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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政治冷感?

2015/3/3 — 6:45

【編按:立場博客鄺健銘,出版新書《港英時代 — 英國殖民管治術》。本網將陸續刊出書中部份章節,另看作者文章專頁。】

雖然一般人都會認為香港人政治冷感,但這種說法不盡貼切。 例如在六十年代,民間便有聲音要求自治與政改,當中一些英藉人士如貝納祺和杜葉錫恩,以及如香港革新會一類政團的社會與政治影響,都不宜被忽視。在六十年代中,正是因為有這些輿論壓力,政府才考慮放寬市政局選民的資格。中文運動的先聲,也應追溯到1964年,當時香港革新會建議將中文設為法定語言,其後市政局議員具納祺為此提出動議,不過之後運動沉寂一時。三年之後,運動才因鄉議局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而再得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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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63年香港已有第一個以政黨命名的「民主自治黨」,主張反共反殖,與任命港人為港督。這個黨曾受到港英政府注意,原因之一是當時英國在聯合國受到很大的解殖壓力。殖民地事務官員Duncan Sandys曾打算發表有關殖民地政制改革的聲明,以緩和聯合國對英國的壓力,但他的同事卻警告說,這只會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因為這會同時令中共與聯合國感到尷尬──中共不容許香港擁有自治權,與聯合國殖民主義特別委員會的要求完全相反。民主自治黨就香港政改問題向聯合國聯署,就引起過中國的反應──1963年3月,《人民日報》指香港問題應留給歷史解決,在此之前,香港應維持現狀。可以說,香港政改步伐速度,取決於地緣政治,多於港人的「政治冷感」。

林蔚文教授疏理了1949-1979年間各大報章對當時政治行動的報道後,發現香港在這段時期中的政治活動其實相當活躍。在五十及七十年代,共發生了超過200次的政治行動;在六十年代亦有137宗政治行動。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行動都是向港英政府爭取權益──在五十年代,有七成行動如是;到了六十年代,降至五成多;但到七十年代,又上升至七成。針對台灣與大陸的政治行動則一直佔少數,比例亦逐年減少。運動關注的議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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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留租金管制;

(二)婦女運動;

(三)政府部門男女同工同酬;

(四)中文運動。

很大程度上,香港社會政治冷感的普遍印象,與劉兆佳教授對香港功利家庭主義的研究有關。他的研究指,港人只著重追求物質,很怕在外惹事,視家庭物質利益高於一切。但他對政治參與的定義過於狹窄,只局限於與官員面談,以及參與選舉等渠道,而沒有考慮到這些渠道不為市民所信任,也因此沒有興趣參與,選擇以其他途徑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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