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馬克思與羅爾斯 (Karl Marx and John Rawls)

2015/4/14 — 15:48

節錄〈行於所當行──我的哲學之路〉(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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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完成論文後,已是初秋,我抱著忐忑的心情,從約克南下,去倫敦政經學院找我後來的老師碩維(John Charvet)教授。英國的博士制度,仍然是師徒制,一開始便要選定指導老師,並由老師帶著做研究。所以,在正式申請學校前,最好和老師見見面,討論一下研究計劃,並看看雙方意願。約克大學的老師說,碩維在政經學院的名氣不是最大,卻是最好的師傅,推薦我去跟他。

政治系在King’s Chamber,一幢古老的三層紅磚建築,樓梯窄得只夠一個人走。我爬上三樓,初會我的老師。碩維教授穿著西服,溫文隨和,說話慢條斯理,典型的英國紳士。我說,我想研究伯林和羅爾斯,主題是多元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個題目並不新鮮,因為行內誰都知道多元主義在他們思想中的位置。但我當時已很困惑於這樣的問題:如果價值有不同來源,公民有多元信仰,如何可能證成一組合理的政治原則?這組原則為什麼是自由主義,而不是別的理論?碩維同意我的研究方向,並說伯林是他六十年代在牛津時的指導老師。他又告訴我,當時整個英國都沒人在意政治哲學,牛津甚至沒有政治哲學這一門課。直到《正義論》出版,情況才有所改變。

那天下午,我們談得很愉快。臨走,碩維說,他樂意指導我。退出老師的辦公室,我鬆了口氣,終於有心情在校園逛逛。我先去哲學系參觀,見到波柏的銅像放在走廊一角,一臉肅穆。然後去了經濟系,卻找不到哈耶克的影子。我見天色尚早,突然有去探訪馬克思的念頭。馬克思葬在倫敦北部的高門墓地,離市中心不太遠,但我卻坐錯了車,待去到墓園,已是黃昏,四周靜寂,只見形態各異的墓碑,在柔弱晚照中默然而立。馬克思在墓園深處,墓碑上立著他的頭像,樣子威嚴,眼神深邃。墓身上方寫著「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下方寫著「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最後一條,寫於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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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斜對面,低調地躺著另一位曾經叱吒一時的哲學家史賓塞(1820-1903)。史賓塞的墓很小,如果不留心,很難發現。史賓塞是社會進化論者,當年讀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第一個提出「適者生存」的概念,對留學英國的嚴復影響甚深。 嚴復後來將赫胥黎的《天演論》和史賓塞的《群學肄言》譯成中文,並主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影響無數中國知識分子。 百年後,浪花淘盡英雄,我這樣一個中國青年,孑然一身立於兩位哲人中間,回首來時那條叢林掩影的曲徑,真有「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之嘆。

2

馬克思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哲學家。早在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前,已在國內初中政治課聽過他的名字。我甚至記得,當年曾認真地問過老師,共產主義真的會來嗎?老師說,一定的,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我不知所以然,但老師既說得那麼肯定,我遂深信不疑,開始數算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後,離共產社會還有多遠。當天站在馬克思墓前,少年夢想早已遠去,真正震撼我的,是看到墓碑上那句對哲學家的嘲諷。難道不是嗎?如果哲學家只是在書齋裡空談理論,對改變世界毫無作用,那麼我決心以政治哲學為志業,所為何事?這對躊躇滿志的我,有如棒喝。

馬克思的觀點,表面看似乎是這樣:哲學家只懂得提出抽象的理論解釋世界,卻對改變世界毫無幫助。真正重要的,是推翻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對立,解放全人類。改變的力量,來自全世界的工人無產階級。如果這是個全稱命題,並包括馬克思在內,那顯然沒有道理,因為馬克思一生大部份時間都在從事理論工作。如果理論沒用,那我們不用讀他的《資本論》了。馬克思也沒理由說自己不是哲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希臘哲學,而他的歷史唯物主義更在解釋人類發展的內在規律。回到這句話的語境,馬克思的觀點應是:費爾巴哈和其他哲學家對哲學的理解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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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出在哪裡?這要回到費爾巴哈的哲學觀。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提出一個革命性的觀點:人不是按神的形象而被創造,而是反過來,上帝是按人的形像而被創造,然後將其安放在外在超越的位置加以膜拜。上帝不是客觀真實的存有,而是有限的個體將人性中最理想和最純粹的特質(知識、能力和善心等),投射為完美上帝的理念,但人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這一事實。宗教異化由此而生,因為個體將本來屬於人作為「類存在」的本質誤當為上帝的本質,並受其支配。哲學的任務,是透過概念分析,揭示這種虛假狀態,恢復人類本真的自我意識,成為自由自主的人。費爾巴哈明白表示:「我們的任務,便正在於證明,屬神的東西跟屬人的東西的對立,是一種虛幻的對立,它不過是人的本質跟人的個體之間的對立。」 由於宗教是所有虛假的源頭,因此哲學對宗教的顛覆,是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認同費爾巴哈的目標,卻認為單憑哲學解釋,根本不能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社群,因為導致異化的真正源頭,並非人類缺乏哲學的明晰和清楚的自我意識,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造成。 要克服異化,必須改變產生虛假意識的社會制度。再者,費爾巴哈或許以為單憑純粹的哲學思辨,能為社會批判找到獨立基礎,但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如果不先改變經濟結構,人們的宗教觀和哲學觀根本難以超越時代的限制。

