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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抗爭的思考筆記

2019/6/11 — 10:19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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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東北亞的民主發展和抗爭經驗,除了抗爭之外,還有些其他因素導致其民主化/自由化。這樣說當然不是否定抗爭,抗爭當然有其歷史的意義。但之所以會這樣講,是因為有見好多朋友,尤其過去不太熱衷政治參與的朋友,眼見他人犧牲,或者毀家紓難之後,產生一種愧疚感。這可以說是Survivor Guilt,就是眼見別人的犧牲,於是對於自身的安然有一種愧疚的感覺。只是雨傘之後五年過去了,我見到朋友們並無忘記理想,少數變得更有力量的人,他們所經營的生意會在12/6 參與罷市。Stay affluent 同安然是沒有錯的,發動集體擠提都要有錢提啦大佬。

因此,不需要因為自己的安然或者不敢去以較進取的方式去抗爭而感到內疚。相反,如果你會落場參與就請做好被捕以及監禁的準備。在暴動案的判詞中,其實大家都見到這類公共秩序的控罪的入罪門檻極低,只要出現在現場,都可能被視為參與者。沈小民的判詞在考慮個人控罪時,會將群眾的其他行為算到個人的頭上。

「19. 從所呈遞的案例可見,對於暴動罪行的判刑,主要是針對其集體性的暴力行為,並非着眼於個別人士所幹的事。一個人向着警員投擲玻璃樽,獨立地來看這行為或許未必招致長時間的監禁,但二十人、三十人一起或輪流向着警員做同樣的事情,特別在群情洶湧的情況下,更可能出現上訴庭所講的飛速地蔓延,暴力場面隨時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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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現本身就涉及一定風險,因為個人無法控制他人和群眾的行為。加上去過法庭旁聽都知道,認人過程相當兒嬉,往往需要在一張極多燥點的相片中指認一個人,而警方證人往往又會斬釘截鐵地說認得圖中可能只佔幾顆像素的人就是庭中的被告,真係讀書又唔見佢地咁好眼力。因此,如果覺得自己單單出現和無做任何事情就不會被告的話,那就是心存僥倖,同時錯信法庭是尋求公義的地方。就算最後撤銷控罪,都已經花費數年心力了。因此出席的人請抱有被捕和監禁的準備,不夠膽講歷史會還你清白,但是至少你的犧牲不會無人記念,也會贏得很多人的尊敬。

那麼這是在否定抗爭和犧牲嗎?斷然不是。大家熟知的韓國「四月革命」April Revolution)發生在1960年4月,「光州民主化運動」(Gwangju Uprising) 發生在1980 年,可是要到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June Struggle)之後,當時被視為全斗煥接班人的盧泰愚才發表六二九宣言(June 29 Declaration)正式拉開民主化的序幕。然而同時,在1985年軍政府所屬民主正義黨在直選中只是獲得35.3 % 的選票,與反對黨的得票相若,若不是因為選舉法偏袒多數黨,軍政府所屬的民主正義黨根本無法取得半數席位。加上當時南韓需要申辦奧運而非常注意其國際形象,以及還有很多其他因素促成民主化/自由化。在1960年來看,他們的反抗似乎真的「無用」,但是當其他歷史中偶然的因素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時候,就有可能make a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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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錯,抗爭與民主化/自由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概念,而是有很多額外的因素與之結合,只是無人知道這個其他額外因素是什麼變得充分。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講台灣的民主化,其中一個因素促成民主化/自由化,就是長期的反抗,而在反抗的過程中各自在各自的陣地努力,例如是獨立運動、女權運動、工會運動以及環保運動等,最終滋潤了civil society,有助於促進民主化。當然,其實我成日覺得李登輝同蔣經國其實都在民主化中有一定角色,例如1987年才實際取消Martial Law,但是民進黨的候選人已經能夠在1986年以獨立的身分Contest 立委選舉。大佬,盲嘅都知道個D 候選人係民進黨架啦,但係都照選到。But anyways,抗爭需要長期具策略性的perennial struggle,以及借助其他外力。

結論是衝又好,不衝都好。個人選擇應該考慮個人能力,有覺悟者當然不應該阻止,暫時有所顧慮者也不需要自責,因為民主化/自由化是一個很多方面和角度的campaign,涉及本地以及外力的因素。各人分別努力,在民主自由的香港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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