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1970 - 80 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回顧「新青學社」及其活動(第二部)

2018/2/6 — 11:47

譯者序

香港在70年代青年激動化運動後,由於學運走向沈寂,各種探索社運出路以結社形式出現。其中一個是“新青學社”,其主要形式是以一所工人夜校,嘗試向工人運動結合。本文作者在2005年間到港做了一個有關“新青學社”的研究,以此手槁,在2007年為研究年報『現代中國』撰寫了一篇有關“新青學社”的學術論文。當中的兩位主人翁為梁耀忠和劉山青。

作者日野女士是一位長期關注社會公義的日本學者。撰文時為名古屋的金城學院大學,現代文化學部,國際社會科的教授。全文分三部,共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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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學社”發生年代久遠,當中人與事的記憶必然有錯漏。對學社的針砭及理解,應該無法合一。第二部的爭議對新青學社的過來人來說,可能爭論較大。筆者嘗試記載,以免這段歷史失軼。

本文的第一部已經在稍前時間刊登在《立場新聞》,但其時為譯文再譯。現在新的版本在本人網誌之內。第一部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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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  } 括著的文字為譯者所加,與作者無關。

譯者,劉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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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 80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

《論文》

研究年報『現代中國』第81號、2007年9月、第107-120頁。

1970 - 80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

─回顧「新青學社」及其活動─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青年運動

作者:日野 みどり HINO, Midori

“新青學社”作為社運組織的“雙面性及其內在衝突”
1.香港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與“新青學社”的關係

1958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成立,它是香港各高等院校學生會的聯合組織。學聯本身的回顧稱(註16), 20世紀60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的誕生期,70年代是高漲期。香港大學的「五月風暴」(67年)、珠海書院的「珠海事件」(69年)為各院校運動蓄積了力量。可以說,六十年代的院校運動和都為第一次“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68-71)促成了七十年的學運高潮(註17)。

{1968年1月12日,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召開了「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座談會,並在會中提出要「港府應實行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要求,獲得一些刊物的回響。同年6月14日,二百多個團體成立「香港各界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工作委員會」由黃夢花議員任主席。同年6月,港大《學苑》和《盤古》雜誌社在港大明原堂召開全港大中學生刊物研究討論會,並成立一個長期組織跟進。”}        

七十年代上半期的香港學生運動,廣義上說,與世界的潮流相呼應;狹義上說,這是中港兩地關係的一個固有問題。對於前者,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相關,對後者來說,它與“保衛釣魚島運動” 相關(1971-72年)(註18)。學生運動意識到當時中國共產黨之下的“祖國”強大了,促進了愛國主義枱頭。《國粹派》和《社會派》之名是在73年才出現,初時也被稱為《中國派》和《香港派》。

《國粹派》有很強的民族意識,認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們理解,一,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將來必定回歸袓國;二,香港的前途問題必須與中國或第三世界的利益相配合。

七三年,中國(中共)提出「革命外交路線」,將世界分為三,第一世界為美蘇霸權,第二世界為己發達國家如歐洲等國,第三世界為中國等和其他落後國家。它深遠地為《國粹派》打下絡印,長遠地成為其理論基礎。《國粹派》認為為了中共反霸,香港基層雖然活在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下,為大局著想,「在愛國反霸」的大前提下,香港應維持現狀,待適當時候回歸中國,這等於不反殖。(註19)

1971年的港大第一個回國觀光團由20人組成。其滙報會在港大陸佐堂舉行,座無虛設,其事引起一連串討論,及導致港大成立國事學會。

《國粹派》的重點活動是「中國周」,推動認識新中國熱潮。其{第一屆中國周在1973年10月舉辦,由浸會學生會提出。其間在港大展出的「認識我們的祖國」,一周內吸引了5000入場人次,在理工的續展吸引了3000,隨後還到浸會和中大展出,共吸引了一萬人次入場參觀;74年的第二屆的主題為「中國地埋風光展覽」和大會堂的「中國近代史圖片展覽」,共吸引了8萬人人次參觀;75年第三屆以「中國科技發展史展覽」作主題,吸引4萬人人次參觀。}

