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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雨傘「民變」後記 — 左膠與右膠

2015/1/6 — 18:44

【文:Lau Lawrence 】

雨傘革命期間,因身在異地,未能參與此一必會出現的社會運動。而回港一星期以來的這數天,每天用上3-4小時,與在港友人吃飯見面,聽他們談這二個月的香港情況,乃至對往後的看法。不過見面的友人,不一定都是「純種」香港人 (如果有這種生物的話,事實上我自己就已經不是「純種」香港人了),却是在港定居多年的澳門、馬來西亞及大陸友人,尤其當中在港定居數年的大陸年青友人,即大陸稱作「港漂」是也。

但無論他們原先來自哪,都是雨傘運動過程的全程參與者,甚至是在運動中頗核心的一些人,其中多位曾被警察拘捕,而且不止一次。他們有些是大學老師,其餘是工會、基層勞工團體、非政府組織或網絡媒體等的主事者。找他們談,其實目的不在事實層面的運動細節,而是一些反思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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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月前在台南聽學友們討論年初太陽花學運期間,投入運動的教授們對學運的兩個決議,一,無論學生決定運動何時或為何收兵,都會公開支持,讓學生有充份空間作決定;二,當運動仍處在過程中,先不質疑或批評學生。不過,任何社會運動都需要起碼在事態告一段落後,作回顧性的反思與檢討。特別找不是「純種」香港人的運動參與者談天,是因為他們身份的多樣性,會看出一些特殊的問題來。

民主運動,還是民族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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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關鍵的一點是,運動其實由起碼兩到三股在理念上來說,極可能是矛盾的聲音所合併而成。簡單來說,即近年香港網絡政治討論(或謾罵) 中,用來指罵對方的所謂「左膠」和「右膠」,或云「大中華膠」和「城邦派」。

或換另一個角度的表達,是這場運動的目的到底應該是民主運動,還是民族主義運動,若是前者,會將中國本身的政治民主問題作為背景來作思考;若為後者更多是完全拒絕將中 (共) 國納入視野,往往採取近乎民族主義的論述方式來界定何謂香港人。但正因如是,落在現實上,部份港人會變成與種族主義僅一紙之隔,而左、右二膠,又與極端或激烈程度掛鈎,一般言之,右膠屬極端一類。

但問題真正複雜之處在於,這兩個大類,不完全只是各别地分佈在兩群不同的人當中,却是在不少參與者當中,不同比例地,同時並存著這兩種取態,形成個人層面要直接面對理性與情感上的來回衝突。那等於把外在的政治理念問題,變成是個人的心魔問題。

一位從頭到尾都參與其事的大陸朋友告訴我,現場其實對於講什麼語言是相當敏感,講普通話的都會引起他人側目,雖然這位友人仍然貫徹始終地投身其中,但他即指出,不少同情運動的在港陸生意識到這種側目的冷待時,都會把熱情收回去作壁上冷眼觀。

而香港人其實没有注意到 (甚或不care),陸生願投入港民主運動,其個人所付的潛在代價,往往不是港人所可以想像的。這位朋友雖然會聽也會講粵語,但在運動中,他故意堅持只以普通話溝通,他希望提醒港人,反抗專制是不分語言與出生地的。

自設的陷阱

運動後段開始有學生被中國邊防没收他們的《港、澳居民大陸通行證》,禁止他們進入中國國境。消息傳出後,不少香港年青人在fb上,爭相貼上自行剪爛《港、澳通行證》後的證件碎片遺骸照為風尚,以示拒絕去中國。

有從頭到尾參與運動,並被捕不止一次的教授好友表示,他在情感上完全有同感,不會想進入中國,雖然理性上自知這種情感狀態是有問題,因為等於將中共與中國混為一談,而這種不願作區分,正是落入自設的陷阱之起點,但起碼在此刻理性,仍然管不住情感。

也就是說,歷經運動的人,他們在心理上經常面對簡化的敵、我二元思維方式的強烈誘惑,需要非常自覺地抵拒之,而其誘惑的強烈與運動受銼敗或受障礙而停滯的程度之間,是成正比的。

 

(本文為〈香港雨傘「民變」後記之一〉)

作者簡介:外地院校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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