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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暴動錯誤之三:違背中共中央的白區工作方針

2018/7/19 — 18:16

 

《香港67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六

左派發動的67暴動嚴重地違背了中共中央的白區工作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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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制定了在白區的工作方針,1941年中共發出文件《中央城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到如何領導群眾鬥爭,文件說:

基本上我們不主觀的製造鬥爭,如必要發動與參加群眾鬥爭時,應以不暴露組織,不妨害長期埋伏,有理有利有節為原則,以取得勝利速戰速決為原則,以推動全體群眾不孤立突出為原則,應堅持獨立自主的退卻政策,不為一時環境順利而妄動,不為漢奸托匪國民黨挑撥推動及各方的刺激而衝動,不為某一時群眾鬥爭潮流而盲目的追逐群眾自發鬥爭,如僅鬥爭條件可以勝利,但足以威脅黨與群眾的安全時,我們寧肯在群眾中的政治威信上暫時受些損失,不發動鬥爭而保存組織。(見《中央城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194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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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此文件,左派發動的「67暴動」完全違背了這些原則,因為他們:

- 主觀製造鬥爭:
- 暴露了組織
- 妨害長期埋伏
- 不遵從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 孤立突出
- 沒有退卻政策
- 為一時環境而妄動
- 威脅到黨與群眾的安全

中共關於城市工作指示中不准犯的錯誤,港共都全部犯了。關於他們具體如何犯下這些錯誤,請參閱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第九、十兩章。

筆者在這裡僅僅介紹港共是如何主觀製造鬥爭,讀者可以舉一反三。根據前《文滙報》編輯周奕的回憶:

3月21日,海員工會部署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呈遞道歉書儀式,整個過程跟澳門事件別無二致。四個月內,在香港和澳門所發生的兩次事件,表面來看,都是以群眾持續鬥爭取得徹底的勝利(『徹底』這兩個字是應當加上引號的),這樣,無疑是對某些人腦袋中『左』的觀念產生助燃劑。換言之,左傾盲動的思想抬頭。這個時候發生了:南豐紗廠蔣幫分子打人事件,風行、中央、上海的士公司除人事件和青洲英坭反對關廠事件,這些事件有的解決了,有的拖了下來,其間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左』的思想的影響。

對於接著發生的三宗工潮,周奕這樣形容:

上述三宗事件(指風行的士、青州英坭、和南豐紗廠的勞資糾紛),筆者都是處於採訪第一線,掌握到它的緣起和發展,筆者認為這三宗事件可歸納為三個類型:一,在風行的士、上海的士事件,傳媒報導的調子比實際情況高,在澳門事件的影響下,新聞報導把鬥爭的勝利歸結於毛澤東思想。二,青州英坭事件,在「士打馬力加」事件取勝的影響下,把外籍職員打人拔高為保衛民族尊嚴。三,南豐紗廠事件比較難辦,一開始我就看不到有解決的可能,但是在一連串事件中以南豐紗廠的調子最高(頁221)。

青洲英坭廠工人手持毛語錄與廠方代表談判。《華僑日報》1967年5月2日。(《消失的檔案》提供)

青洲英坭廠工人手持毛語錄與廠方代表談判。《華僑日報》1967年5月2日。(《消失的檔案》提供)

作為「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以下簡稱「鬥委會」)成員之一的周奕,支持暴動態度鮮明,但他基於記者尊重客觀事實的基本特點,都看得出左派工會的鬥爭策略是有意使形勢走向更極端的方向。

很明顯地,港共是在主觀製造鬥爭。另外,據暴動時任工聯會副理事長的潘江偉承認:

1967年導致反英抗暴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們時常遭港英鎮壓,港英警察貪污腐敗,與小販、基層發生矛盾,相當尖鋭;二,是受極左思潮影響,人人期望因此而有所改變;三,是受澳門12.3事件影響,加上一批又一批人到澳門學習,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四,原本工會上上下下也想鬥一鬥」(見《工會與你同行——65週年歷史文集》第二部分專題訪問,頁170-171)。

潘江偉這番話,特別是「原本工會上上下下也想鬥一鬥」這一句,更是畫龍點睛地說出了左派「主觀製造鬥爭」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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