《社會派》傾向於行動和本土,信奉當時歐美流行的新左思想,批判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及其理論,堅持反資反殖。《社會派》較強調個人主義和獨立思考。在懷疑和批判的思想方法下,在實踐上,它強調行動。{不過,無論是社會派和當時的小數派右傾的自由民主派,它們都是以反《國粹派》的形式出現。}

《國粹派》類近於當時中國的清教徒的生活,以集體生活陶冶,純樸生活方式等吸引信眾;《社會派》較為不滿殖民地主義,不滿中國當時的作法,和以「社會良心」自居。

然而,1976年4月爆發了“天安門事件”,中共當局在北京壓制學生和公民的異見聲音,《國粹派》無法自圓其說,為中國共產黨說項,“天安門事件”瓦解了《國粹派》;它也影響了《社會派》。自此,在七十年代後期,學生運動的中心轉向地區關懷,如校內改革和基層權益運動等(註22)   。

總的來說,“新青學社”的出身較接近《社會派》。“新青學社”關注工人權益,但它並沒有與戰後活躍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結盟{香港工會聯合會於1948年成立}(註23)。雖然,“新青學社”的大部份成員曾參與學生運動,它沒有受學聯的影響{那時的學聯其本上為親中派}。在某個意義上,“新青學社”的政治態度較為開放。但自由同時有做成政策並不穩定的危機,“新青學社”在後期浮現了組織弱點。

2 ) 兩條路線:社會服務主義和宣傳社會運動主義的矛盾

“新青學社”的導員之間一直存在兩種傾向。一派是以夜校服務工人,教授知識,幫助個人成長,總的可稱為「小型手工業方式或亞細亞生產模式;另一派則是通過提高工人的社會意識和戰鬥意識,培育未來的工運領袖,總的可稱為「運動型或街頭戰士型」。

“新青學社”始創人之一的劉山青先生,是運動中的激進派,主張托洛茨基學說。他參與“新青學社”約兩年左右就離開了學社。劉山青表示,學社在在組建以來就存在兩條路線 ,他本人屬於後者。由於無法統合,“新青學社”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運作,“暫時以專注在管理一所工人夜校的活動形式運作”, “新青學社”從沒有為其理念進行過嚴肅討論,缺乏社會教育總綱。對學員的社會意識教育只能依靠個別的授課和課外活動來提升。結果,劉先生和“新青學社”的其他成員在工人運動方向上進行斷斷續續的爭論。

劉先生評“新青學社”是失敗的。總的來說,“新青學社”的兩難是七十年代末香港學生運動的兩難。兩派在對中國政府的態度上分裂,並進行鬥爭。劉先生說,“新青學社”試圖專注於教學,迴避政治問題。劉先生所代表的原則派認為,由於迴避政治,“新青學社”無法向工運發展。由於原則問題得不得解決,包括劉先生在內的激進主義分子在“新青學社”成立兩年後相繼黯然離去(註24)。

劉先生表示,“新青學社”埋頭於其日常事務。他們之間矛盾的實際情況則在“新青月刊”上看到。 接下來的兩篇刊登在“新青月刊” 第9號的“工人夜校一週年回顧”的的文章,反映這一爭論。{對小手工業生產方式的質疑}

第一篇為以“劍”署名的一位導師的信

『(摘要)學員的進展確是和「預期值」有頗大的偏差。 一方面知識的傳遞速度太慢(是教學方法不好;學員不大主動學習,還是學員為到「先天的」社會條件限制,我不能總結),凝聚的力量還少(這當然和我們學員人數少有直接關係),甚至于鼓勵他們組織的,還只是文娛、康樂和體育一類的活動(註25)  。』

第二篇為以“阿蒙”署名的一位導師的文章。

『不知是誰說過,辦新青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工人學員醒覺過來── 醒覺到他們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和他們在這個時空要面對的責任。其實,談醒覺,真是談來何容易。(註26)   』

