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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暴動錯誤之二:違反中(共)英密約,威脅了港英的統治

2018/7/19 — 18:15

《香港67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五

在過去,很多傳統左派人士以及同情他們的知識分子在研究67暴動緣起時,都會指出長期來港英對左派「愛國活動」的限制及打擊是促成暴動的一個潛在因素,從當年左派人士經常喊出「愛國無罪」這個口號可以看出,暴動前港英對左派的確是十分強硬的。問題是為什麼港英會這樣針對香港左派?

筆者在寫《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時,總算是解開了這個謎團。原來中(共)英之間有一個密約:抗爭勝利後,中共以不反對英國接收香港為餌,藉以交換港英允許中共在香港一個半公開的地位,中共並承諾以半公開地位存在的香港地下黨將不從事推翻英國統治的活動。這個中(共)英之間的密約的內容詳見《始末》第三章的附錄。由於有這個密約,一旦中共地下黨活動轉趨高調危害到英國的統治時,港英就會出手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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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違背密約的情況,自從1949年以來就曾經出現過三次。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裡指出的三次「極左」錯誤,就是直接挑戰了港英的統治地位,從而違背了當初中共對英國的承諾,則遭到港英的打壓也就是理所當然了。

以毛澤東旗幟發起的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小冊子,1967 年 11 月由廣州新聞出版界革命聯合委員會發行。(《消失的檔案》提供)

以毛澤東旗幟發起的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小冊子,1967 年 11 月由廣州新聞出版界革命聯合委員會發行。(《消失的檔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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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吳荻舟的記載,中共曾經在1959年舉行一次「50天整風會議」,力圖糾正港共挑戰港英管治權的意圖。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領導人指出港共的錯誤如下:

其一:58年提公開活動,......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筆者按:在吳荻舟文稿中 E 代表英國, HK 代表香港)。

其二: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而根據鐵竹偉的《廖承志傳》,這些「極左」活動令港英十分緊張:

在新華社內,中資企業,甚至國民黨起義的銀行也搞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電影界也搞什麼大批判,大字報上牆,口號聲不斷,弄得香港警察局的警車,成天圍著新華社等機關的房子轉,唯恐從這塊「紅色根據地」裡向外並發出推翻香港當局的火星,引起社會大亂......(頁357-366)

很明顯,這些高調的活動都違背了中(共)英之間在1945年達成的秘密協議,引起港英不滿,導致它出手鎮壓。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港共咎由自取的。

中共當初為什麼會簽署一份承諾不挑戰英國對香港統治的的秘密協議呢?這就得從二次大戰後國共兩黨與英國之間的三角關係來看。

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面臨一個應該由誰來接受日本投降的問題,是英國或者是中國政府。但是當時在軍事上實際控制香港的卻是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簡稱「東縱」)。中共雖然從軍上控制了香港,但它作為一個中國內部的武裝集團,不具備法理依據來接受日本人的投降。這樣中共就得在中國政府或者英國政府之間作出選擇由誰來受降。由於中共當時正準備「解放」全中國,它當然不會支持中國政府(當時是國民黨領導)來接收香港,所以改而支持英國。但是,要中共白白放棄這塊地盤,它又是不甘心的,所以就有了與英國達成密約之事:它主動把「東縱」撤出香港,條件是港英答應給它以半公開的地位,以便它能照常像過去一樣,以香港為基地顛覆國民黨領導的中央政府。英國答應了,但規定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的活動不能威脅到港英的統治,這一點中共也答應了。

但是,這個中(共)英之間的密約,卻不能宣諸於口,因為作為中國人,中共無法公開說出支持英國而不是中國接收香港的說話,所以這個中(共)英密約,從來就沒有向下傳達,造成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個密約,更遑論自覺遵守不危害英國在港統治地位的協議。

根據廣州體育學院社會科學部教授袁小倫的研究,這個決策過程如下:

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致電尹林平指出:英與蔣爭香港,究落誰手尚不知,你們應利用矛盾,便利自己工作,但不可反對收回香港,只可聲明某些事件與我無關。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正如當年擔任中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委員的譚天度晚年所回憶的:收復香港是英國的既定目標,但它將面臨與國共兩黨的鬥爭。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必須有所取捨。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而一旦國民黨收復香港,又將使我黨處於十分不利的地步。只要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利用。因此,黨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在抗戰期間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

中共中央馬上來電做進一步指示:儘量利用英蔣矛盾,保存我之幹部和武裝,並利用港九法律進行華南民主運動,力爭我之武裝偽為港九員警巡捕及義勇隊等,並秘密打入一切武裝組織,利用此時與港督成立某種諒解,我以後不再在港九作非法活動,而港督允許我黨合法存在,並保障我出版日報,獲得各種職業及人員往來等自由 。但不能有反對收回港九之文字宣傳。

就這樣,中共利用蔣英矛盾對港英當局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統戰工作,使英方同意中共在香港的合法地位,允許中共以半公開的形式在港進行各項活動,而中共也承諾其活動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這樣,中共有了在香港生存的政治環境,也使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在港活動鞭長莫及,無可奈何。(見本書第四章附錄《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 引自《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作者為廣州體育學院社會科學部教授袁小倫)
 

正因為有這個承諾,中共高層就不斷告誡港共在香港的活動不能太高調,以免影響生存問題(副總理陳毅的話)。一旦港共活動過於高調,就必然遭到港英的打擊。由此觀之,六七暴動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意圖取代港英成為香港的實際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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