單憑哲學解釋不足以改變世界,這點我沒有異議。但改變世界可以不需要哲學嗎?我想,馬克思本人也不會接受這點。改變世界之前,我們需要先回答兩個問題。一,必須清楚當下的世界為何不義,否則我們不知道為何要革命。二,必須了解革命後的世界為何理想,否則我們不知道革命是否值得。這兩個都是規範性問題,需要政治哲學來回答。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相信馬克思會說,資本主義之所以不義,是因為階級對立導致嚴重剝削,私產制和過度分工導致工人異化,意識形態導致人們活得不真實,自利主義導致社群生活無從建立等。 對於第二個問題,馬克思會說,共產主義社會是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異化,人人能夠實現類存在的理想世界。由此可見,改變世界之前,馬克思同樣需要一套政治道德理論,並以此解釋和批判世界。

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同意這個說法,可以有兩種回應。第一,科學社會主義不需要談道德,因為根據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隨著人類生產力的提高,既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阻礙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並使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加劇,最後導致革命,將人類帶進社會主義的歷史新階段。 既然歷史有客觀的發展規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那麼根本沒必要糾纏於沒完沒了的道德爭論。哲學家要做的,是幫助無產階級客觀認識這個規律,激起他們的階級意識,加速革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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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紀過去,社會主義的實驗,翻天覆地,到了今天恐怕再沒有人如此樂觀地相信歷史決定論。資本主義經歷了不少危機,但離末路尚遠,而且也沒有人肯定,末路的最後必然是社會主義。即使是社會主義,也不見得那便是理想的歷史終結。此外,二次大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大大緩和階級矛盾,而工人階級也沒有明確的共同利益,促使他們聯合起來顛覆既有制度。最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社會的政治想像,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吸引力已大減。在這種革命目標受到質疑、革命動力難以凝聚的處境中,馬克思主義或者廣義的左翼傳統,如果要繼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希望通過批判吸引更多同路人,那麼批判的基礎應該是道德和政治哲學,而非歷史唯物論。

第二種回應,則認為即使我們想談道德,也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來談。馬克思認為,不是主觀意識決定人的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社會存在的基礎有賴總體生產關係決定的經濟結構,這個基礎決定了法律、政治、宗教和道德這些上層建築,並限定了人們看世界的方式。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了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為了一己利益,總會千方百計將他們的價值觀灌輸給被統治者,並讓他們相信資產階級的利益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先改變經濟制度,任何真正的道德批判都不可能。

我不接受這種經濟決定論。 無可否認,人的思考必然受限於他所處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但人的反省意識和價值意識,卻使人有能力對這些條件本身作出後設批判。面對當下的制度和觀念,我們總可以問:「這樣的制度真的合理嗎?我們非得用這些觀念來理解自身和世界嗎?我們有理由接受這樣的社會分配嗎?」原則上,理性反省沒有疆界。這是人之所以為自由存有的基本意涵。如果否定這一點,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青年馬克思能夠寫出〈論猶太人問題〉和〈經濟及哲學手稿〉這些批判資本主義的經典之作。我們也不能說,只有像馬克思這樣的先知,恰巧站在歷史那一點,才使他能夠超越虛假意識,洞察真相。如果真是那樣,在全球資本主義興旺發展的今天,左翼豈非更難找到社會批判的立足點?

所以,回到馬克思那句話,我寧願改為:哲學家們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是哪種解釋才是合理的。不過,這裡的「解釋」,涵蓋了理解、證成和批判。這是政治哲學責無旁貸的工作。政治哲學既要對現實世界和人類生存處境有正確認識,同時要證成合理的社會政治原則,並以此作為社會改革的方向。就此而言,理論和實踐並非二分,更非對立,而是彼此互動。理論思考的過程,即在打破主流意識形態的支配,擴充我們對道德和政治生活的想像,並為社會批判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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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將馬克思視為政治哲學家,我們遂可以將他的觀點和其他理論互作對照。讓我們以社會財富分配為例,看看代表左翼的馬克思和代表自由主義的羅爾斯的觀點有何不同。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這篇經典文章中,馬克思罕有地談及日後共產社會的分配問題。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由於尚未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烙印,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即根據生產過程中付出的勞動力多寡決定個人所得,勞動成果應該全部歸於勞動者。這體現了某種平等權利,因為它用了一個相同標準去衡量和分配所得。馬克思卻認為,這正是按勞分配的缺陷,因為它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道德考量。例如人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差異,必然導致勞動力不平等。生產力高的人,收入一定遠較老弱傷殘者高。此外,這個原則也沒有考慮到每個人社會背景的差異。對結了婚或家有孩子的工人來說,即使付出和別人相同的勞力,拿到一樣工資,實際上並不平等,因為他的家庭負擔重得多。所以,接勞分配並不是合理的社會分配原則。