異議的聲音在另一篇文章中,{以更加尖銳的方式}出現。它是78年10的題為“有個人正在找藉口離開這個學社,那個人就是我─ ─高國威。”的文章。一位意決離開“新青學社”的導師談新青的組織問題。

『(摘要)我對新青的要求並不高,你對政治、人生的傾向是怎樣,可以慢慢談,但是總要尊重這個個體,有責任地投入工作和關注這個團體。(剪斷)

新青是一個自由加入的團體,很明顯,加入了就要投入工作。而同時亦需要心情舒輰地工作。

但是,加入新青年多以來的工作,正好反映出有一套完整理論的人,在實踐中,郤可以是完全另一回事,可以不負責任,單純以個人喜愛和自由,而妄顧學社的運作和發展,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心情舒輰,但是郤令其他人,包括我,就不很心情舒輰。(剪斷)

學社發展以如今,已經成為兩堆人的運作。學社為一些人,提供了一個組織的名義,去與外界聯絡,或者用來裝飾。無疑,關心時事,學好理論,在個人層面來看,是一件相當「過癮」的事,聽下別人講,自己看下資料,有意見就「哦」吓別人,這種生活很吸引,但是搞新青並不是一件浪漫的玩意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欺詐的人際關係,導師間的相互打聽,有時甚至可以說是不信任,相互間的成見和因個人的思怨而引致工作上的不合作。真的感到痛心,(註27)  (簡略)

緊接著這篇文章,一篇題為“回響”的編者的話說:“如果真的只是一大篇堆砌的藉口,我會一笑置之,如果是滿紙的個人偏見,我會不屑一看。但是,都不是,偏偏,所說的都是事實,都是學社現存的某一些問題。

如果是一個人的離去,或許還可以說「人是會變的」、「人是會退縮的」;但,一個、二個、三個的離去,再不能以此來掩蔽一切了。警號一次又一次的響起來,我們還能說一切形勢大好嗎?我不想騙人,更不能欺己。

當我加入學社時,已知道學社不是想像般那麼生氣勃然,問題是加深著。開了交待會、討論會、會員大會……是嘗試找方法去改善。但會後,情況依舊,什麼契約嘛,還不是一張躺卧在抽屜內的死物?!(忽然想起鄭振鐸的「荒蕪了的花園」。) (註28)   』

正如劉先生回憶,這情況從1978年漫延至1979年,在路線不確定的情況下,不僅所謂激進分子被迫離開組織,一些中立路線的也心灰意冷。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篇署名為“某導師”的長文“兩載滄桑話新青”中檢討了“新青學社”成立兩年的歷史。

『(摘要)公共房屋租金事件,對學社只能說是冲擊學社面對外在社會社會問題的一次嘗試。到了保釣事件,學社便進一步呈現了她那欲與外界聯擊及關心社會的傾向。她)一方面自覺地明白要聯繫其他群眾激進單位及支援各社會性事件,而另方面卻發覺學社的成員,大部份在政治醒覺和認識上非常有限,故此無法樹立任何政治性的方針和展望,亦不敢與較政治化的團體連上關係和發表過激的言論。跟著金禧事件(註29)  的爆發,掀起了學運和關心社心的浪潮,在參與中,不論工人學員或導師,都感到在實質上,學社是有能力與其他參與社會性運動的團體和單位打上關係,連成一陣的。但可惜的是,由於長期以來,成員過份集中於社內的工作而缺乏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和討論,及作好介入支援的心理準備,令部份成員在運動中有時感到徬徨和不知所措。同時由於全面投入事件而未能顧及內部正常運作,以至後來出現了內部運作與介入社會運動的關係的爭論問題。新青曾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陷入低潮,對社會問題開始轉回冷漠及缺乏信心。 (註30) 』

路線混亂迫使,“新青學社”要制訂憲章。1982年,在“新青學社”成立五年多以來,它首次委派三人委員會為“新青學社”起草憲章(三月二十一日),“新青月刊”的有一篇文章報導了此事(註31)  。儘管這些努力,該份公約最終還是無法完成。

為此,“新青學社”內部的上述兩種傾向(小手工業生產方式還是參與社運的鼓吹主義)在運動目標、組織方向、政策、宣傳手法、定位和服務形式等開展了辯論。本節將討論“新青學社”能否找到一個調和的結構形式?

