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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非香港人的香港不可

2019/8/30 — 12:26

8 月 23 日晚上,市民於深水埗手牽手連成「香港之路」。

8 月 23 日晚上,市民於深水埗手牽手連成「香港之路」。

香港的自由之夏早已跳過秋季,直接進入史無前例的寒冬。抗爭者被大規摸搜補、清算、虐待,這無關於你是勇武或和理非,甚至不關乎你有否參與抗爭,香港人將所受的苦難會是由所有人一同承受的。當這場時代革命仍在進行時,中國政府已敢逼巨企如國泰、匯豐跪下、普通人過關時亦會因攜帶回鄉證而被查問、扣留、實習律師因私人言論被舉報、教育界搞猶如文革批鬥大會的甚麼「反欺凌關注組」,鼓勵學生舉報老師、同學。報復已在社會每個角落展開了。你能想像如果我們戰敗了,後果會有多嚴峻嗎?

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是:我能以「新香港」為家嗎?在那個香港裡,你要做個表裡不一的人,即使內裡如何不滿,也不可以宣諸於口,因為你有可能因此而丟掉工作。即使你行使你的公民權利參與遊行,亦怕會被拍到繼而秋後算帳。

然而有很多人會問,即使我不願棄械投降,政府一路敷衍,抗爭也難以無了期持續,那時代革命的「endgame」是甚麼? 10月1號?區議會選舉?解放軍入城?所有前線被捕?面對置所有人道條約於不顧,喪心病狂的香港警察,以及毫無底線的中國政府,只能以肉身、意志、勇氣抵抗的香港人看似了無勝算,而經歷近三個月不間斷的大型動員,至今已經有超過700人被捕,當中極多難以接觸律師,在扣留期間被侮辱、施暴。即使警察干犯的人道罪行罄竹難書,我們除了保持憤怒以外便束手無策。人能容納憤怒的空間有限,當憤怒到達一個水平,彷彿便再難更加憤怒,取而代之的是灰心、氣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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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絕不需要灰心!即使五大訴求未竟,香港人絕非一無所獲。反送中示威的行動,不論是百萬人和平遊行、守護連儂牆、香港之路、和你飛、激光中,還是佔領立法會、地區遊擊、勇武抗爭,其意義除了行動本身的戰略意義以外,更有多一重的民族與道德意義。

民族意義在於香港人以抗爭向世界展示了香港共同體的性格,香港人靈巧,以水澆熄催淚彈、以浮版作盾牌,自創手勢傳話;香港人有謀略,8.18 170萬人和平上街,勇武抗爭稍息;香港人有創意,海量的文宣、短片、動畫,在二十國登報,卻每份報章的設計都不同;香港人團結,前中後場互相支持,車隊急救員旗手魔法師滅火隊長槍兵互相補位,勇武手足回城獲民眾夾道歡迎;香港人有國際觀,參考波羅的海三國的人鏈示威,把香港與三十年前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以至整個鐵幕以西的自由世界連結起來;香港人自制,抗爭從不隨意破壞商鋪,設路障讓巴士車輛先散去;香港人冷靜,在混亂的抗爭現場亦可輕易的分紅海讓救護車通過。還有很多很多。有人說香港人的身份意涵欠奉,只能訴說自己不是甚麼。然而,我想在這個夏天,我們面向了世界,自述了到底我們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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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道德意義其實不只存在於言說裡,固然脫下口罩宣告世界帶有巨大的道德的力量,但微少如即使在硝煙四起時仍然不忘照顧記者,在自身安危受威脅之下仍然回頭拯救同伴,在裝備與武力完全不相稱之下仍然勇敢抗敵,在風雨之下仍不斷對真理敲問,種種都映出良善的力量,在當下的苦難裡,也就更顯珍貴與偉大。這些人脫下口罩後都是平民,但卻都把貴族的影子長長的拖在身後。這些良善的力量本來沒有載體,只是從個人的貴族精神裡展現出來,但當我們把力量注入香港人的容器時,共同體便誕生了。他不為槍砲所傷,他不能被坦克輾斃,他也不能殺敵,但他直透人心。

抗爭者付上生命的奮鬥扭轉了弱少民族本來不能逃過,淪為大國政治注碼的命運。美國把香港示威與貿易戰談判綁上;參眾兩院領袖、國務卿、副總統為香港發聲;在美國舉行, 集世界央行行長的 Jackson Hole 會議,哈佛經濟學家 Carmen Reinhart 指香港的示威並非局部的地緣政治事件,而是有可能誘發全球經濟衰退的黑天鵝;Bloomberg、CNN、CNBC 每日均以極大篇幅報道香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聲明批評警方在室內使用催淚彈:G7的聯合聲明提到香港。跟香港情況同樣惡劣的有被印度違憲取消其自治地位的克什米爾,卻獲得遠比香港少的注視。這些國際關注不一定能直接讓我們爭取到五大訴求,甚至不能阻止警察濫暴,那為何仍然重要呢?當香港的示威是不能為世界所忽視,其局勢亦將左右大國的軌跡,開啟本來被堵塞住的道路,撼動牢不可破的秩序,在石壁裡鐅出一絲光。

常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本來個人的力量在歷史裡是很有限的,面對資本、制度、禮教、世俗的壓力,多數人都被淹沒了,成為歷史的標本。時代革命沒能革到時代,反革了時代裡的人。但香港的抗爭者,特別是站在前線以武抗暴的,卻以頭盔、豬嘴、浮版、冰袖、磚頭、竹枝、汽油彈,創造了新的時代:一個香港人以「香港人」的身份在歷史刻下註腳的時代。那是誰都意想不到,卻非從天而降的幸運,而是無數人飽盡羞辱與辛酸,承受著家人、社會的不理解所換來。

反送中運動快將踏入第三個月,運動的本質與訴求早已超越修例本身,而是一場香港人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存續之戰。香港人以行動教會了世界,不能縱容邪惡坐大,以僥倖之心期望他會變好,只能躍身一跳,與邪惡周旋。暴政終會崩解,那只是時間的問題,但即使暴政建在,他已不能否定香港共同體的存在。吳叡人老師在《賤民宣言》裡引寫道:「『正因這條道路受到阻礙,我們才要往這條道路繼續前進』(Cahiers, Albert Camus)。是的,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儘管世界放逐了我們,我們卻更執拗地面向世界,因為這也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唯一的世界。」

我們距離勝利或許還有很遠,但我們終非一無所獲。在某種意義上看來,香港人實現了「時代革命」,救贖了香港,讓它從歷史的夾縫裡解放出來。剩下的,就是「光復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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