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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h Greenfeld 座談後記 — 通往「現代」不可能迴避的國族主義

2018/10/23 — 10:52

文化及民族主義學者管禮雅(Liah Greenfeld)訪港,她在序言書室辦了個講座,我也去了聽。Greenfeld理解國族主義,跟外面大多數人的進路不一樣。Greenfeld首先講「國族」(Nation) 這個字的起源,原意是拉丁文的小貓或小狗,有劣等、下賤的意思。

羅馬共和勢力強大的時候,羅馬人叫外邦人做 “Nation”,羅馬公民不叫自己做「國族」。就像時裝說的「民族風」,一定是異己成份最高,有部落風、有土著感的服飾。

“Nation” 這個字的意思在歷史中不斷轉化,到了15世紀的英國,“Nation” 的意思卻變成了菁英,而 “People” 則是普通人的意思。Greenfeld認為15世紀的玫瑰戰爭(1455-1485)是國族主義的助產士。其時大量貴族在這場內戰中戰死,促進了封建社會的崩解,社會開始流動,一班本來命定卑賤的人,風雲際遇上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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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在政治討論的常態缺席

這班忽然上位的政治新貴成爲了 “Nation”(菁英) ,百思不得奇解,認爲他們之所以可以成爲菁英,是因爲英格蘭的 “People”(人民)有潛能成爲菁英。只要認同自己是英國國族,入了會,就有尊嚴 (Dignity)、能夠向上流動、代表一切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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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當時英國的“Nation” ,是一個菁英階層,與下層大眾的 “People” 相對。但這個階層並非世襲,而是靠時勢突破規範上位,於是內部也產生了平等意識, “Nation” 的概念也逐漸擴大,令越來越多本來無知無覺的人,變得自發、覺醒、積極參與經濟和政治活動。

“Nation” 內部萌發了最初的平等和民主意識。因此在這圖像下的國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對一起出生的雙生兒。

Greenfeld講國族主義,經常提 “Dignity” (尊嚴)這個字,謂國族主義是一個 “Dignified Identity”,它既是社會現象,也是人類的生理投射。人類感受到「尊嚴」,會產生一種欣快感,一旦試過了就忘記不了;相反,一個人的尊嚴遭羞辱,不只是精神受創,連生理都會受影響,例如心跳加速、胸悶、頭暈之類。這些生理作用,已經有近世的神經科學研究作為佐證,也是人類外在行為的內在動力。

戰後學界為何討厭國族主義

國族主義者,即一班尊嚴已經自覺和雄起的人,就會以不一樣的世界觀行走。當英國發明國族主義之後,就開始了國家經濟的觀念,要與當時的海上霸主荷蘭打貿易戰。

Greenfeld舉例,謂當時荷蘭根本不知道英國為何要這樣做,荷蘭人的觀念仍然是基督教式的,認為自己聚了太多不義之財,上帝籍英國人懲罰荷蘭人。英國的出發點與宗教當然無關,而是為了促進英吉利共同體的利益,就算挑起衝突也在所不計。

一班尊嚴自覺和雄起的人,也是一班具自發性、有強烈動機去促進國族利益、維護國族尊嚴的人,她也以此解釋資本主義的出現。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的推手,Greenfeld則認為國族主義生出了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也就是認為今日的「現代性」,都是民族主義的造物。

兩次大戰之後,近世學術界看待國族主義的有色眼鏡越來越厚,主要是因爲受到德國理解的影響。德國這個後發展國家認爲 “nation” 是由種族(race)與民族性(ethnicity)這類先天的血緣與文化傳統因素決定,抹殺了英法美的公民性與個人的國族主義。

戰後知識分子認為德國的民族國族主義是導致大型戰爭、集中營、種族仇恨的唯一原因,不分公民/個人的(好的)國族主義,和民族/集體的(壞的)國族主義,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摧折本土國族心 等於摧折改革力量

到了最近十年的香港,談論本土主義、族群意識,必被上一輩和那個規範的人視為退步,嚴重的就是一輪排外法西斯的指控,這些都顯示了一般人關於國族主義的誤讀。

香港式的民主人士,大多是國族主義的規避者。他們也許自視為中國人、也許認為民族主義會導致災難,所以極力呼喚民主自由的同時,也極力迴避民族主義。前者是不想分開香港與中國民主,要同行並進;後者是抱著「超克」國族主義就是進步、大都會混雜就是好的假設。

Greenfeld的三本巨著,透視了國族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的內生關係。反過來說就是迴避國族建構,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民主,你摧折一班人的國族心,同時也是摧折民主運動的最前線力量。

當一班人自覺尊嚴、開始要求權利、要求民主的時候,他們自然會形成一條界,邏輯仍然是玫瑰戰爭時期的那一套:區分出 “Nation” 和 “People” ,前者是有自覺尊嚴和追求的人,後者是沒有尊嚴需求、營營役役的「普通人」。追求民主、要求權利,坊間所謂的「覺醒」,自會形式一個集體的尊嚴。

不論是街頭上的資源,還是社會賢達比較在乎的政制公平、程序公義,香港人的利益,一旦受損害,就是國族尊嚴受到羞辱,於是他們會無力、痛苦,但在這痛苦中,又會同時產生一種反抗力。

