則,團結一致,共同進退。這樣到了關鍵時刻,才能動員大量的普羅港人,一起來參與構建香港的未來。

其實當我們做著這些準備功夫之時,已是在實踐自己是一個有尊嚴的人,也是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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