基於各種因素,這兩種傾向一直存在於 “新青學社”相安無事,專注日常的“小生產方式派”為學社的主流 (註32)?

“新青雙月刊”在80年第一月號[的最後一篇由“新青學社敬啟”的社論性文章,表示“新青學社”需要一個明確和統一的方針。

『隨著八十年代的開始,新青學社要踏進第四個年頭了。

三年多以前,“一群剛踏出門,步入社會的大學生,反省過往的學習,深深體會到過往接受的教育是十分的不足和不妥善;尤其不能照顧低下階層。

(中略)

三年以來,學社的運作主要集中在辦好一所工人夜校,進行一般的文、康、體活動,並帶動學員認識社會及參與社會運動。

不過,雖然這種運行方式能夠達到我們部份原先的宗旨,不竟是未能同時擴大社內成員的數量;亦未能廣泛地團聚工友。

總結了三年來的經驗,此際我們確立了一個新的展望。

隨著學社一向的基礎而發展,今後我們將要邁向一條正規化的「工人結社」的道路。也就是說新青學社要突破過往集中力量於夜校運作的階段,擴展為一個具多樣性活動的工人學社。其中包括擴辦多項單元課程(作者註:當然是獨立的主題),加強文、康、體活動,成立小組進行探討香港、中國及國際時事的變化,甚或實際參與社會事件。(註33) 』

也就是說,“新青學社”制訂的政策是透過知識傳授去提高工人的社會意識和批判,它沒有介入工潮,而只是參與一些社會性事件,以讓學員實踐。這種試圖平衡社會服務功能和宣傳鼓動功能的作法,對主張革命的劉山青先生來說,是一個和理非非的妥協作法,是工運改良主義,它的直正主張只是回歸到原來的建立工人教育中心的主張,不是推動工人革命和反對殖民地主義,不可能培育出工人革命家(註34)。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階段可以說平衡“教育主義”和“介入工潮主義”兩派的要求。但這種迂迴方式是迴避問題的折衷主義,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在“新青學社”的後期,碩果僅存的梁耀忠先生承認, “新青學社”希望轉回到“工人運動”的努力並不成功。 

梁耀忠在訪問中表示,

『20世紀80年代初教育體制發生了變化,政府擴大了小學和初中義務教育,使很多人可以上學。所以很少有人想要像我們這樣的課程。學生人數減少了,我們擔心付不起房租,所以我們認真考慮下一步該怎麼做。然而,由於“新青學社”原先是一所夜校,很難改變和轉型。因為收來的學生只打算學習,即使學社說要改變,也未必可能?即使希望搞政治組織、工會或者工人組織,也不能輕易擺脫目前的困局。此外,大部分人認為老師的責任是教書,學社可能有一兩個人有意從事社會運動,但無人和應。當時組織癱瘓非常嚴重的,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會後,仍然沒有得出任何結論。(註35)   』

即使到了“新青學社”後期,對工運轉型的路線還是無法兌現。因為,“新青學社”到了80年代已失去動力。儘管“新青學社”努力建立一個新的軸心,它還是沒有成功。這與香港學生運動下滑的原因大致相同,因為時代改變了規則。“新青學社”隨著上世紀70年代後半期的社會上存在著勞動問題和社會運動的餘勢而誕生。這些隨著經濟發展而稀釋。正如梁先生回顧,自1978年9月起,政府提供足夠學位予所有小學畢業生,使他們在官立及資助類別學校升讀三年免費初中課程,工人夜校開始式微。(註36)滿懷理想的“新青學社”工人的夜校不能幸免。

“新青學社”的導師們逐漸地離去,有的移民,有的結婚。

注:備註

( 註16)香港専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廣角鏡出版社、1983年、9-27頁。

