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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時代宣言— 民族意識與群眾運動

2016/3/22 — 0:31

學苑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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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雨傘革命時「拆大台」的呼聲言猶在耳,歷史竟已然翻過一頁。二零一六年新春,衝突發生在旺角街頭,警察槍指市民,群眾擲磚還擊。香港在激烈的衝突聲裡開年,警棍落下,街頭的烈焰熊熊燃起,我們目睹新年的紅在抗爭者的前額綻開,街影也因火光照得通紅。

我們憤怒地直斥政權,憤懣源自於恐懼。然而,這種恐懼不是莫名的,是因香港墮落而恐懼;同時,也唯有不斷地抗爭,我們才清楚感受自己存在,然後得以填補恐懼所生的虛無。旺角衝突一役,我們因為群眾的力量變得勇敢,同為香港一份子的我們,需要彼此。

雨傘革命期間,金鐘的大台與旺角割蓆。在面對警力的危急時刻,大台的領導者選擇與群眾劃清界線,界外的﹁暴力﹂遭責為損毀運動道德光環的關鍵。然而,我們在光環的一側,見到的是精英主義、階級優越、政客騎劫與運動決策莫衷一是;但是,我們竟然看不到政治的道德倫常,那個足以引領我們改變的道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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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聲稱自願被拘捕的公民抗命能道德感召市民;學者宣揚非暴力的抗爭是唯一的道德途徑;各式輿論機器組織論述告訴抗爭者,只有追隨大台決策,方能長期抗爭,獲取最終民主勝利。我們目視眼前滿是道德說理的景況,不禁暈眩。我們相信唯有政治的道德主義足以改變現實;然而,倘若這些公共說理都是道德的,為何我們不但未更為篤實地相信接下來的路,還因為群眾被迫缺席,質疑這群大台領導者的正當性?我們意識到群眾正醞釀一股力量,這可能催生更為激烈、代價更高的抗爭,我們也仍不清楚,這股力量會將香港帶往何方。

旺角衝突發生的當晚,我們清楚地見識到群眾終於爆發怒吼。抗爭者將雨傘革命失敗以來,面對政權蠻橫所積累的不快,與等待香港民主不及的焦躁,毫無保留地直陳於操守屢受質疑的警察之前。群眾與警察對峙的緊張情勢,推升食物環境衛生署取締小販的衝突,突破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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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下無法確知衝突最終能換得什麼,面對警察,準備行動的那一刻,也來不及計算結果的損益。從一開始,預備在我們心中的,是爭取遲來的正義;我們相信有意識地反抗,才是香港最後的出路,這是我們身而為人的基本條件。衝突之中,我們是群眾的一份子,大家不約而同地起身捍衛心中相信的價值,有一股集體的力量、集體形塑的信念,驅動我們前進。我們就是群眾,群眾就是我們,我們甚至不確定身邊這群人是不是懷有相同的本土意識,是不是恨惡中國政權任意宰制香港的霸道,也不清楚其他人的性格、容貌、背景,甚至意識形態是左、是右。這個群體成員的身分不建立在特定立場的論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大家視香港為共同的家園,她是不可遺棄的皈依。

中國背棄一國兩制的承諾,親手阻斷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可能,讓香港特區政府形同魁儡。這個政權意圖控制媒體,一方面操作行政手段,壟斷無線電視的經營權,另一方面資本大舉買進平面媒體。這個政權強施身分殖民的暴力,貶低粵語地位,強拆歷史建築,壓抑香港人的身分意識,還試圖著手打造愛國主義的國民教育。這個政權製造恐懼,民生問題如鉛水事件不見合理交代;中國公安能越境抓人,收緊言論自由;警察濫權捕抓市民,且多番動手攻擊受害者。這個政權敵視基層勞動者,也忽略重分配正義。這個政權還支持開發至上主義,並且興建大型工程加速港中融合,毫不掩飾政策背後的政治意圖。香港人備受欺壓,若不勇武還擊,便愧於基本的良知與尊嚴。

但是,積極抵抗暴政的同時,我們想要成就的是什麼?從雨傘革命至今,我們清楚地感受到新興一波大眾主義(populism)的興起,香港受困於中國轉趨強烈的帝國行徑,人民原先享有的市民自由、生活習慣、本地文化一一遭剝蝕,不滿的情緒逐次推高抗爭的激烈程度,單一的意識形態論述也難再概括運動者的組成。每項議題所能觸發的關注族群即使不同,群眾的情緒卻是一體的,而且相互策勵、合作,然後進擊。大眾主義成為未來香港社會抗爭進程中,最為關鍵的影響因子。

我們是群眾的一份子,大眾主義共持的義憤也成為構建我們心理性格的元素之一。然而,我們也必須守持我們的政治承諾,那份許給香港民族共同體的至善。這兩者,決定了我們往後政治意識的走向,也充分體現往後面對抗爭路線的基本立場。群眾是我們的夥伴,然而這夥伴關係並不相互制約、折損,我們反而必須要擁有堅實的道德立場,讓群眾的能量得以匯集。在此理想上,本土意識的伸張與擴散根基於群眾的成長與壯大,而群眾得以受廣泛認受而成長,則歸因於本土意識中,具說服力的明確訴求與論述張力。藉此,我們方可消解雨傘革命以來,群眾與運動領導之間無止盡的爭拗。

我們義憤,我們亦信守政治的至善,我們要加強本土意識和完善香港共同體,守護之,壯益之。追求香港本土意識中所蘊含的民族共同體想像,至少蘊涵了以下幾點原則性的訴求:

一、香港民族不由血緣、種族劃分成員身分,而是依循其既有的歷史脈絡形成,如語言、法律、庶民文化、傳統習俗、地緣關係、公民社會等社會性的建構過程;

二、自由主義與本土意識是孿生產物,建構自由社會必然具有一道完善的民主機制,並且民主體制預設﹁我群﹂的存在,人民才得以透過體制決定該群體的共同決策,故民主體制不可或缺;

三、民族共同體確立成員身分,但並未預設全體人民一致的身分認同。民族共同體的維繫建基在共同體內部人民對於自治協商機制的信任,以便順利產出集體理性(collective good),追求共同體人民的共善。人民之間共有的情感、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或能協助維繫信任基礎,但是不該成為必然的機制,限制成員的主觀認定;

四、香港民族不比世界上其他人群在任何方面優越,但獨特並可立足於世界;

五、香港民族是想像的產物,又代表真實的感情連繫,而其價值值得香港人民持續實踐;

六、香港民族應該擁有政治自決的權利,也尊重其他民族自決的權利。

對於香港的未來,大眾主義將扮演兩種角色:社會進程的變因、推翻不當政權的關鍵力量。本土意識除了作為解釋香港社會變化的分析工具,同時是香港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促成香港民主文化得以堅實的關鍵因素。即便後者在當前現實環境下可能遙遙無期,但是我們必須持守詮釋的要位,因為這是本土意識最為顯著的道德基礎。

本土意識與大眾主義之間,原先未有明確的邏輯連結;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參與了大眾主義的興起,同時也致力組建本土意識的理論,充實其內涵。香港未來待實現的自由與民主,端看我們是否妥善地牽引出民族意識與群眾運動可以共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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