香港人不斷希望促進自身權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種國族行為。到了近年,開始有人開宗名義視香港為一個國族,有了各種論述和國族意識。個別左翼或民主回歸派學者,會視國族主義崛起為退步、破壞公民社會。但正是目光所限,他們不知道國族意識的浮現,正是集體的尊嚴意識到達高峰的自然現象。

一向不支持港獨的新興民主派,也在幾年前戲稱過同一代人(或自己)是被選中的小孩;佔領時期金鐘大台也掛著「命運自主」的橫額。

雖然這些人到底後知後覺,但後覺也是覺,他們要求的不是自身利益,而是要一個公平而集體的尊嚴:民主普選;在遭受人大常委會的民族式羞辱之後,而自發出現了「法式復仇」。很多公民社會朋友否認自己是國族主義者,但他們做的其實就是國族主義運動。

先進者和後進者有兩種國族主義形態

如果看通了,中國將2003年71大遊行定性為香港國族陰謀、雨傘之後硬說泛民之中的某些人是港獨,卻是歪打正著的符合學理。因為民主派中的某些人,說到底仍然有一些召喚集體尊嚴的可能。人民有尊嚴,對於統治者來說不是好事。人民有尊嚴,就會希望有權利、有各種要求,會不滿意不合理對待。

宏觀而言,香港在97年之後的問題,是因為香港在英治末期感受過尊嚴的伸張,尊嚴是上癮的,當你曾經活得像個人,你就不想再活得像條狗。

然而政治現實是中國主權下沒有人可以越過紅線,民族羞辱的感覺終究是揮之不去,也是動蕩的根源。上一代人看見香港旗或者英治圖騰,就以為本土派戀殖,很認真地研究如何去殖,實在是別錯用神。

英國官方幾乎全面徹出香港事務,過去二十年西方也基本放任中國自行其是,但香港仍然內生出一波又一波的動蕩,要查找原因,要回到這個微觀的心理機制,事情與外國勢力關係甚微。外國勢力接觸的老一輩,是對大事情沒意見,也沒情緒,甚至是在衝突中努力做和事佬維穩的。

在Greenfeld的模型裡,國族主義不一定是經由「帶菌者」傳播,而是其他非國族出於自我防衛的意識,模仿先進者而創立自己的國族。法國模仿了英國,德國模仿了法國,俄國和遠東繼續如此。然而國族主義的先進和後進,差距幾乎不可能趕追,即使建立了國族,還是會有 Inferior 和 Superior 之分。

在國族發明路徑上,先進者會發展出自由(Liberal)型國族主義,社會以個人為基礎,講究人權和個人選擇;而後進者卻會因防衛意識和劣等感的影響,將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關係顛倒,認為人要服從集權政府,才可以擁有自由,因此其國族建構工程,會變成由菁英代表全體,由菁英去抵抗外國勢力,亦傾向講究種族和世系。

普魯士的容克階層,俄國、大清的布爾什維克、日本的維新武士,莫不如此,即使是共產主義國家,即使不少都有國際主義的初衷,但最終也是國族主義運動,並產生了相對專制和集權型的國族。

國族發明機制可以解釋猶太人迫害史

在這個理論下,國族主義傳播,其心理動能原來是忌妒。Greenfeld用了歐洲的反猶傳統來作為對比。她認為一神教系統下,歐洲人對猶太人的忌妒和解釋需求,推動了歷史發展。因為猶太人自視為神的獨一選民,於是他們也得到了尊嚴和建構了宗教國族。這使得其他「非選民」忌妒。

為了競爭和應付,古歐洲人建立初期國族的方法,也是模仿猶太人,認了上帝做主。但最初的選民只有猶太人,其他認親認戚的人怎麼解釋自己同樣高等呢?於是同宗之下就生出了其他派系,以耶穌為首,大家也成了第二批選民。

但第一批選民,即猶太人,也自然受到後進的排斥甚至憎恨,全因猶太人是第一個令其他人feel bad的國族發明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基督教若果作為一個國族,則它是模仿猶太教國族的後進者。於是她用後來國族主義的模型,倒頭解釋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恩恩怨怨以及迫害路徑。但她留意到東方並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東方不受一神教系統影響。所以就算是建立了專制型的國族,也不會有迫害猶太人的現象。

國族主義將來會消亡?

講座之後幾個朋友去了晚飯,我跟Greenfeld談了香港的困境:這裡與歐美差不多,主流知識社群認定國族主義是退步和落後;一些抗爭者被判坐牢、有人流亡海外、很多不同背景的學生灰心自殺、有各種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沒有支援、對手強大,是甚麼支撐著他們呢?可能就是你說的國族主義。」我說。

她好像很了解:「那一定很可怕,你們很勇敢……」然後讀她的簡歷,知道她有猶太血統,在俄羅斯海參威出世;她家族上兩代有革命份子、又有受迫害的成員,真的去過西伯利亞勞改。對於蜷伏於牆角的日子,應該所知甚詳。

那日有聽眾問,國族這個概念在將來會否消亡,全世界變成地球村之類。Greenfeld說,這個理念很美麗,但是作為學者,她認為在可見的將來都很難發生,尤其是世界上還有好像Vladimir Putin這類的人物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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