 (註17) 關於“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 68至71年)的開始及終結, (同上第12頁)。1965年12月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的大學生座談會上記錄(第311頁,香港學生運動大事年表)。廣江倫子・吉川雅先生的“香港法律與漢語:關於第一次“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香港中文讀寫能力變遷的社會語言學研究】(2007-06年度研究基金贊助,研究負責人,吉川雅之),2007年,第196頁。1965年2月在香港大學一個論壇上相關於發展大學生運動的發言。

(註18) 保釣運動與香港學生運動的関係、加々美光行「防衛釣魚台「反日」運動與中國統一化志向」『中國研究月報』 298號、1972年12月、23-27頁參照。

(註19) 香港専上學生聯會、前掲、97-99頁

(註20) 例如,以“回國旅遊團”為名的“中國周”主題活動。 “中國周”始於1973年(首次為一個研討會),到1978年共舉辦了六次綜合性的活動。 每年有不同主題,包括“認識祖國”和“中國科技發展史”等,高峰期間曾一天內有8萬人次參觀。同上、79-81頁、313-322頁。

(註21)   同上、189頁。

(註22)   同上、97-99頁。

 (註23)  70年代的工聯會為親中左派工會,其成員比例佔全港工會人數的約7成;TUC屬於親台灣右派工會,人數約佔1成;新興的獨立工會約佔15-19%,它並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區在背後支持。England & Rear, 前掲、p.150。

(註24)  據作者採訪手紀(2005年8月7日)。

(註25)  “新青月刊” 第9號[78年2月份]第13頁。

(註26)   同上,第16頁。

(註27)  “新青月刊”第13號[1978年10月]第9-13頁。

(註28)    同上,第13-15頁。

(註29)  1978年,金禧中學的教師和學生因校政問題發起一連串抗議活動,事件演變成圍繞校政自主和學生接受教育權的問題。各運動組織和各界人士支持師生,5月28日舉行了萬人參與的“支持金禧中學復課大會”。這是當時爭取社會變革的重要里程。

(註30)  “新青雙月刊”第3 號[1978年7月]第5-9頁。

(註31)  “新青雙月刊”82年3月1日號、第5頁。

(註32)   東京外國語大學總合國際學研究院(國際社會部門・國際研究系)教授,澤田ゆかり氏曾進行相關現象研究。

(註33)  “新青雙月刊”80年1月号、39頁。

(註34)  “新青月刊”83年4月的由學員鍾淇鋒的題為“從新青經驗看”的文章表示,『新青所推行的勞工教育的方法,與其他勞工團體可能有些許的不同,其他勞工團體比較比較著重勞工法例的認識,工人領袖的訓練與及工潮的介入等,去培養工人在社會意識的覺醒。而新青則以夜校的形式,從文化的傳授上去提高其知識水平,以達到分析和批判這個社會的目的,同時也推行領袖訓練和和勞法的認識,只是未有直接地介入工潮,但對某一些社會事件的參與也是實踐其學習的途徑』

其他的勞工運動組織較強調勞工法例諮詢、工人領袖培訓、參與勞資糾紛等等。“新青學社”雖然堅持夜校教育的模式,也同時透過向工人的知識培訓,協助他們分析,批評社會,舉辦領導培訓,勞工法例課,也有參與工潮,提升學員的社會參與。

(註35)    據作者的採訪扎記(2005年8月7日)。

此外,“新巴”雜誌還針對包括九年義務教育機構改革在內的教育白皮書,精英等學生進行了嚴格的篩選測試,建立了“適應工業化教育”體系 我們正在批評這是把後者轉化為工業勞動的分裂政策。 雙月刊第1號[1971年1月],第1-5頁。 這與Mizuoka和土地是一樣的(上文已經指出)。

(註36)  另外,在“新青雙月刊”第1號[1971年1月],第1-5頁上有文章 批評「九年強迫教育檢討報告」只為香港的經濟和工業需要服務。“香港政府為發展經濟而推出的教育為了工業化,使教育轉變為商品。迎合工業勞動市場的需求,抺殺人文科學的重要環節。該制度用作補充當時香港急需的廉價勞動力。這與水岡や陸(前掲)的意見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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