馬克思聲稱,「為避免所有這些缺點,本來平等的權利必須改為不平等。」那麼該如何改呢?我們期待他提出更合理的建議。誰知去到這裡,馬克思筆鋒一轉,聲稱這些缺點在共產社會初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分配原則永遠不能超越社會的經濟結構和文化發展。只有去到共產社會更高階段,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徹底解決資源匱乏問題,勞動不再只是維生的手段,而是生命的主要欲望後,我們才能夠完全克服「誰有權應得多少」這類資本主義社會殘存的問題,並最終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對於馬克思的答案,我們可以提出兩個質疑。第一,馬克思並沒有告訴我們,在共產主義未實現之前,怎樣的財富分配是合理公正的。他只以一個歷史發展的許諾安慰活在當下的人,但這個許諾實在太遙遠了。要知道,社會資源的分配,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命。我們能否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能否享有幸福的家庭生活,能否得到別人的肯定和尊重,都和我們在制度中可以分得多少資源息息相關。因此,作為平等公民,我們有正當的權利,要求公正的社會分配。馬克思或會說,非不欲也,實不能也,因為歷史條件限制了所有可能性。但為什麼不能呢?今天很多資本主義福利社會,早已為公民提供各種社會福利,包括醫療、教育、房屋、失業和退休保障,以及對老弱病殘者提供的特殊照料。當然,這些措施或許仍然不足,但不是遠較簡單的按勞分配來得合理嗎?

第二,馬克思所許諾的共產主義社會,其實並沒有處理到分配問題,而是將分配問題出現的環境消解了。分配問題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由於社會資源相對不足以及參與生產合作的人對自己應得多少份額有不同訴求。但去到共產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令物質豐盛到能夠讓每個人得到全面發展,而生產者又不再視勞動本身為不得已的負擔,那麼分配問題早已不再存在。錢永祥先生因此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各取所需』不再是分配原則,因為無限的資源加上『應得』概念的失去意義,已經沒有『分配』這件事可言了。」 歷史發展到今天,即使是最樂觀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得承認地球資源有限,如果人類繼續以目前的模式消費,很快將要面對嚴重的環境和能源危機。既然資源無限的假設不切實際,社會正義問題便須認真面對。

羅爾斯和馬克思有類似的問題意識,答案卻很不一樣。羅爾斯的問題是:在資源相對貧乏的情況下,如果自由平等的公民要進行公平的社會合作,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分配合作所得?羅爾斯的答案,是他有名的差異原則,即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必須對社會中的最弱勢者最為有利。這些最弱勢者,指經濟競爭力較低的人,包括老弱傷殘及低收入者。 羅爾斯認為,經濟不平等的根源,很大程度源於人的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差異。如果我們接受道德平等,便不應該任由這些差異影響每個公民的正當所得。於是有了他那著名的無知之幕的設計,將這些任意的不平等因素遮去,確保每個合作者在對等位置上商討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則,而差異原則正是他們的理性選擇。羅爾斯心目中的公正社會,是一個人人平等且共同富裕的社會:公民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擁有公平的機會平等,而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政府須透過累進稅、遺產稅及其他措施,提供各種社會保障,並盡量避免生產工具和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羅爾斯稱這個社會為財產擁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自由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政體(liberal socialist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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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說,我們應該改變世界,令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公正。沒有人會反對這點。但正義的標準是什麼?社會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人與人之間應該存在怎樣的道德關係,才滿足正義的要求?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如果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德性,政治哲學則是政治社群的首要學問。

我以上的討論旨在指出,一旦歷史沒有必然,一旦我們恆久處在資源有限訴求不斷的環境,一旦我們意欲好好活在一起,那麼我們必須善用理性,善用人類累積的道德資源,共同構建和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公正社會。這既是國家對公民的責任,亦是政治正當性的基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回應了馬克思提出但其本人沒有回答的問題。如果其他理論不滿意羅爾斯的答案,他們必須提出實質的道德論證,並為心目中的正義社會圖像作出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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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於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12),乃〈行於所當行〉一文的第三節。原文有相當多的註釋,有興趣者可直接參考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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