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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不修訂《防賄條例》 因為 UGL 事件?

2015/10/10 — 10:52

特首梁振英 ( 圖片來源:資優教育基金 )

特首梁振英 ( 圖片來源:資優教育基金 )

昨天,本人談到廉署何解以〈公職人員行為不當〉起訴曾蔭權,當中提到現行的《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索取或接受利益〉,並無把特首納入規管範圍之內,以及現行第 4(2B) 條「行賄罪」在舉證上的困難。《明報》近日也有一篇報導,談到現時《防止賄賂條例》的修例問題,並訪問了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

郭榮鏗質疑,梁振英遲遲未落實修例,是因為 UGL 事件。郭議員提到的 UGL 事件,應該是指上年 10 月澳洲的 Fairfax Media 的一篇報導。根據該篇報導,梁振英在 2011 年競逐特首之時,跟澳洲企業 UGL 達成協議,協助 UGL 收購 DTZ ,並會獲收取 400 萬英鎊。根據協議,該筆款項在 2012 及 2013 年分批支付,即梁振英是上任特首後才收到款項,卻沒有向港府申報。問題是,究竟修不修例,是否真的會影響梁振英自己呢?

邏輯上來說,郭榮鏗的說法若要成立,必須符合幾個條件:修訂《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第 8 條,梁振英將有可能因UGL事件而被檢控;與此同時,不修訂便無法例可以起訴對方。又或者,即使UGL事件有機會觸犯現行法例,但該例的罰則遠低於《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或第8條。照此說來,郭榮鏗的說法似乎便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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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篇所述,即使《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並不把特首納入規管範圍,香港現行還有一條〈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該罪並不需以不誠實或貪污作為入罪前提,而且「達致濫用公眾對其信任的程度」也算是一種定罪準則。控方只需證明特首沒向港府申報利益,並非因為純粹疏忽,而是「早有預謀」或「明知故犯」,又或者因為特首在收取利益後,而出現利益衝突,便有機會將對方入罪。〈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舉證困難程度並不高於《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或第8條,甚至比它們低。

罰則方面,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12(2) 條的規定,任何人觸犯了第3條,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000 及監禁 1 年;若有人觸犯第8條,根據第 12(1)(a)(iii) 條的罰則,是罰款 $500,000 及監禁 7 年。至於〈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的罰則,如上篇所述,最高刑罰是也是 7 年監禁。即使假定梁振英在 UGL 事件真的違法,以〈公職人員行為不當〉起訴的罰則明顯不比《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或第 8 條低,郭議員說的「CY 擔心修例會影響自己」,又從何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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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究竟港府完成《防止賄賂條例》的修例過後,有或沒有追溯力?答案應該是沒有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章《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23 條〈一般情形下廢除的效果〉規定:「凡條例將另一條例全部或部分廢除,不得因此而 (b) 影響該已廢除條例的過往實施,或影響根據該已廢除條例而經適當作出或容許的事情; (c) 影響根據該已廢除條例而獲取、產生或引致的權利、特權、義務或責任」。所謂修例,其實是制訂新法例的同時,把舊法例廢除,即是第 1 章第 23 條所說的情況。這亦即是說,修例是並沒有追溯力的。

簡而言之,引用鄙人網上友好「標少」的說法:「若梁振英收取5000萬時,在當時實施的法例下沒有違法,即使之後修例把這種行為訂為犯法,也不具追溯力」。既然沒有追溯力,所謂「因為UGL事件而未落實修例」的質疑,便不能成立。至於梁振英在UGL事件中有否違法,會否觸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廉署會否立案調查,這些便是另一個課題矣。

原文刊於《香港投資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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