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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全力維持「非中國化」優勢

2015/9/23 — 12:10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特首地位超然論」一波未平,前港澳辦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的「兩化論」一波又起;「九二八」一周年前夕,無端惹起政治爭拗,掀起風波,顯然不是偶然巧合之事,而是中共土共強硬派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的輿論反擊,企圖在政改否決後中央有跡象改弦易轍,調整對港政策之際,爭取話語權的垂死掙扎。

兩人說話的重點本來是國家主權與治權不容分割,但因為塞進私貨,用詞不當,結果荒腔走板,焦點反而轉到觸及港人珍重的核心價值——司法獨立和自由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問題上,引起社會普遍強烈反彈,自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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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是中央駐港的最高代表,儼然第二管治中心領導,一眾依附權貴、希旨承風的建制派,縱使不同意特首凌駕三權之上的說法,也不得不挺身而出,巧言令色,為張曉明的錯誤言論補鑊。

不過,陳佐洱已經退休,無權無勢,胡謅「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兩大謬論,揚言香港沒有依法(《基本法》)辦事,左派輿論便懶得為其講話周章,曾鈺成曾直接質問依據何法?只有極左的鄭耀棠才赤膊上陣,為陳佐洱助拳,添煩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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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以「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為題,在「梁粉」張志剛主理的一國兩制研究會有份主辦的論壇上發言,以香港經濟近年停滯不前的局面為例,說明不「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是造成社會巨大內耗的主因,不但邏輯上狗屁不通,更背離事實。

陳佐洱說近年「香港在經濟民生方面的進展有些差強人意,不進則退,慢進就是落後」,雖然是事實,但原因並非意識形態取向所致,後者反而是經濟放緩加劇社會兩極化造成的結果;而陳佐洱有關「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的描述與事實恰恰相反,因為正是香港回歸後(尤其是港共上台治港)持續削弱港英管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優勢和不斷大陸化,才是香港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

陳佐洱批評香港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如果只是指一些官方稱謂和用詞,以及必須修改的法律條文,其實一早已經辦理妥當。唯一依法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自行制訂《基本法》第23條,但那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與管治和生活無關。反之,港英殖民地政權建立的法治(司法獨立)制度,確保自由、人權,尊重和保障私有產權,正是奠定今天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如果這就是香港「殖民化」的生活方式,不但不該去除,反應「保殖」;而回歸後,港英建立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不斷受到削弱破壞,尤其是689政權上台後,簡直禮崩樂壞,才是經濟結構遲遲未能轉型、社會民生每下愈況的根本原因。

另一個令香港經濟民生走向衰敗的原因,就是香港日趨「大陸化」(「中國化」),特別是2009年深圳未經諮詢港方意見,單方面推出「一簽多行」政策,以及「十二五規劃」後把香港納入規劃之內,本港經濟一面倒依靠大陸,失卻自主性,窒礙生機,經濟結構固然無法轉移,也缺乏創意活力,不能與時俱進,因而落敗於對手。

尤有甚者,「一簽多行」令原本有利本港旅遊零售業的「自由行」變質。在擴大自由行實質深港同城化的政策下,中港兩地的不對稱融合,只會不斷戕害本土經濟、侵奪社會資源、激化兩地矛盾,因而為形形色色的本土主義主張崛起創造條件,造成陳佐洱之所謂「去中國化」其實「反大陸化」的現象。

事實充分說明,香港要恢復生機,一定要嚴格落實「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尊重和承認中國和香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如法律制度、文化和生活形態理所當然有所不同,應該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香港倘若不能「保殖」,維持原來制度優勢,生活方式50年不變,反而在一小撮野心家刻意搬弄的「一國」主權意識高漲下不斷受到干預,被規劃成為大珠三角一員,持續「大陸化」或「中國化」,肯定自毀長城,走向沉淪,萬劫不復。

因此,香港不但不應「去殖民化」和「中國化」,更要全力維持原來「殖民化」下「非中國化」的優勢,否則「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只會日益失色。

 

原刊於《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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